最近有一部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这些地方都广受欢迎，结果没想到，这“封情书”一到新加坡，就让当地主流媒体集体“破防”了，甚至还出动多位资深媒体人发表专栏评论，呼吁当地人警惕这部片子的“统战”意味。
先来看看这片子讲的是什么。投资不到一千五百万、没有任何大牌明星、全片百分之九十五的台词都是潮汕话，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部毫不起眼的小成本电影。但它讲的故事很朴实：一位潮汕阿嬷半个多世纪都在等远赴南洋的丈夫回家，孙子为了帮她还债跑去泰国找这位传说中的富豪阿公，结果发现阿公早就客死异乡了，几十年来靠一封封书信和侨批匿名给阿嬷汇款养老的人，竟然是阿公在泰国的一位女性朋友。
就是这样一部讲情义、讲乡愁、讲素不相识的人也愿意守护一份承诺的电影，放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驻北京特派员沈泽玮却一口咬定，说这部片子是“统战工作的最高境界——直抵人心最软处，用情去完成攻心”。
说实话，我看了这个评论真的有点想笑：请问大陆有一千五百万的投资，请不起大明星、没有任何前期宣发，结果上映第一天排片连百分之二都不到，这叫“统战”？这也太寒碜了吧。
更荒唐的还在后头。联合早报的副社长韩咏梅前几日在专栏中又写道：我虽不认为这部电影有统战目的，但之后铺天盖地的恶意与虚假评论，宣示认知战已经展开，甚至认为有组织地在煽动新加坡种族对立。
好家伙，从一部潮汕电影里看出了“认知战”，这种想象力不去写科幻小说真的屈才了。明明是最先给这部电影贴上“统战”标签的就是联合早报自己的特派员，引发了后续的舆论风暴，现在回过头来反而不承认这把火是自己点的，还倒打一耙说是别人在搞认知战，这招叫作自己扔了手榴弹炸碎了玻璃，然后抱怨别人把玻璃渣子捡起来看了。
网友们戏谑地评论说：好莱坞大片动不动就输出普世价值，我们连批评都不敢说一句；现在中国拍一部充满人间温情、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义”二字的电影，在某些人眼里就变成了“洗脑”。说到底，这根本不是电影的问题，而是内心根深蒂固的双重标准在作祟。
但是，如果说新加坡媒体的过激反应仅仅源于对普通中国亲情的漠视，这恐怕又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他们之所以会对《给阿嬷的情书》如此高度警惕，甚至不惜冒着被网民群嘲的风险来做这个“恶人”，是因为这部片子精准地戳中了新加坡一个痛处。大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始终在回避一个核心问题：一个七成多人口都是华人的国家，到底该怎么面对自己的华人身份？
李显龙曾公开讲过，新加坡华人不再是“落叶归根”，而是“落地生根”。用大白话翻译就是：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祖辈来自广东潮汕，也可以在家里讲潮州话或者福建话，但在公共生活的排序里，新加坡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华人身份排第二，祖先则被放得越来越远。
自李光耀时代开始，新加坡推行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双语政策，强制关闭华文学校，消灭华语方言，试图以“去华人化”为代价换取所谓的“多元和谐”与全球竞争力。这套策略在经济发展上确实取得了成效，但也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当一个主体的民族自断了文化的根，开始在内心深处对自己七十多人口的华人身份充满犹豫和遮掩时，社会上就会出现一种阴晴不定的“身份焦虑”。说白了，就是既离不开这套文化和人脉，又不敢大大方方地承认它，看到任何相关的文化表达都会不由自主地往政治上靠，怕被“有机可乘”。
而且，新加坡这种看上去很美的“种族均衡术”，实施了几十年之后，天平已经开始严重倾斜。统计数据显示，华人仍占新加坡公民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印度裔仅占百分之七点六左右。然而翻开权力名册，情况却跟人口结构大相径庭：现任总统尚达曼是印度裔，外长维文是印度裔，内政部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尚穆根是印度裔。印度裔在高薪岗位和公务员管理岗位的占比，远远超过了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自循环系统。
更值得反思的是，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媒体和公务员系统开始唱衰自己的主体族群华人，甚至有文章公开声称“华人正在内耗，印度裔已经占满了高层官位”。当华侨和海外华人不仅仅应该是一个经济致富的群体，更是文化传承和政治权力的保障时，新加坡的华人群体却在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去中国化”教育改革中变得越来越语言不通、凝聚力涣散。他们主动把自己变成一个“在身份上无比模糊”的群体。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二零二三年新加坡总统大选。一位印度裔候选人尚达曼最终以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而且这其中超过七成的选票来自华人选民。明明有两位华人对手同场竞技，华人选民却亲手把自己族群的主体权力交了给一个不到人口百分之十的少数族裔。也许有人辩解说这是选贤举能的体现。但当一个占比四分之三的庞大族群连选举时都不愿意投给自己人时，这只能说明这个族群在几十年的精神摇撼里，连最起码的集体认同感和文化自信都已经丧失殆尽了。
别人扎紧篱笆抱团向上爬，华人却在忙着自我否定、自我拆解。这种背景下，新加坡媒体看到《给阿嬷的情书》这么一部勾连华人大半个世纪精神纽带的片子，自然会激起一种潜意识的害怕。
他们说这是一部“统战电影”，我倒是想问一句：这片子里有什么政治宣传？有什么宏大叙事？无非就是老太太等老公，朋友替朋友养了一辈子家，孙子寻亲发现人间真情。一部纯粹讲人情、讲信义、讲基本道德的电影，怎么就能把一家正规媒体吓成这样？
更诡异的是，他们在文章中大谈什么“认知战”、什么“后真相时代”，言之凿凿地声称电影上映后有人“挑拨新加坡种族对立”。可真相是，最早把这件单纯的文化事件恶意拔高到“种族对立”“统战武器”的人，不就是他们自己吗？先贴标签，然后宣称标签导致的舆论争议是别人在打认知战，这不光是逻辑的倒错，更是一种欲盖弥彰的心虚。
其实，新加坡可以有另一种选择的。看看我们的另一个邻居泰国，那里的美军基地常年驻扎，一年联合军事演习三十多场，比新加坡更深地嵌入西方军事同盟体系。可泰国的新任总理阿努廷依然可以骄傲地在电视上告诉全世界：我的爷爷是从广东来的，家里每天都说粤语，我是百分百的中国人后代。泰国没有因为国力远不如美国、不敢得罪西方，就逼自己的华裔领袖抹去华人身份的记忆。
再看中东的阿联酋，印度裔人口占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但人家直接在宪法里写死了：总统、国防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必须是本地阿拉伯人。经济的大门可以敞开欢迎全球人才来建设，但政治的核心底线、决策的话语权，一厘米都不会让出去。清晰的界限非但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反而让治理结构更稳定。
看看人家，再看看新加坡自己，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没有任何人逼着新加坡去华人化。这些都是自己选择的路。自己主动削弱了主体的民族认同，却又不能坦然接受主体民族的文化迸发出的任何火花，看到邻居同文同种的兄弟拍个电影就想起了七十几年前的老侨批、看哭了，自己不仅不敢跟着掉眼泪，还得赶紧跳出来高喊一声“这是圈套，别上当”。
说到底，《给阿嬷的情书》根本就没有搞什么认知战，它真的只是一封纯粹的情书。只不过当这封情书投递到某些对自己身份认知早已破碎、对主体文化讳莫如深、对政治权力缺乏安全感的心灵上时，产生了它最不愿看到的共鸣。不是你戳到了它痛处，而是它自己，早就伤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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