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12日这一天里，有两个女星接连发律师声明——
白鹿和马思纯。
前者告黑，后者维权，虽然事儿不一样，但协助发声的机构都相同——星权律师事务所。
提到星权，吃瓜群众应该不会陌生——在内娱，星权几乎成了明星维权的“固定搭子”。
不过，很多人的疑问是，一家并不算老牌的律所，为什么能拿下这么多明星客户？为什么它代理的不少顶流经历塌房风波之后，依然有大量艺人继续找它？
对此，某业内知情人士汪纯（化名）向「文娱春秋」透露，星权之所以能得到明星青睐，很大程度上是用了一套“零基础全风险代理”的模式，在吸引娱乐客户上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15年，创始人为朱晓磊。
朱晓磊是山东烟台大学法学院2001级学生，2008年硕士毕业后，在北京做起了实习律师，是不折不扣的“北漂”。
上述知情人汪纯对朱晓磊的评价是：很拼，也很会开拓市场，“他以前应该是在山东读的大学，之后背着包来北京闯荡，挺典型的北漂律师。”
早在2009年，朱晓磊就盯上了一块当时还没人认真做的市场——艺人们的名誉维权，在当时执业的律所牵头办了一个“演艺维权中心”，专门承接名人维权的案子。据说，当时朱晓磊常留意报端杂志上的一些明星报道，在掌握了侵权情况后，就想办法联系到该艺人团队。
在星权挂牌前后，朱晓磊就因代理了李连杰诉大旗网、向华强诉人民网等名誉权案在圈内有一定名声。后来，杨幂、刘诗诗、吴奇隆等陆续出现在他的客户名单上。
朱晓磊还上过《天天向上》，对着镜头讲网络暴力里的法律常识。
对很多艺人团队来说，打官司既麻烦，也不一定划算，尤其是名誉权、肖像权案件，赔偿金额通常不高，最后判下来几万块钱，公开道歉下，账面上未必好看——所以，“值不值得折腾”就是考量之一。
而朱晓磊和他的星权，则把这个门槛“打下来”了。
汪纯向「文娱春秋」透露，星权能快速打进艺人圈，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案子都采用了“零基础全风险代理”模式。
什么是“零基础全风险代理”？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律所先免费帮艺人打官司（有时候甚至垫资诉讼），打赢了，再从赔偿金里分成；打输了，艺人一分钱不掏。一定程度上，这有点像是律师行当里的“分佣”模式。。
这对艺人团队来说，是划算的。毕竟不用先花一大笔律师费，赢了还能拿赔偿，还能让黑粉道歉，顺便给粉丝一个交代。试一试，好像也没什么损失。
在律师界，这个模式不新鲜，也不是星权的发明，但很多律师不愿意这么干。汪纯透露：“律师的劳动本身就有价值。你不能说案子输了，前面的智力劳动就不算钱了。很多律师不是太接受这个模式。”
对律师来说，前期要看材料、做取证、查主体、写文书、跑程序、和法院沟通。一旦输了，时间、人力和精力，基本都打了水漂。
汪纯认为，法律服务多少带点“半奢侈品”的意思——日常遇上纠纷，大家习惯私下摆平，谁也舍不得先掏一大笔律师费，去打一场不知输赢的官司。
星权能够接受不要这笔前期款，艺人自然愿意试一试。只要有一个有分量的艺人尝到甜头，消息就会在艺人和经纪人圈里口口相传，后面的人跟着就来了。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案件越来越多时，律师和法律服务机构究竟能投入多少精力去研究每一个案件？当维权越来越标准化、流程化，个案处理质量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汪纯坦言。
不过，对星权来说，艺人维权不再是一个个孤立案件，而是一套可以互相借鉴甚至复制的流程——标准化了。有些起诉，是艺人发起，比如某自媒体侵权，但不少案件都是星权主动发起。
单看一桩，钱不多，最多几万块加公开道歉；可一旦是大面积侵权，案子“走量”攒起来，数目就比较可观。何况很多这种案子根本走不到公开宣判，诉前靠调解、仲裁就非公开地了结了，算是一块“稳定的现金流”。
这也是为什么明星并不一定在乎那几万块钱，但律所和团队依然愿意推进。艺人在乎的是名誉和商业形象，律所在乎的是批量案件的回报，经纪公司在乎的是给粉丝和品牌一个态度。
各取所需。
朱晓磊
星权真正做的生意，不只是法律服务，还有一种确定感。
艺人一出事，最先乱起来的往往不是外部，而是内部——粉丝催工作室，工作室催宣传，宣传催法务，经纪人催律师。品牌在观望，平台在看风向，对家粉丝在添柴，营销号在等第二波流量。
这时，一份律师声明（或是律师函）就像创可贴，它不一定能解决伤口，但至少能让流血的伤口暂时止血。它有法律功能，但公关功能更明显。（事实上，律师声明和律师函不一回事，前者是发给不特定的大众，后者则是只发给特定的某一方，但本文不做区分。）
律所发声把艺人本人往后撤了一步，不是明星本人出面，而是律师以第三方身份出来说话。语气严肃，格式规范，盖章醒目，天然自带一种“别闹了，我们要动真格”的气势。
尤其在饭圈语境里，律师代为发声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如此一来，工作室可以交差：“我们一直在保护艺人。”粉丝会跟黑粉说：“看见了吗？已经要告了。”
不过，这招用多了，问题也就来了。
艺人委托律师发声，不能说明艺人一定清白；它只能说明某些言论可能涉嫌侵权，不能证明所有争议都不存在；它更不能替代事实调查。
比如，2021年吴某某性侵事件，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星权的律师声明成了笑柄。
当年事件发酵初期，吴某某方面曾通过星权发布严正的律师声明，完全否认相关指控，并表示将追责。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但站在律师角度，有另一层复杂性。在较短时间内律师并不能洞悉所有事实，客户给什么材料，律师就基于现有材料判断。如果艺人没有告诉律师全部事实，律师不一定能预判后续反转。
汪纯向「文娱春秋」表示，律师作为代理人，很多时候只能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和证据来写声明：“艺人团队强烈要求发，律师前期若没看到明显风险，无法说服艺人团队，也不得不配合发。”
朱晓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如果（律所）对虚假内容并不知情，仅依据艺人的单方面陈述发布声明，通常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若艺人的虚假陈述给经纪公司或律师造成了损失，后者有权向艺人追偿。”
这在职业逻辑上可以理解。但在舆论逻辑中，公众很少区分“代理客户发声”和“为客户事实背书”。当律师用高度确定的语言介入一个信息不完整的娱乐事件时，他很难只停留在“代理人”的位置上。
如果事情顺利，它就是武器，如果事情反转，它就是回旋镖。
不过，在吴某某、李某某等顶流塌房后，星权虽然成为一时的众矢之的，但没有影响它的生意，明星艺人还是络绎不绝的上门。
汪纯向「文娱春秋」分析，首要原因就是它用零基础全风险代理模式，降低了艺人团队的决策门槛。其次，律所的负面在圈内的实际影响，和外界的直观感受之间，本就有偏差——“就像一个大品牌出过公关危机，后头照样也有人买”。
至今，星权代理了上百位艺人的案件，早在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星权律所高级顾问丁相顺就曾透露“娱乐圈三分之一的当红明星都是他（朱晓磊）的客户”。
外界看星权，最容易看到的是明星律师声明——他们确实爱代替艺人发声明。
而在业内，不少律师对星权频繁发律师声明的行为多有质疑，也有的甚至不屑。
在他们看来，很多娱乐事件初期信息都不完整。艺人团队情绪很急，粉丝压力很大，舆论变化很快。律师如果贸然站出来，用非常绝对的语气说“严重失实”“恶意造谣”“将追责到底”，后面一旦出现新事实，律所自己的信用也会跟着受损。
“律师声明是一把双刃剑。”律师语言天然追求确定性。但在舆论场里，没有什么事儿是真的确定的——虽然大家都在调侃“微博升堂”，但社交媒体毕竟不是法庭。法庭讲证据链，舆论讲情绪、时机、观感和反差。
一个律师觉得没有问题的表达，到了微博上可能就变成挑衅；一个律师觉得足够克制的措辞，到了粉圈可能被当成冲锋号；一个律师以为能平息争议的声明，反而可能把事情重新送上热搜。
这几年，很多艺人团队其实都吃过这个亏。
有些事本来已经降温，声明一发，等于把网友重新叫回来围观；有些事本来是小范围争议，声明一发，大家开始考古、截图、扒旧料。还有些事，艺人团队想要的是“吓住对方”，但公众看到的是“你急了”。
对此，朱晓磊2025年7月在接受《中国新闻网》采访时，也曾做过反思，他说，“从艺人、公司的角度，声明不服众，民事诉讼的周期过长，而谣言对艺人的伤害过大，动辄数亿人次浏览量，仅能通过报警的方式来快速表明自身态度。长此以往，维权成本将不断攀升，不仅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也可能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当然，明星有权维护自身名誉权、肖像权，造谣、辱骂、盗图、AI换脸，都应该付出代价。普通人也不能因为对方是明星，就觉得自己可以随便攻击。但另一边，明星也不能把律师声明当成万能盾牌。
当维权对象从恶意商业侵权者逐渐扩展到普通公众时，社会自然会追问：“除了诉讼之外，是否还有教育、提醒、整改等更合适的解决方式？诉讼是否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
而且，网上打嘴仗的粉丝、黑粉，很多都是学生，有的甚至是未成年人……在追星文化和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仅仅因为表达喜爱、参与讨论或者分享内容而卷入法律程序，即便最后只是和解、撤诉或者承担少量赔偿，也可能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心理压力。
在实际案例里，有的律师遇到过某明星告黑粉，但该“黑粉”前来咨询是否会影响考公的情况。所以，部分律师认为，在强调明星权利得到保护的同时，未成年人、公众教育以及法律谦抑原则，同样值得重视。
的确，公众有合理质疑的权利，媒体有监督报道的空间，消费者有评价艺人商业行为的自由。真正该被追责的，是造谣、侮辱和恶意侵权，而非所有不顺耳的声音。
星权正好就站在这条边界线上——它既是明星维权的工具，也是艺人公关的某种附属配件；既帮助艺人对抗侵权，也因为过度卷入舆论战而不断消耗自己的信用。
如何拿捏分寸，可能就考验星权掌舵人朱晓磊的智慧了。
撰稿｜筱熙
策划｜文娱春秋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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