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六月，浙江绍兴上虞县。53个倭寇登陆上岸，一路向北横穿浙、皖、苏三省，攻破二十余座州县，直逼南京城下。
这股倭寇转战三千里，杀伤明军四五千人，包括一名御史、两名指挥、两名把总。南京城内12万驻军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八十余天后，这股倭寇才在苏州浒墅关被优势兵力围歼
这是大明王朝最耻辱的一页，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股倭寇里，真正的日本人不到20个，剩下的全是中国百姓
整个明朝两百七十六年，倭寇之乱从未断绝。朝廷耗费数千万两白银，动用戚继光、俞大猷等无数名将，都没有根除。
可清朝入关后，倭寇之乱竟然消失了。困扰明朝两百年的顽疾，清朝是怎么解决的？
海禁之祸：倭寇的本质从来不是外患
倭寇不是单纯的日本海盗。《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
《明世宗实录》也直言：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十个倭寇里，只有三个是真正的日本浪人，剩下七个全是中国沿海的百姓。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防范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下令实行海禁。《明太祖实录》记载：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片板不许下海，禁止民间私自出海贸易，所有对外交往只能通过官方朝贡的方式进行。这种朝贡贸易，其实就是朝廷垄断了所有海外利润，民间不得染指。
东南沿海的百姓，世代以海为生。海禁断绝了他们的生计，走投无路之下，只能铤而走险，做起了走私生意。
为了对抗官府的围剿，他们组建武装集团，勾结日本浪人，打着倭寇的旗号劫掠沿海
明初的倭寇，确实以日本浪人为主。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战乱中溃败的武士流落海上，侵扰明朝沿海。
但此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完善，倭寇的规模和影响都很小。真正让倭患愈演愈烈的，是嘉靖年间的严苛海禁。
嘉靖大倭乱：越剿越烈的死循环
王直是嘉靖年间最具代表性的倭寇首领，他是徽州歙县人，出身普通，但有过人的商业头脑。当时明朝海禁森严，正经的海上贸易被完全禁止
王直带着同乡出海，做起了走私生意。后来他跑到日本萨摩洲的松浦津，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自封“徽王”。手下掌控着三十六岛的日本浪人，成了当时东亚海上的霸主。
王直多次派人向明朝朝廷上书，请求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自由贸易。他承诺愿意帮助朝廷剿灭其他海盗，维护海上秩序。
胡宗宪担任浙直总督后，深知武力无法解决倭患。他派人招降王直，承诺只要他归顺朝廷，就会开放海禁，让他合法主持海上贸易。
王直相信了胡宗宪的承诺，带着少数随从上岸接受招安。结果浙江巡按王本固不顾胡宗宪的反对，强行将王直逮捕。王本固是朝中清流领袖，与严嵩一党势不两立。
胡宗宪是严嵩的门生，王本固想借杀王直打击严党，根本不顾东南百姓的死活。嘉靖三十八年，王直被斩首于杭州宫港口。临死前他长叹：死吾一人，苦两浙百姓十年
王直的死，直接点燃了倭患的火药桶。他的部下群龙无首，开始起兵报复。徐海、陈东、麻叶等头目带领倭寇四处劫掠，战火席卷了整个东南沿海。
明朝朝廷调集重兵围剿，戚继光训练戚家军，发明鸳鸯阵，在台州九战九捷。俞大猷率领水师，在海上多次击败倭寇
但倭寇就是无法根除，剿灭一批，又会出现新的一批。谢杰《虔台倭纂》一语道破真相：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根源在于海禁政策没有改变，只要“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百姓加入倭寇。
沿海的豪门大族，才是倭寇最大的幕后老板。他们暗中勾结倭寇，为他们提供情报和补给，走私的利润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腰包。
这些大家族在朝廷里都有代言人，官府根本不敢得罪他们。明朝的海禁，只禁百姓，不禁士绅
地方官为了脱责，更是把所有劫掠事件都上报为“倭寇进犯”。明明是本地百姓因为活不下去起兵反抗，到了朝廷的奏折里，就变成了日本倭寇入侵。
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让倭患愈演愈烈。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打了十几年，耗费了朝廷数千万两白银，就是无法完全平定。
隆庆开关：治标不治本的妥协
嘉靖帝死后，隆庆帝继位。此时明朝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东南沿海的倭患也让朝廷不堪重负
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朝廷，直言海禁只会逼民为盗，唯有开放通商、合理收税，才能既安定沿海又充实国库。
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务实派指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隆庆元年，隆庆帝做出决定，开放福建漳州月港，允许民间商人出海贸易。
这次开放有着严格的限制，只允许从月港出海，禁止其他港口参与。只允许去东西洋贸易，严禁前往日本。
所有出海船只必须申请“船引”，也就是贸易许可证，明确航行目的地和船员人数，还要缴纳引税。船只回航时，必须回到月港接受检查和征税。
隆庆开关后，大量商人合法出海，走私贸易大幅减少。本来靠走私为生的百姓，转行做了合法商人。
倭患因此大幅减轻，大规模的倭寇劫掠再也没有出现过。但因为对日贸易仍然被禁止，针对日本的走私依然存在。零星的倭寇活动，一直持续到明朝玩完
清朝迁界禁海：釜底抽薪的极端手段
清朝入关后，面对的海上威胁比明朝更复杂。除了零星的倭寇，还有郑成功的南明水师在东南沿海活动。为了断绝郑军的补给，清政府祭出了比明朝更极端的招数，就是迁界禁海
顺治十八年，一道圣旨传遍沿海六省。山东、江浙、福建、广东各省沿海村庄居民，全部内迁三十至五十里。
《清世祖实录》记载：凡迁移地方，尽行烧毁房屋，寸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清军带着刀枪驱赶百姓，烧毁所有房屋、渔船和庄稼，在海岸线筑起一道无人区。
政令下达得雷厉风行，地方执行起来更是毫无人性。迁界时限只有三天，逾期不迁者一律斩杀。每隔十里便修筑一座墩台哨所，沿线挖掘隔离壕沟，派八旗兵驻守。
一旦发现有人越界，当场格杀勿论。地方保甲实行连坐制度，一人偷渡，全家处死，邻居也要受到牵连。
这种极端政策，虽给沿海百姓带来了灾难，可也意外击中了倭寇的命门。倭寇劫掠依赖两个条件：沿海据点的补给，以及与本地百姓的勾结
迁界禁海后，海岸线成了死亡线。倭寇上岸后，找不到粮食，找不到向导，也找不到内应。别说劫掠，连活下去都困难。
而且，清朝的海禁执行力度远超明朝。明朝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士绅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朝廷根本动不了参与走私的沿海大族。
清朝是皇权独大，八旗兵直接听命于皇帝，不用看士绅的脸色。一旦发现走私，连地方官都要革职治罪。这种高压管控，让走私活动几乎绝迹
日本锁国：掐断倭寇的源头
就在清朝实行迁界禁海的同时，日本那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633年到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连续颁布五道锁国令。
禁令规定，日本船不许出海，日本人偷渡出海，回来就砍头。已经在国外的日本人，不准回国。只允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在长崎进行有限的贸易。
德川幕府锁国的目的，是禁止天主教传播，巩固自身统治。但客观上，也切断了日本浪人出海劫掠的通道。
以前那些靠出海劫掠谋生的日本浪人、武士，连出海的门都没有了。倭寇的“倭”字源头，就这么被自己掐断了。
日本战国时代结束后，德川幕府统一了全国。战乱平息，没有了溃败的武士和流离失所的浪人。幕府加强了对各地大名的控制，不允许他们私自与海外往来。
那些为倭寇提供基地和装备的九州大名，再也不敢暗中支持海盗活动。
一口通商：断绝走私空间
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湾湾。随后废除迁界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港口进行对外贸易。
乾隆年间，又关闭其他三个港口，只保留广州十三行。所有对外贸易由官府垄断，民间商人只能通过十三行进行交易。
《粤海关志》记载，十三行制度下，所有进出口货物都要经过官府审核，关税由十三行统一征收。
官府严格控制出海船只的数量和规模，禁止私自建造大型商船。任何走私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货物没收，人员处死
这种官府垄断的贸易制度，把所有海外利润都收归朝廷所有。民间商人只能通过十三行赚取微薄的佣金，走私再也没有了暴利空间。没有了走私，也就没有了倭寇。
明朝的倭患，从洪武年间一直持续到崇祯末年，伴随了整个王朝。隆庆开关虽然减轻了倭患，但没有彻底解决。
清朝入关后，通过迁界令、闭关锁国和日本锁国令的三重作用，根除了倭寇之乱。此后两百多年，东南沿海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倭寇劫掠
倭寇之乱的根源，不是日本海盗的入侵，而是封建王朝垄断贸易的产物。当朝廷把所有海外利润都据为己有，百姓就只能拿起武器，自己去抢。
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朝亡于海禁，清朝更也亡于海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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