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不少很多关于右与左、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章，如果想要为这些文章举个生动一点、一看就懂的例子，那就是过去很火的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关于如何赈灾的辩论。
大灾之年，百姓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朝廷拨下赈灾粮。面对救命的粮食，纪晓岚和和珅截然不同的做法，吵出了千古以来最真实的两种人生、两种思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想主义和保守现实主义。
彼时清朝正在闹灾荒，乾隆帝派和珅赈灾。他手下的贪官却将救济粮换成了牲口吃的麸糠和草料。纪晓岚知道后痛心疾首，便与和珅对峙，谁知和珅竟然说出“灾民不算人”、“一斤粮食能够换得三斤麦麸，以此救活更多人”等言论。
纪晓岚或是从未听过这种说法，直呼和珅不是人，明明一民一子皆是大清子民。况且朝堂拨了如此多的救济款，何来换粮食之说？和珅却反问纪大人：“你亲眼见过灾区是什么样的吗？你看到过吃观音土活活撑死的人吗？”
纪大人虽心系百姓，到底在上层社会待久了，居然连观音土是什么都不知道
和珅继续道：“你以为我只知贪财、毫无人性？你以为易子而食只是史书上的寥寥数字？我亲眼见过！那就是锅里的一堆肉啊！我心都凉了！”
纪晓岚有些底气不足：“赈灾款不够，再问朝廷要啊！”这番天真的言论，只把和大人逗的想笑，征大小金川、平准格尔部，国库分明只是一个空壳子，哪来的钱去赈灾？
纪晓岚想到了什么，情绪复又激动，细数大小官员层层贪污之事。和大人这次居然没有反驳，可吐出来的话，如同蛇信子一般无情：“救民先救官，官都活不了？拿什么救民？只有喂饱了官员，他们才能去卖命！”
这番“贪污受贿有理”的旷古谬论，必然没有得到“食君俸，为君分忧”的纪大人的认可。于是和珅继续问道：“古往今来多少清官多少贪官？”
纪大人回道：“清官如凤毛麟角，贪官如黄河之沙。”
和珅说：“对啊，那我不依靠他们，我依靠谁啊？啊，我这个军机大臣，要是没有他们撑着，那就是个屁，我容易吗？”
当时看戏，只觉得纪晓岚清正廉洁、心怀百姓，是绝对的好人；和珅贪赃枉法、油滑世故，是彻头彻尾的坏人。但随着年岁渐长，看透人情世故和世间规则后才明白，这场争吵，从来不是简单的善恶之争，而是“应该怎样”的理想，和“只能这样”的现实最真实的碰撞。
纪晓岚的逻辑特别简单、纯粹，也是普通人最共情的逻辑。
灾粮是朝廷给灾民救命的，一粒都不能少，一分都不能贪。就该干干净净、足额足量，分到每一个受苦的百姓手里。官吏不许克扣，不许动手脚，所有人都该守规矩、讲良心，让苦难的人得到应有的帮扶。
这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也是大众认知里偏左翼的思维。
理想主义者的一生，都在追求“世间本该有的样子”。他们心怀正义、坚守底线、心有悲悯，看不惯黑暗、容不得不公。他们相信规则、相信善良、相信公平，认为只要人人坚守道义、恪守本心，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但理想主义最大的短板也格外明显，太纯粹，太脱离现实。
纪晓岚只盯着“赈灾粮必须纯白、足额发放”的道德标准答案，却忽略了最残酷的现实问题。灾年灾民数以万计，朝廷的粮食根本不够所有人吃饱；天下官吏万千，人性本就趋利，没有利益驱使，没人愿意真心干活。
他追求绝对的公平和完美的道义，却解决不了眼前最迫切的问题——让更多灾民活下来。空有一腔善心，却没有落地的手段，最后大概率是，规矩守住了，道理讲通了，粮食不够分，大批灾民依旧饿死。极致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是无用的善良。
反观和珅，人人骂他贪官污吏，但他的赈灾逻辑，恰恰吃透了现实社会的运行规则，也就是最真实的保守现实主义。
和珅的做法人人诟病，把赈灾粮掺进大量糠麸、沙石，粮食变得粗糙难以下咽，看似是糟蹋救命粮、克扣百姓。
但他说了一句最通透、也最残酷的大实话，纯粮太少，根本救不了所有人，掺了糠麸，粮食的数量就能翻几倍，才能养活更多灾民。
这就是保守现实主义的核心：不看理想的“应该”，只认现实的“能够”。
保守主义者从不高估人性，也不幻想完美世界。他们清楚，人性本私、人人趋利，任何体系本都有漏洞，社会永远不可能绝对公平，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完美的规则永远无法百分百落地。
所以和珅不追求干净完美的赈灾流程，他选择妥协、变通、利用规则。
他默许官吏从中捞取好处，用微小的利益绑定层层官员，让整个官僚体系动起来。官员有甜头可拿，才会愿意跑腿、愿意落地、愿意真的把粮食发到灾民手里，而不是层层截留、彻底摆烂。
他放弃了绝对的道德完美，舍弃了虚无的体面规则，只为守住唯一的底线：让尽可能多的灾民活下去。
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底色：接受世界的不完美，用不体面的手段，解决最根本的生存问题。
纪晓岚说的话，大义凛然，充满正能量，所以就成了人人敬仰的“铁齿铜牙”；和珅呢，尽管干了不少脏活累活，但依旧成为千夫所指的“贪官”，杜小月嘴里的“和胖子”，纪晓岚口中的“和二”。
所以，人人都想当纪晓岚，人人都痛斥和珅，至少表面是这样。
但要论真正解决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往往是“和珅”这样的现实主义者，而非纪晓岚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想起前些年经济学家茅于轼主张经济适用房不带内部厕所，惹得网络一群正义之士群起攻之，说这个主张是不把低收入者当人看，和纪晓岚的想法何其相似奈尔。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招来清议纷纷。这些清议，只讲情理，全不顾国势，他们不负实际责任，只凭着一张嘴巴，一旦惹出祸来，他们都会躲得远远的，还得要做事的文武们去收拾局面。他们哗众取宠，博得舆论的支持，对局中人掣肘甚剧，老辣如曾国藩者亦无计可施。后来接替曾国藩的丁日昌就这样说过：“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视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
古往今来，凡是耍嘴皮子的，总爱唱高调。古代是满口忠君爱国、忠孝节义；现代则是爱国不离口、革命不离手。凡是干实事的，都有点不识时务，明知一件事不好干，也有可能干不成，即使干成了也要背上“汉奸”、“卖国”的骂名，但也要劳神费力地去干。结果，干实事的总打不过耍嘴皮子的。
现在仍是如此。君不见，网上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满嘴宏大叙事的专家如张维为等、以底层民众代表自居的网络大V如司马南等；最受攻击的，莫过于说点实话的学者如张维迎等、干点实事的企业家如柳传志等。
可以预料，这篇文章也会挨骂，因为你竟敢说和珅的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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