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天，山西大同石家寨村。几个村民在村西南打井，几镐抡下去，刨出来几块灰砖，砖上刻着字。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乡蹲下来看了几眼，脸色变了——别挖了，底下怕是有墓。
消息报到市里，大同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赶到了现场。带队的人叫解廷琦。那时候塞北的十二月，气温掉到零下二三十度。手伸出来几分钟就冻麻了，但他们只能从一个盗洞钻进钻出，一寸一寸往外扒拉泥土和文物。解廷琦后来回忆，他在那个冬天从冰泥里伸手进去掏东西，摸到什么算什么，有时是石头，有时是陶片，有时是手指头碰到一件捏出来的小陶人脸上还保留的彩绘，瓦亮的，像刚从一千五百年前烧出来的一样。
墓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前室、后室、耳室，全长加起来超过45米，用掉的砖超过五万块，每块砖上都印着"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几个字。光是这个排场，已经比同时代的大部分北魏贵族高出一大截。后来清理完毕，四个墓室一共出土了450多件珍贵文物。但最让解廷琦和专家们惊讶的，是古墓入口顶部那个早年间挖通的盗洞。
墓被盗过了。
不止一个洞。有的盗洞是历代留下来的，有的是更晚近被人重新挖开的。但说来奇怪，盗墓贼进来后，墓里最值钱的金器、银器和玉器全被搜刮走了，偏偏墓室后头那群密集堆在一起的陶兵、陶马、陶骆驼，几乎一具都没被碰过。
对盗墓贼来说，那些陶罐儿不值钱。沉，搬起来费力气，扛出去没几个钱。
对考古队来说，这些东西是刻着一个王朝命脉的活化石。北魏已经灭了将近一千六百年，鲜卑人的甲胄长什么样、骑兵怎么布阵、步兵举的盾画什么兽纹，史书上写的远不如陶俑排出来的阵型说得清楚。一共超过360件，光陶俑就有大约200多个，是国内迄今发现的北魏时期规模最大的俑阵。
这批陶俑大多是釉陶烧的，灰绿色，施一层薄釉。最小的只有巴掌大，最大的也不过三十来厘米。前面是披甲的骑兵队列，战马矮壮，四肢粗短，但强韧有力，是典型的蒙古马。几十匹马并排站着，骑手垂裙帽、窄袖长袍，兜鍪护住头顶。中间是举旗扛伞盖的步卒仪仗，两个人一组，一个持长条盾，一个握矛。盾上画着兽面，大嘴半张，眼睛瞪圆。步兵后面是乐队。再后面是仆役队伍，女侍捧着盘，男仆抬着食盒，还有牵骆驼的。骆驼两个驼峰之间搭着货物，是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人常赶的款式。
后来这360多件陶俑，被大同市博物馆的修复人员一片一片地粘接拼合。清洗碎片时，不少陶片长度不到五厘米，像马腿、前蹄、持械的手臂，标上数字，按类码开，最后拼出来的完整数量有238件。这批陶俑被摆成一条纵队的阵型，按照墓葬原样的排列方式复原展出。
但墓里最能引发考古学界争论的，不是陶俑。是那几块碎了一地的木板漆画。
清理过程中，解廷琦从土里捡出来几块残碎的木料和红色涂层，后来拼接出比较完整的木板漆画共有五块。画上画的是《列女传》《孝子传》里的古代女子和先贤，用朱漆打底，黑漆勾线，辅以黄、白、青绿彩绘，人物神情温婉，衣带飘垂，画风空灵飘逸，跟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几乎一个路数。
这里的争议在于：司马金龙墓在北魏平城，离东晋的南京隔了几千里地。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敌对，南方的画迹和画师不容易传到北方。那这些漆画到底是谁画的？如果是南方传过来的，怎么传？如果是北方人自己画的，北方的画工如何掌握南朝的笔法、题材和神韵？
一时间学术圈吵成一锅粥。有人说这些东西是司马金龙的爹司马楚之当年从南方带过来的。司马楚之原是东晋皇室后裔，归降北魏时带去了南方的文化和工匠，顺带把顾恺之的粉本也传到了北方。另一派学者认为北方本来就有汉魏以来的绘画传统，北魏平城地区新发现的墓葬壁画证明北方的画工完全有能力独立画出南朝的风格，跟顾恺之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只是共用同一个汉魏传统而已。到了漆画入藏山西博物院以后，还有一位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司马金龙墓漆画的艺术水平远远比不上《女史箴图》，可能只是普通工匠照着粉本画出来的随葬明器，跟顾恺之没有任何关系。
这批木板漆画后来被列入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名录，在美术史和文物圈的地位一目了然。
现在，238件陶俑被陈列在大同市博物馆，从左到右排成军阵。马与马之间隔着不到一米，每人手举一支长矛，矛头朝上，肩肘相接。前排是披铠甲的导骑俑，中间举旗的步兵团穿行其间，重装骑兵远远殿后。
它们没有名字。每件陶俑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编号。但它们去过没有盗墓贼打扰的地方、没有洛阳铲敲打的地方、没有琉璃厂赝品风波的地方。五万多块刻着琅琊王名字的寿砖在地下撑着它们，头顶的封土替它们挡了将近一千六百年的风雨雷电和人祸战争。
墓被盗了。金器没了。但装腔作势的仪仗队在土里重新排好了阵型，有人替没法说话的那几代北魏战士，把最后一仗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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