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词条《苏联解体》《外蒙古独立》《哈萨克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诺门罕战役》《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杰尔托克桑事件》《处女地运动》《雅尔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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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那面飘扬了七十四年的红色旗帜，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悄无声息地降落了下来。
没有炮火，没有外敌破城，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踏上它的土地。
这个曾经横跨欧亚两洲、拥有世界最庞大核武库的超级大国，就这样在历史的版图上永远消失了。
七十四年，从北冰洋延伸至中亚腹地，从波罗的海延伸至太平洋海岸，拥有数百万规模的钢铁军队，拥有无数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究竟是怎么垮掉的，翻遍那个年代留下来的档案与亲历者的记录，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
在苏联最强盛的岁月里，有两条暗流在亚洲大陆上悄悄汇聚。
一条在外，关乎邻国版图；一条在内，关乎联盟根基。
这两条暗流，在帝国最脆弱的时刻，以排山倒海之势彻底将其淹没。
而那两处决策究竟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一步步将这个超级大国送入历史的终点，当年亲历这一切的人们，用自己的话，留下了最真实的记录，那些记录里藏着的真相，远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沉重，也远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深远。
【1】库伦城外的枪声：外蒙古脱离中国版图的起点
1919年冬，库伦城内，中国军队的旗帜刚刚升起没多久。
徐树铮率部进驻库伦，重新确立了对外蒙古的管辖。
街道上，蒙古族牧民裹着厚重的皮袍，沉默地看着这些从南方来的士兵。
库伦城的冬天极为寒冷，凛冽的北风从草原深处吹来，卷起地面上薄薄的积雪，在街道上打着旋儿。
城里的气氛，说不上平静，也说不上动荡，像草原上的风，随时可能变向。
彼时的外蒙古，已经经历了数年的动荡。
清王朝覆灭之后，外蒙古的政治格局陷入了反复拉锯的混乱状态，各方势力轮番登场，边界线在不同势力的争夺中反复移动。
普通的蒙古族牧民，在这场动荡中，像草原上的羊群一样，随着风向的变化被裹挟着四处漂移，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徐树铮的到来，暂时稳定了这片土地上的秩序。然而这一局面，维持的时间极为短暂。
北方，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悄悄逼近。
1920年，俄国内战中落败的白卫军残部，在罗曼·冯·恩琴的率领下，一路向东溃逃，翻越山岭，进入了外蒙古的草原。
恩琴此人，在俄国内战期间以残酷著称，他的部队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毫无约束。
进入外蒙古之后，恩琴的军队并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1921年2月，恩琴的军队攻占库伦，中国军队被驱逐出境。
恩琴进城之后，在库伦城内大开杀戒。
他的部队对犹太人、中国商人、蒙古贵族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城内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库伦城内，到处是惊恐奔逃的人群，到处是被遗弃的财物，到处是无处安放的恐惧。
一名目睹了这一切的蒙古族商人，事后在与家人的交谈中说："这个人比狼还要凶，他来了，库伦就没有活人了，我们每天早上醒来，都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活到晚上。"
恩琴的暴行，迅速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抗。蒙古族民众对这位外来的征服者充满了仇恨，但凭借自身的力量，根本无力驱逐装备精良的白卫军。
就在这个时候，苏俄方面的目光，已经牢牢锁定在了外蒙古的局势上。
苏俄的战略家们，在地图上反复丈量着外蒙古的位置。
这片土地，北接苏俄边境，南邻中国内蒙古，东连满洲平原，西通中亚腹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节点。
控制了外蒙古，就等于在苏俄的南方边境构筑起了一道宽达数百公里的战略缓冲，将潜在的威胁阻挡在遥远的草原之外。
苏俄方面做出了决定——介入外蒙古。
1921年春，苏赫巴托尔与苏俄方面取得联系，请求军事援助。
苏俄方面的回应，来得很快。
1921年6月，苏俄红军越过边境，进入外蒙古，与苏赫巴托尔的革命力量联合，对恩琴发起了反攻。
苏俄红军携带着大量装备，训练有素，战斗力远超恩琴的残部。两股力量合流之后，战局迅速逆转。
恩琴的部队在苏蒙联合力量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很快便溃不成军。
1921年7月，联合军队攻入库伦，恩琴的部队溃散，恩琴本人随后被俘，押送苏俄处决。
库伦城内，苏赫巴托尔宣布建立新政权。
那一天，库伦城的广场上聚集了大批民众，他们站在凛冽的风中，看着一面新的旗帜缓缓升起。
站在人群中的一名蒙古族年轻人，事后在日记里写道："那天广场上的人很多，大家都在看，没有人说话，只是看着那面新旗帜升上去，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新政权建立之后，苏俄方面迅速派驻顾问，介入新政权的各项事务。政治体制的建立、军队的组建、经济的组织，全部有苏俄顾问参与其中。
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新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党政军体系一律参照苏联建制，意识形态与苏联保持高度一致。
苏联派驻的顾问，出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参与各类事务的决策与管理。
经济上，蒙古人民共和国长期依赖苏联的援助与技术支持，本身几乎无法实现自给自足。
军事上，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长期驻扎军队，对其国防事务拥有实质性的主导权。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一名苏联顾问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这里的一切正在按照计划推进，新政权对我们的指导高度配合，边境方向的战略纵深已经形成，南方的威胁被阻隔在了数百公里之外。"
从地图上看，外蒙古的独立，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嵌入了一块面积超过156万平方公里的缓冲地带。苏联借此将潜在的边境威胁推远了数百公里，战略纵深大幅拓展。
这一布局的战略价值，在1939年得到了最直接的验证。
1939年5月11日，诺门罕战役爆发。
日本关东军与蒙古军队在哈拉哈河一带发生武装冲突，双方的小规模摩擦迅速升级为大规模战役。
苏联随即以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由，派遣大规模装甲部队介入。格奥尔基·朱可夫奉命率部赶赴前线，接手指挥权。
朱可夫抵达前线后，对当时的局势做了这样的判断："日本人想要的不只是这片草原，他们要的是一条通往苏联腹地的通道，我们必须在这里把他们彻底打痛，让他们再也不敢往北看。"
朱可夫随即对战场态势进行了全面评估，制定了以大规模装甲突击为核心的作战计划。
他将苏蒙联军的装甲力量集中起来，准备对日军实施钳形包围，将其主力一举歼灭。
1939年8月20日，苏蒙联军发起总攻。
大批坦克和装甲车辆从草原上呼啸而出，扬起漫天尘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军阵地扑去。
日军的防线在苏联装甲力量的冲击下迅速崩溃，被分割包围的日军各部陷入苦战。
战役持续到1939年9月16日，日军第6军主力被包围歼灭，伤亡超过18000人。
一名参与了诺门罕战役的苏联坦克兵，事后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场仗打得很猛，草原上的火光和硝烟弥漫了好几天，日本人的抵抗很顽强，但我们的装甲力量是他们无法抗衡的，最后他们被我们包围在草原上，无路可走。"
诺门罕战役的结果，彻底打消了日本北进苏联的战略意图。
日本大本营内部，主张北进苏联的声音，在这场惨败之后，彻底沉寂了下去。
日本最终选择了南进太平洋，偷袭珍珠港，而不是北上进攻苏联。
这一战略转向，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苏联在二战期间的东线压力，使苏联得以将主要兵力集中于西线对抗德国。
从短期来看，外蒙古这枚棋子，在苏联最需要的时刻，发挥了极为关键的战略作用。
然而，外蒙古这枚棋子背后隐藏的代价，在战场之外，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慢慢积累。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从建立之初就无法实现自给自足。
这片土地，传统上以游牧经济为主，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自然条件严酷，农业生产能力有限。
苏联每年向其提供大量援助，涵盖工业设备、粮食、能源、技术人员等各个方面。苏联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一批工业设施，包括乌兰巴托的发电厂、铁路系统、采矿设施等。
一名长期驻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工程师，在1950年代写给家人的信中提到："这里的一切都要靠我们来维持，从发电站到铁路，从工厂到学校，没有我们，这些东西都转不起来。我们的同事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是在帮别人盖房子，可这个玩笑背后，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觉得好笑。"
这种单向输血的关系，在苏联经济状况良好的年代，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但随着苏联自身经济在1970年代末开始走下坡路，这种援助的负担日益沉重，成了苏联财政上一个难以甩掉的包袱。
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苏联通过外蒙古问题与中国之间结下的历史心结，正在以一种缓慢而持续的方式，侵蚀着两国关系的根基，等待着某个时机，以更加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2】中苏裂痕：外蒙古问题如何成为两国之间的历史重压
1945年2月，雅尔塔。
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宫殿里，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围绕战后世界秩序展开谈判。
会议室外，黑海的寒风拍打着宫殿的窗户，发出低沉的呼啸声。
苏联在谈判桌上，以参加对日作战为条件，向美英两国提出了一系列战略要求，其中包括承认外蒙古现状的相关条款。
美英两国在这一条款上，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异议。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一名参与了相关谈判的苏联外交官，在事后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雅尔塔拿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外蒙古的问题，在那次会议上得到了大国的背书。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结果，没有人想到，几十年后，这个结果会以那样的方式收场。"
1945年8月，中苏两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附件中包含中国承诺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举行公投的相关内容。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投，官方公布结果为全票赞成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这一系列外交程序走完之后，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剥离出去的过程，在法理层面得到了最终确认。
然而，法理上的确认，并不等于历史情感上的接受。
在中国，外蒙古问题在此后数十年里，始终是一道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
这片土地面积超过156万平方公里，自古以来与中原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它的失去，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深重的历史印记。
这种情感，在中苏关系正常的年代，被两国之间的政治同盟关系所掩盖，但它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沉默地等待着某个时机，以另一种方式浮出水面。
那个时机，在1960年代到来了。
1960年代初，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日益加深，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原本并肩站立的两个大国，在短短数年内，变成了彼此高度警惕的对手。
边境线上的气氛，从原本的相对平静，变得日益紧张。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两国军队在冰封的乌苏里江上展开激战，双方均有伤亡。
冲突发生后，苏联内部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名将领在汇报边境态势时说："我们在东线的压力，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大，中国人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中国人了，我们必须重新评估这个方向上的战略态势。"
珍宝岛冲突之后，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大规模增兵，将大批装甲部队、炮兵部队部署在边境一线。
与此同时，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也开始大规模增兵。
装甲部队、导弹部队陆续进驻，这些军事力量的战略指向，已经从最初针对日本的防御部署，明确转向了南方的中国。
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苏联驻军，此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战略缓冲，而是成了中苏对立最前沿的军事力量。
一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服役的苏联士兵，在1970年代写给父母的家书中提到："我们每天都在演练，针对的方向是南边，长官说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这里的冬天很冷，草原上的风刮起来能把人吹倒，但比风更冷的，是这里每天绷紧的气氛，大家都知道这里不是普通的驻地，但没有人说破。"
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存在，持续加剧着中苏之间的战略对立，使两国关系的改善更加困难。
苏联原本想用外蒙古来构筑战略缓冲，结果却在无意间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中苏对立的最前沿，将自己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推向了更深的裂痕。
与此同时，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援助，也在1970年代末随着苏联自身经济状况的恶化，开始成为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一名参与苏蒙经济合作项目的苏联官员，在1979年的一份内部报告中写道："蒙古方面的援助需求每年都在增加，而我们自己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我们维持这种规模的输出，但如果减少援助，政治上的后果难以预料，我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没有好的出路。"
这份报告，揭示了苏联在外蒙古战略布局中一个深层的困境：这枚棋子，已经不是苏联可以随意移动的工具，而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才能维持的战略负担，一旦停止投入，整个布局就会面临崩塌的风险。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推行改革政策。
苏联的政治气候，开始悄悄发生变化。
"公开性"政策的推行，使得此前被压制的各种声音开始浮出水面，各加盟共和国和盟友国家内部积累已久的矛盾，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公开呈现出来。
1989年，中苏两国开始推动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两国领导人就历史遗留问题展开会谈。在这一过程中，外蒙古问题作为历史积怨的组成部分，被反复提及。
一名参与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苏联外交官，事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外蒙古的问题，在谈判桌上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国方面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但这个话题本身的存在，就像桌上的一块石头，大家都看见了，但都绕着走，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去碰它。"
1990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始推行多党民主制度改革。
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一批主张政治变革的年轻人开始公开发声，他们在公开场合讨论政治改革，讨论多党制度，讨论与苏联关系的重新定位。
一名参与了1990年蒙古政治改革进程的蒙古族年轻人，事后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那时候觉得，变化已经来了，挡不住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那片草原是我们的，我们的未来也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1992年2月，蒙古国正式更名，彻底告别了苏联模式，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经营了七十年的战略布局，随着苏联本身的消亡，在这一刻彻底走到了终点。
那些苏联援助建设的工厂、铁路、发电站，那些苏联培养的政治精英，那些苏联驻扎的军队，全部成了历史的遗迹，成了另一个独立国家走向未来的起点，而不是苏联可以继续利用的战略资产。
而在苏联内部，另一处更深的战略失误，正在中亚腹地以更加猛烈的方式走向它的历史终点，那里积累的力量，比外蒙古的任何一次动荡都要剧烈得多，也沉重得多，等待着在某个时刻，以一种彻底改变历史走向的方式爆发出来。
【3】哈萨克草原上的投入：苏联如何将这片土地打造成战略腹地
哈萨克斯坦，苏联境内面积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土地面积达272万平方公里，东西绵延近3000公里，南北跨度超过1600公里。
这片土地，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地下储藏着石油、天然气、铀矿、铜矿等大量战略性资源。
更重要的是，哈萨克斯坦深居内陆，远离苏联的各条边境线，是部署核心战略资产的理想之地。
苏联对哈萨克斯坦的大规模经营，从1930年代开始，历时超过六十年。
这六十年里，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做了三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每一件，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
第一件事，是农业集体化与强制定居化。
1929年，农业集体化运动席卷哈萨克斯坦。
苏联当局要求哈萨克族牧民放弃游牧生活，加入集体农庄，定居下来。
政策推行的速度极快，执行的力度极强，留给普通牧民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
一名哈萨克族老牧民，在经历了集体化运动之后，对自己的儿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的祖先在这片草原上骑马放牧了几千年，现在他们让我们把马交出去，把羊交出去，住在一个地方不许动。草原不是这样活的，我们哈萨克人不是这样活的，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
强制定居化政策，对哈萨克族的传统社会结构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哈萨克族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游牧传统的民族，其社会组织、经济生产、文化习俗，都建立在游牧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
强制定居化，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产方式，更摧毁了他们的社会结构，将一套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在短短数年内强行终结。
1929年至1933年间，哈萨克斯坦爆发了严重的饥荒。
大批牲畜在集体化运动中被宰杀或死亡，粮食生产严重不足，加之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失误，饥荒迅速蔓延。
大量人口死于饥荒或被迫迁离，这段历史，哈萨克语中将其称为"阿什尔奇雷克"，意为"大饥荒"，在哈萨克族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创伤。
一名在饥荒中失去了大半家人的哈萨克族老人，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用颤抖的声音说："那几年，我们村子里的人一个一个地走了，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逃走再也没有回来。我的父亲把家里最后一点粮食留给了我，自己走进了草原，再也没有回来。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找了很多年，没有找到。"
这段历史，是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埋下的第一笔历史债务。
第二件事，是大规模移民与人口结构重塑。
1954年，赫鲁晓夫发起"处女地运动"，号召苏联各地民众前往哈萨克斯坦北部开垦荒地，扩大粮食生产。
这一运动，是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部人口迁移行动之一，也是苏联对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政策行动。
一名响应号召从乌克兰来到哈萨克斯坦的移民，在抵达目的地后写信给家人："这里的草原望不到边，风很大，冬天冷得要命。我们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干活。地很难开，土地冻得很深，镐头砸下去，震得手都麻了，但大家都说，这是为了国家，为了多打粮食，咬咬牙就过去了。"
1954年至1960年间，超过200万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的移民涌入哈萨克斯坦北部，在短短数年内将当地的民族人口结构彻底改变。
大批新移民在哈萨克草原上建立起新的村庄和城镇，开垦了数千万公顷的荒地，将哈萨克斯坦北部变成了苏联重要的粮食产区。
"处女地运动"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对哈萨克斯坦民族人口结构的冲击，是极为深远的。
至1960年代，哈萨克族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一度成为少数群体，俄罗斯族人口比例大幅超过本地民族。
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北部城市，哈萨克语几乎听不到，俄语才是日常生活的通用语言。
一名生活在阿拉木图的哈萨克族教师，在1960年代与同事的交谈中说："我在自己的城市里，走在街上，听到的全是俄语，我的孩子在学校里，老师用俄语上课，哈萨克语的课只有一节。我有时候想，这还是我们的地方吗，我们哈萨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怎么变成了外人。"
这种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在哈萨克族民众中积累了强烈的民族情绪，成为日后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土壤。
第三件事，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在哈萨克斯坦布局最核心的战略资产。
1955年，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克孜勒奥尔达州建成，成为苏联太空计划的核心基地。
这座发射场，是苏联举全国之力建造的战略设施，集中了苏联最顶尖的航天技术力量，汇聚了数以千计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工人。
1957年10月4日，"斯普特尼克1号"从拜科努尔升空。
发射成功的消息传来，发射场内的工程师们相互拥抱，一名参与了发射任务的苏联工程师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们把人类的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天，这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站在控制室里，看着那个信号从天上传回来，所有人都哭了，没有人说话，大家只是站在那里，哭着。"
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从拜科努尔出发，进入太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宇宙的人。
返回地球后，加加林对等候在地面的人们说："从太空看地球，它是蓝色的，美极了，我真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那一幕，那一刻，我觉得，人类能做到任何事情。"
在拜科努尔建设如火如荼的同时，苏联在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建立了核武器试验场。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成功试爆，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
试爆成功后，一名参与了这次试验的苏联核物理学家，在事后的回忆中写道："那一声巨响，我们等了很多年。爆炸发生的瞬间，我们知道，世界格局从这一刻开始变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再把我们当成可以随意威胁的对象，那一刻，我们觉得，我们赢了。"
此后数十年间，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共进行了456次核试验，其中地面及空中核试验116次，地下核试验340次，是苏联核力量建设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然而，这些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污染，正在悄悄渗入试验场周边地区的土地、水源和空气，渗入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普通哈萨克族民众的身体里，以一种缓慢而持续的方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留下无法抹去的伤痕。
一名居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村庄的哈萨克族妇女，在1980年代接受调查时说："我们那里的孩子，生下来就不正常的越来越多。我的邻居，三个孩子里有两个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是那些爆炸造成的，可是没有人来管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人承认这件事，我们只能看着，没有办法。"
这些声音，在苏联的官方话语体系里，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相关的医学调查数据，被列为机密，不允许公开讨论，不允许媒体报道，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公开追究。
然而，压制从来不等于消失。
那些积压在哈萨克斯坦民众心底的愤怒与委屈，那些在核辐射阴影下度过了一生的普通人的痛苦，那些在饥荒中失去家人的老人的记忆，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少数民族的哈萨克族人的落寞，全部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出口，等待着一个可以公开说出来的机会。
而那个机会，在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以一种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猛烈地到来了，而且，这一次，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它重新压回去，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几十年积累的所有问题，从那一刻起，开始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走向最终的爆发。
1986年12月16日，阿拉木图，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
一个消息从莫斯科传来：苏联中央决定，将哈萨克斯坦党的领导人更换为根纳季·科尔宾，一位从未在哈萨克斯坦工作过、完全不懂哈萨克语的俄罗斯人。
消息在阿拉木图的大学校园里迅速传开。
当天夜里，阿拉木图的几所大学里，学生们开始聚集，彼此低声交谈，走廊里、宿舍里、食堂里，到处都是压低声音的议论。
一名哈萨克族大学生对身边的同学说："他们换了一个连哈萨克语都不会说的人来管我们，这是什么意思，这片土地上的事，难道我们哈萨克人自己说了不算。"
第二天清晨，阿拉木图街头出现了走上街头的哈萨克族年轻人。
他们从校园里走出来，聚集在广场上，人数越来越多。这场抗议，史称"杰尔托克桑事件"，哈萨克语意为"十二月"。
苏联随即调遣军队和警察对抗议进行镇压，事件在数日内被强行压制下去。
事件平息后，一名参与了镇压行动的苏联官员，在向上级汇报时说："广场上的人已经散了，秩序恢复了，但我有一种感觉，这件事没有结束，只是暂时压下去了，那些年轻人的眼神，不像是被打败了的人，更像是在等待下一次机会。"
1987年，苏联中央对"杰尔托克桑事件"的官方定性，是"民族主义分子煽动的骚乱"，参与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一名被处分的哈萨克族大学生，事后对家人说："他们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分子，可我们只是想要一个会说我们语言的人来管我们自己的地方，这有什么错，这个要求，难道也是罪。"
1989年，奥尔然·苏莱梅诺夫在阿拉木图公开发起"内华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反核运动，将核试验对哈萨克斯坦民众造成的健康损害问题，第一次摆上了公开讨论的台面。
一名参加了这场运动的哈萨克族民众，在集会上说："我们的土地被他们用来做试验，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些试验生了病，我们沉默了几十年，现在我们要说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
这场运动，迅速在哈萨克斯坦全境引发广泛响应，签名人数达到数百万之众。
1989年9月，哈萨克斯坦通过语言法，将哈萨克语确立为国家语言。
1990年10月，哈萨克斯坦发表主权宣言，宣布本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联盟法律。
在阿拉木图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名参与起草主权宣言的哈萨克斯坦官员，在宣言通过后对同事说："这一步走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但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从1929年的大饥荒，到1954年涌进来的那些移民，到1986年广场上那些年轻人的脸，这一步，早就应该走出去了。"
苏联几十年在哈萨克斯坦精心构建的那套战略体系，那些航天发射场、那些核试验场、那些重工业设施，此刻正静静地矗立在哈萨克草原上。
而拥有它们的人，已经不再是苏联了，1991年那个冬天，这一切，以一种无可逆转的方式彻底成为了现实，那个最终的时刻，比任何人预想的都来得更快，也更加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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