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起源地打架？专家：大禹或曾在山西活动|二里头|大禹|山西省|手工业作坊|考古|都城|陶寺

夏朝的故事，其实是从一场“被赶走”开始的。

今天我们在课本里看到的那个“华夏第一王朝”，很容易让人以为：夏人的天下，是在河南一带自然生长出来的。可考古和文献一对照，这个故事忽然变得有点复杂——甚至有点戏剧化：一支原本生活在山西南部的族群，被来自东方的陶唐氏打败、赶走，辗转迁徙到河南，然后在几百年之后，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政权的核心。

这个被驱赶、被打压、又重新崛起的族群，就是后来被叫作“夏后氏”的那一支人。

而我们最熟悉、被写进教材里的那个名字——“夏朝”，很有可能既不是他们自称，也不在他们真正崛起的那片老家土地上出现。

围绕夏朝究竟起源于哪里，几十年来，史学界的争论从未停过。河南？山西？或者二者都有关系？要说清楚这件事，绕不开两块地方：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盆地，一个是山西的晋南地区。

故事要从1959年春天讲起。

那一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带着一堆从《尚书》《左传》《逸周书》《国语》里抄出来的线索，跑到了河南登封、禹县、巩县、偃师一带。他心里的盘算很简单：如果史书说夏、商活动在伊洛一线，那就得下地去找，不能只在书房里瞎猜。

就在这次田野调查中，偃师西南一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地里，徐旭生发现了一处后来名震天下的遗址——二里头。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里会变成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核心证据之一，更没想到它会把整个“夏朝起源地”的讨论搅得天翻地覆。

问题是，一开始徐旭生也没把它往“夏”上面想，他反而更倾向于认为这里是商汤时代的都城所在。直到后来，在距离二里头6公里外又发现了规模更符合商代都城形态的偃师商城，这才慢慢把“商”的帽子摘掉，给了二里头一个新的可能性——“夏都”。

可所有事情的拐点，往往就卡在一个“证据不够硬”。

二里头挖了几十年，出来的东西一个比一个气派：大面积的宫殿建筑群、规整的道路系统、明显带有规划痕迹的宫城城垣，还有青铜铸造作坊、绿松石器制作工场、严格分等级的墓葬系统……一整套“广域王权国家”的标配设施，它几乎全有。

站在考古现场，很难不被它的那种“早期都城气”震住。你能看到一个权力核心在那儿，把资源、人口、技术、礼制统统往自己身上吸，扩散出去的，是一整片区域的文化和制度。

于是，二里头的“王都属性”，在学界基本没什么争议了。

争议在于两件事：第一，它是不是“夏”的都城；第二，我们嘴里的“夏朝”，到底是不是这帮二里头人心里认同的那个“国号”。

2022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正式出版，相当于给出了一个国家层面的“官方意见”：二里头遗址是夏晚期都城斟鄩，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则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换句话说，从时间、空间、文化谱系上看，“夏朝在河南”的证据链，基本已经搭好。

但有个尴尬的问题一直横在那儿——二里头也好、王城岗也罢，挖到现在，压根没有任何一件带有“夏”字或者可以明确对号入座的自证性材料。你说这就是“夏都”，在科学上多少还是会显得有点虚。

所以，包括前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在内的一些学者，很刻意地用一个中性说法来描述它：“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注意，他刻意不说“夏都”。

那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说：二里头就是夏都呢？

麻烦出在一个听上去挺哲学的地方——我们讲的“夏朝”，不一定就是当年那帮人自认的“夏”。

这就像中亚和东欧很多突厥、斯拉夫文献里，把中国统称为“契丹”。对于辽朝来说，这当然是个自豪的名号，可对于面对辽的宋朝而言，谁会把自己叫“契丹”？那完全是别人的叫法。

同样的问题，很可能落在“夏”这个字上。

在目前发现的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当中，根本找不到哪个政权被同时期人称为“夏”。“夏朝”作为一个系统性的朝代称呼，是西周之后才真正稳固下来的概念。原因也不复杂——周人要证明自己是“有夏之裔”，要论证商朝的天下是从夏后氏那儿“合法继承”过来的，于是必须把一个模糊的上古部落联盟，说成一个名正言顺的“朝”。

在此之前，“夏”更多像是一种族群记忆、区域印象，而不是一个清清楚楚写在金属、骨头上的“国号”。

那么，如果二里头没有“夏”的自证材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两种极端可能：

一种是，“夏”确实是某个政权的自称，但那个政权不在二里头，而是在另一个与二里头同时期、甚至有竞争关系的王权中心。只是因为后世对“夏朝”这个名字太熟悉了，一看到时间差不多、规格也差不多的遗址，就自然而然地把二里头往“夏”上面贴。

另一种是，“夏”本来就是一个“它称”，别人给起的外号。这种情况在古代并不罕见。商代灭亡后，商人还自称“商”，但周边诸侯却习惯按地名叫他们“殷”。周人刻在青铜器上的字，干脆就写“殷王”“殷民”。西周时期的曾国，在很多同时期文献中经常被误记为“随国”，也是类似的道理。

如果“夏”是这么来的，那麻烦就来了：我们现在拼命想找“夏朝”的都城、夏朝的起源，很可能是在拿后人的叫法，强行去套一段当事人完全没用过的概念。

那有没有别的线索，能帮我们追踪“夏”这个族群真正的发源地呢？

先看河南这一块。

断代工程之所以坚持把二里头和王城岗看作“早期夏文化”的核心样本，手里并不是完全没文献依据。《逸周书》说“自洛汭延于伊汭，据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国语》里有“昔伊洛竭而夏亡”，《战国策》提到“夏桀之国……庐、皋在其北，伊、洛出其南”。这些话凑在一起，至少能说明一点：在先秦人心里，伊洛地区是和“夏”的活动范围有关系的。

加上现在二里头、王城岗这些考古成果，时间上接得上，空间上对得上，文化面貌上也确实呈现出从区域性聚落向广域王权演化的迹象，于是“夏在河南”的说法，就一步步站稳了脚跟。

但如果把文献摊开仔细看，会发现一个细节：这些记载大多是在说“伊、洛在夏朝境内”，并没有一句话明确指出“夏都就在偃师”。至于“夏起源于河南”，更谈不上。它们说的是“夏时期的地理范围有伊洛”，不是“夏就生在伊洛”。

相反，我们去翻《左传》《竹书纪年》《吕氏春秋》《世本》，会发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线索——夏人早期活动的舞台，很可能在山西南部。

《左传》说“唐、虞及夏同都冀州”；《竹书纪年》写尧、舜、禹“帝继位，居冀……启归于冀都”；《吕氏春秋》一针见血：“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世本》则说“禹都平阳”，平阳就是今天山西临汾一带。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文献里，山西南部被直接叫作“夏墟”“大夏”。晋国自身在讲祖宗故事时，说过一句很关键的话：“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唐，就是今天临汾附近那片地。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史记》《尚书》里写得云里雾里的“鸣条”，也被不少学者认为在晋南。

在古人眼里，这一片地方，是夏后氏活动的老地盘。

当然，光凭这些文献，我们也不能说“夏朝一定起源于山西”，毕竟夏代晚期确实有大量迁都记录，晋、豫、鲁一带都出现过夏后氏统治痕迹。文献能证明的顶多是：平阳一带曾经是夏人的一个重要都城或核心活动区，而不是他们的唯一起点。

真正让这个“晋南—夏族”假说有了硬底座的，是陶寺遗址的挖掘。

陶寺在哪儿？就挨着今天的山西临汾。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龙山文化遗存，时间大致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之间，比二里头要早好几百年。

陶寺一开始不是奔着“夏”去挖的，它真正吸引人的是另一个名字——尧。

大量的考古细节显示，陶寺的地理位置、年代、文化面貌，与史书记载中的“尧帝陶唐氏”的形象高度吻合：大规模宫城、规整布局、精致的礼器、复杂的社会等级，还有那座气象学意义极强的观象台遗迹。从这些物质资料上，可以拼出一个以陶寺为中心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早期王权形态。

在陶寺遗址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的何努曾公开表示：“经过40多年的考古，我们初步建立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

如果尧舜之都确实在陶寺，那么《逸周书》里记载的一件事，就突然有了非常具体的考古影子——唐伐西夏。

书里面怎么写的？“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简白一点讲：有个叫“西夏”的政权，不讲武备，不修城池，讲究恩惠奖励但又拿不出多少真东西，结果被陶唐氏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个西夏也就被灭了。

对照陶寺周边的地层堆积，图景就清晰了起来：

在陶寺文化进入晋南之前，这里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庙底沟二期是什么特征？典型器物是筒形罐、釜灶、扁壶，陶器篮纹明显，又没有发现城址遗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防御性比较薄弱、聚落体系相对松散的文化群体。

陶寺文化进来之后，情况突然变了：晋南地区出现了大量带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器物——高领折肩壶、折肩罐、折腹盆，还有猪骨随葬的习俗。这说明，一个带有明显东部文化因素的新势力进入了晋南。而与此同时，一个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拔地而起，中期更是扩展到接近280万平方米。

原来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没有城，防御弱；新的陶寺文化，城墙修得好好的，防御系统全开。这种“城郭突然出现”的变化，和《逸周书》里那段“西夏城郭不修，被唐氏打败”的记载，对应得几乎有点过于巧合。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庙底沟二期文化看作《逸周书》里的“西夏”，那么陶寺文化，就是那个打败它的“唐氏”。

这一推断，并不止于纸面上的游戏。《左传》里有一段范宣子讲家族史的话：“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配合晋南“夏墟”这个称呼，可以看出两层意思：第一，“夏”这个族群在古人记忆中确实存在；第二，陶唐氏和夏后氏之间，存在过实打实的恩怨纠葛。

考古材料再往后翻，就能看出这段恩怨的大致走向。

当大汶口文化从东向西进入山西，形成陶寺文化后，原本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那支人，被挤到了什么地方？

现有研究的结果是：庙底沟二期的文化因素，从晋南往西南方向，经运城盆地进入豫西和豫中地区，与当地土著秦王寨文化融合，形成了谷水河类型。再往后，谷水河类型发展为王湾三期文化，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套河南龙山文化，又是二里头文化最主要的源头之一。

链条就这么接上了：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 → 经运城南下 → 豫西、豫中谷水河类型 → 王湾三期（河南龙山文化） → 二里头文化。

从文化谱系上看，二里头人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河南人”，而是带着庙底沟二期那套传统一路西南流动过来的族群后裔。这样一来，《逸周书》里的“西夏”、大量文献中的“夏后氏”、考古学上庙底沟—谷水河—王湾三期—二里头这条线，就被串成了一个连续的故事。

也就是说，被陶唐氏从晋南赶走的那批“西夏”，极有可能就是后来在河南建立夏政权的这一支族群。

至于陶寺和尧、舜、禹的关系，也不是凭想象。陶寺遗址时间跨度近400年，考古学家把它划为早、中、晚三期。在早期与中期之间、中期与晚期之间，都能看到权力更迭的痕迹，有一次相对平和，有一次伴随明显暴力破坏、建筑废弃。

如果把文献中“尧传舜，舜禅禹”的顺序跟这条考古时间线对比，会发现一种宏观上的呼应：先是一个强势城邑的兴起（尧）、然后平稳的权力移交（舜）、接着是一次伴随冲突的权力再分配（禹）。高江涛曾在公开讲座中说，“陶寺与尧之间可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且不排除舜、禹在此待过的可能性”，说的就是这种宏观对应。

那夏后氏是什么时候从“被驱逐者”变成“联盟核心”的？

从目前考古与文献的交叉来看，大概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陶唐氏自东方进入晋南，打败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所在的“西夏”，建立以陶寺为中心的部落联盟。被击败的西夏族群，向西南、南方向迁徙，经运城盆地进入豫西、豫中，融入当地土著文化，成为谷水河类型和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漫长的时间里，这支族群并没有彻底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以臣属身份重新参与了以陶寺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体系。随着时间推移，这支族群的实力逐渐增强，到大禹时代，已足以成为联盟的核心。

但权力交接不可能一帆风顺。大禹要接过联盟首领的位置，自然会遭到此前掌权的虞舜系族群的强烈抵制。《史记》里的那句“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文字很含蓄，实际很可能指的是：原本联盟中心（陶寺）还握在舜族手里，大禹无法在晋南顺利站稳，只好退一步，在阳城（对应今天河南登封—偃师一带的王城岗一线）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权力中枢。

从这个角度看，夏政权早期的“都城”，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点，而是在晋南和豫西之间摇摆。文化上，他们既带着庙底沟—谷水河这条系谱的遗产，也吸收了秦王寨等在地文化的成分。

再往后，到了约公元前1900年左右，晋南发生了另一场巨变——以老虎山文化为代表的新力量南下，对陶寺等聚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陶寺城废弃，早期“尧舜之都”的辉煌直接画上句号。

与此同时，河南偃师一带，在王湾三期（河南龙山文化）和新砦文化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出了一个更成熟、更具有扩张性的政治中心——二里头文化。

从体量、规划、手工业控制、礼制体系等综合指标来看，这里的确出现了中国考古意义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断代工程会下这么重的笔墨，把二里头认定为“夏晚期都城斟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