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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冬天，北京城里的风刮得很硬，把胡同口的枯叶卷起来又放下，来来回回，没个定数。
一个白发老人坐在屋里，窗子关着，屋里的炉火烧得不旺，只让人觉得勉强不冷。
他坐在那把用了多年的木椅上，手里攥着一封信，信纸已经被他翻了好几遍，边角有些潮，是手汗渗进去的。
这个老人叫李清，本名陈宝琦，天津宁河县人，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到了这把岁数，早已从风口浪尖的位置退下来，守着北京这个院子过日子，院里种了几棵树，四季轮转，他也跟着看了多少年。
外人见他，觉得这是个沉稳的老人，话不多，性子不急，遇事能压住。
可这封信一来，他的手就没停过抖。
信封上盖着红色的绝密章，落款处是叶剑英元帅的名字。
他把信展开来，里面的字不多，却像一块石头压进了胸口，压了很久，压到他闭上眼，整个人沉进椅子里，再也不动了。
信里写的，是一个人的名字——张露萍。
四十四年前，那个在延安被所有人喊作"干一场"的四川姑娘，那个和他新婚未满三月就离开延安、此后再也没有回来的妻子，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一道缺口，缺了四十四年，一直没有合上。
而现在，叶剑英的这封信，终于把这件事说清楚了。
【一】从崇庆县到成都，一个私塾先生的女儿如何走向革命
张露萍，原名余薇娜、余家英，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
张露萍父亲余泽安是一位私塾先生，他富有民族意识，常以岳飞、文天祥、戚继光事迹教育女儿，希望她们长大后做有民族气节的人。
崇庆县城南街的那间小院不大，余泽安靠教书养家，日子过得紧，却从没在女儿跟前说过一个"穷"字。
他那一套教法和学堂里不同，不只讲四书五经，更爱讲那些跟国家、跟民族有关的故事。
岳飞的"精忠报国"，戚继光打倭寇，文天祥写的那几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他反复念给孩子听的。
幼年的余家英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从小就知道，人活着，不光是吃饱穿暖的事。
1926年的一天，因军阀刘文辉在川西一带强征"国防捐"，给张露萍家摊派50块大洋。
由于家庭比较贫苦，交不起50块大洋，余泽安被关进了崇庆县的大牢。
5岁的张露萍与姐姐一道给父亲送饭。
在潮湿昏暗的牢内，见到父亲憔悴的面容，她忍不住抱着老人哭泣。
那年她才五岁，却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没有忘。
军阀要钱，不给就抓人，这是当时川西一带寻常百姓家里随时可能遭遇的事。
余泽安被关的那段日子，家里靠姐妹几人轮流送饭撑过去，每次走进那间阴暗的牢房，余家英都把牙关咬紧，眼泪往肚子里咽。
那股子恨，不是对某一个人，是对那个能随便让一个教书先生蹲大牢的世道。
余家英的母亲叫黎丽华，因不满丈夫娶三妻四妾，撇下6岁的女儿，远赴英国，去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母亲走后，小薇娜寄养在父亲的三姨太家里，改名余家英，这是她第二个名字。
家里的变故一件接一件。
大姐余家彦被军阀强娶为妾，换来的是家里一时的庇护；二姐病亡；母亲离开；父亲被关进牢房——这些事堆在一起，落在一个五六岁孩子的眼里，比任何道理都刻骨铭心。
余家英后来之所以能在最艰难的处境里撑下来，或许早在崇庆县城那间小院里，就已经埋下了根。
1935年秋，余家英考进成都建国中学初中班。
她常与同班同学车崇英、周玉斌、杨梦萍谈论国事及个人的前途，并认识了车崇英的父亲车耀先。
车耀先常给她们讲革命的真理、理想和前途，还推荐一些进步刊物让她们阅读。
在革命先辈的培养、教诲和革命书刊的影响下，张露萍等思想进步很快，常利用春游、读书会等方式向同学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利用学校公开集会的机会，教同学们唱革命歌曲。
车耀先这个人，在后来的历史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他在成都公开的身份是"努力餐厅"的老板，餐厅就开在成都市内，来来往往的食客很多。
私下里，他是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一直在做地下工作，身上担着很重的责任。
他对余家英几个女孩子的影响，不是靠说教，而是靠一本本递过来的进步刊物，靠一次次谈话里流露出的清醒判断——这个国家正在被侵略，年轻人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余家英读到这些，心里的那杆秤开始倾斜了。
1937年，张露萍因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被建国中学开除。
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考入成都蜀华中学高中班，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到工厂、农村、街头演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抗日救亡的传单，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活报剧。
被学校开除那件事，放在今天来看会让人觉得委屈，但余家英当时没有纠结太久。
她很快就跳级考进了蜀华中学高中班，继续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在成都的工厂门口、学校操场、街头巷尾，都有这个穿白衣黑裙的姑娘站在人群里大声讲话的身影。
她嗓音清亮，讲得投入，路过的行人常常停下脚步听一听。
这段经历，让她在日后的延安，依然保持着那股敢上台、敢发声的劲头。
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从四川崇庆县到延安，路途遥远，那年她才十六岁，是一个人走出去的。
【二】延安"干一场"，那段用歌声量出来的青春岁月
1937年12月，余家英改名余慧琳，跟着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到了延安。
延安不是她想象中那么宽裕，窑洞里点着昏黄的煤油灯，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和成都的市井生活差得远。
但这里有一种气氛，是余家英在成都从未感受过的——每个人都在做一件自己相信是对的事，有种踏实的劲在里面。
她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先后学习，之后又转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之后调往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学习国内外政治形势、国统区斗争策略及工作方法等，不久后被分配到延安文联做秘书工作。
那个时候，她在延安改名黎琳，这是她的第四个名字。
在延安，黎琳乐观积极又勤奋努力，先后以优异的成绩从陕北公学和"抗大"毕业。
每次宣传活动中，黎琳都被大家推举为抗战流行歌曲《干一场》的指挥兼领唱。
简洁干练的动作，清脆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瞬间鼓舞了大家的抗战热情。
有时甚至达到了千人合唱。
自此之后大家便亲切地称她为"干一场"。
"干一场"这个外号，是延安的人送给她的，不是正式称谓，是一种很有感情的叫法。
黎琳每次站上台去领唱，那首歌从她嘴里唱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有一股不服输的劲，把整场的气氛都带起来。
千人跟着一起唱，那种声音在延安的黄土地上滚开来，让人浑身发热。
就是在这样的宣传活动里，她认识了陈宝琦，也就是后来的李清。
黎琳遇到了她的人生伴侣，时任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员的陈宝琦（即李清）。
二人一见钟情，很快便获得上级党组织批准，正式结为革命伴侣。
陈宝琦比黎琳大一岁，在马列学院做研究工作，是个文字功底好、性子温和的人。
两个人在延安的宣传场合认识，又在日常往来里加深了解，一来二去，就把这份情结下了。
1939年秋，她在延安与在中央马列学院工作的李清结婚。
三天后，中组部就找她谈话，派她回重庆。
新婚第五天，她就踏上了去四川的路程。
婚后第三天，组织找她谈话了。
具体谈了什么，外人无从知晓，但结果很清楚——她接下了任务，五天后就出发。
离开延安的那天，李清为即将远去的妻子送行，多次叮嘱路上小心，多通书信，任务完成后早点回家。
黎琳没有说太多，任务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能透露，连丈夫也不行。
她就这样走了，带着一个新婚才五天的身份，带着一个谁也不能知道的秘密，走进了比延安更险的地方。
李清目送她离开，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相见。
【三】重庆曾家岩，叶剑英选中了那个"干一场"
1939年10月，黎琳到达重庆，第一件事是去曾家岩周公馆报到。
曾家岩位于重庆郊外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又称周公馆，总负责人就是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军事组组长是叶剑英，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
黎琳到的时候，周公馆正面临一个棘手的局面。
南方局军事组为开展情报工作，已发展了国民党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的张蔚林、军统电讯总台副台长冯传庆两名地下党员。
这两个人都在军统最核心的电讯系统里工作，手里掌握的情报价值极大。
张蔚林在卫戍区稽查处监察科工作，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能够保护地下的秘密电台；冯传庆在军统电讯总台职位仅次于台长，掌握着全国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的调配情况。
这两个人的位置，换句话说，就是打入了戴笠的眼皮底下。
可问题就在这里——两人在军统内部的身份敏感，不能随便出入周公馆，出门都要被盯着。
情报截获了，怎么送出来，成了一道难解的题。
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延安总部特派黎琳到重庆做统战工作。
叶剑英看到通知，不禁叫起来："这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叶剑英的参谋雷英夫也证实："没错，是她。她在延安整天唱'干一场'，现在真要干一场了。"
叶剑英认得这个人，那个在延安领唱、声音穿透力极强的四川姑娘，留下的印象够深。
叶剑英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以张蔚林妹妹的名义，建立"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
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情报机关专家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选黎琳去做这件事，有几个原因。
第一，她是刚从延安过来的，在重庆没有人认识她，脸是生的；第二，她曾在延安学过无线电技术，懂行；第三，她性格沉稳，在台上唱歌能带动千人合唱，说明她临场的控制力不差；第四，她与张蔚林都是南方局系统的人，彼此有信任基础。
叶剑英严肃地说："黎琳同志，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我们必须牢记地下工作的纪律——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黎琳听完，点了头。
任务是由叶剑英亲自交代的，联络方式是单线的，只能通过曾希圣和雷英夫两个人传递消息，和其他任何重庆地下党组织都不能发生联系。
以红宝石戒指作为联络的信物。
这枚戒指，是她身份的凭证，也是她和南方局之间唯一的有形连接。
改名，从延安的黎琳变成重庆的张露萍——张露萍是叶剑英为她在中共南方局军事组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时取的化名。这是她的第五个名字，也是最后一个。
当时，南方局给张露萍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让她担任军统电台特支书记，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就这样，这个出身四川崇庆县私塾先生家的女儿，带着一个全新的名字，走进了戴笠掌控的那片密不透风的特务网络里。
【四】一封"兄病重"的电报，七人全部落入罗网
张露萍到达重庆后，就以照顾哥哥张蔚林的生活为由，和张蔚林共住一家，开展秘密工作。
她搬进了重庆牛角沱的一处普通平房，对外的身份就是张蔚林的妹妹，日子过得和普通市民没什么两样，买菜、洗衣、操持家务，把自己的生活细节做得滴水不漏。
张露萍搬进了牛角沱新居，与张蔚林、冯传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她任书记，在军统局内部，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也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工作开展得更加默契。
张蔚林负责监听内务无线电台的信号，破译重要机密。
冯传庆、赵力耕等人掌握着总台的收发报业务，以牛角沱为据点的党支部宛如一把尖刀插进了军统特务的心脏。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都通过张露萍之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任务被党掌握。
这半年的时间里，她白天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在牛角沱生活，晚上跟支部的同志碰头交流情报，再通过秘密联络渠道，把从军统截获的密码、波长、呼号、人员名单一份一份送出去。
他们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秘密聚会，交流情报。
张露萍还负责与中共南方局的联络，把同志们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发展了党的组织，支部成员达到7人。
这套情报传递机制极为严格，由张蔚林去联络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其他六人，搜集到的情报由张露萍送到设在中二路的联络站，再由联络站报南方局军事组，事实证明，这套程序非常可靠。
在延安的李清，这段时间里只收到过一次妻子的消息。
那是黎琳到重庆一年半以后，他突然收到了一小包他爱吃的水果糖。
交给他的同志只说是黎琳从重庆托人辗转交给他带到延安来的，李清解开包糖的手绢没找见她一个字。
但他明白黎琳是用她的手绢告诉李清她平安无事，又用糖告诉李清她无时不在惦记着他，而地下工作严格的纪律不允许她写给李清只言片语。
一包水果糖，一块手帕，没有一个字，却把话说得清楚——我在，我记得你，我没事。
但就在这包糖送出去之后不久，一个不起眼的意外，把这一切都打碎了。
1940年，张蔚林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
张蔚林由于缺乏斗争经验，从看守所逃跑，直奔周公馆。
特务借机搜查了牛角沱"张氏兄妹"住所，发现了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七人小组名单、报务员陈国柱和王锡珍的入党申请书等。
那一刻，藏在牛角沱那间平房里的所有秘密，都摊开在了特务的眼皮底下。
军统迅速收网。军统局随即派人包围电讯总台，先后逮捕张蔚林、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并以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称"兄病重，望妹速返渝"。
那时候，张露萍恰好不在重庆。
1940年春节，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利用工作间隙回成都探望重病的母亲。
她在成都陪着病中的母亲，完全不知道重庆那边已经变天了。
那封电报送到她手里，她没有理由怀疑，拿起行李就往重庆赶。
张露萍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重庆，被早已等候在汽车站的特务逮捕。
冯传庆从电台逃出跑到周公馆，报告了党支部被破坏的情况，叶剑英亲自安排他去延安，途中不幸被特务抓获。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七个人，全部落网。这一案，被戏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
蒋介石大骂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在延安的李清，也从重庆传来的消息里，听到了那个让他心凉的说法——有人在重庆街头见过张露萍，她打扮时髦，出入军统机关，像是军统中人。
那个在延安被大家叫作"干一场"的姑娘，竟然成了国民党的女特务。
张露萍叛变革命、加入军统、出卖地下成员的消息很快从重庆传入延安，一时间，张露萍成为了众人声讨的对象。
李清虽然不相信张露萍叛变党、叛变革命，但是在巨大的事实面前，他还是向组织提交了和张露萍断绝一切关系的澄清书，他真的希望有朝一日妻子回来，当面澄清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她不是汉奸。
那份澄清书，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那个年代里一个普通人被逼到墙角时的无奈之举。
重庆方面，戴笠拿到张露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审讯，而是一个更狡猾的动作——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两个军统女便衣悄悄跟在她的后面，妄图抓住张露萍与南方局有所靠近或联系的口实，进而栽赃我方"破坏统一战线"。
张露萍当然看穿了这个把戏。
她出了监房，漫无目的地走，走着走着，竟然走到了周公馆的门口。
那里是八路军在重庆的办事处，此刻踏进去就能得到组织的保护。
但她发现有人跟着她。
走到"周公馆"门口，张露萍目不斜视快步走了过去。
当南方局一位工作人员迎面走来时，张露萍向她暗示："后面有敌人！"她从周公馆门口走过，眼神没有一丝停顿，脚步没有一丝迟疑，就像那里只是普通街边的一栋房子。
跟着她的特务盯了几天，向戴笠汇报：没发现张露萍与周公馆有任何关系。
戴笠的这一阴谋，被机警的张露萍彻底击败。
张露萍向朝天门码头走去，敌人重新逮捕了她。
这一次，戴笠亲自出马审讯。
戴笠判定张露萍是中共联络员，亲自刑讯，先是花言巧语，妄图软化，继而施以钢鞭、烙铁烫、老虎凳、电椅等百般酷刑，张露萍始终没有屈服。
七个人，一个开口的都没有，戴笠从他们身上什么都没有得到。
蒋介石得知之后下令："对这七个人，即使搞不出共产党的证据，也要长期囚禁，随时可以处决。"
七人随即被戴上镣铐，押入重庆白公馆监狱，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的名义关押，等待未知的命运。
而在延安，李清拿着那份澄清书，不知道妻子此刻在哪里，不知道她是生是死，更不知道那所谓的"军统女特务"身上，藏着一个他永远无从得知的秘密。
直到四十四年后，那封盖着叶剑英元帅印章的信，才把这一切真相大白于天下，而他才明白，那包水果糖背后的那个女人，从未背叛过任何人，是他四十四年来一直误解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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