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台上，手里拿着那个信封。
食堂二楼吊扇嗡嗡转着，几百双眼睛盯着我。钱院长刚刚讲完一通漂亮话，周国兴把信封递过来时，脸上挂着笑。
我打开。
里面是一张食堂餐补单，盖着红章，写着：250元。
台下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我听见苏淑燕在角落里说了句什么，声音很轻，但整个食堂都安静了。钱院长把话筒递过来，示意我讲两句。
我接过话筒，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台下那些人。有同情的，有看热闹的，有低着头的。
我笑了一下。
那晚，我坐在车间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抽了大半包烟。第二天一早，我把辞职信放在钱院长办公桌上。
五天后，他开着车，亲自来了我家。
01
德国那台数控铣床坏了整整五个月。
我记得那天是九月中的周五下午，车间主任老赵给我打电话，声音都变了调：“老于，你快过来看看，二号机又趴了。”
我放下手里的活赶过去。车间里围了一圈人，三个白皮肤的外国专家站在机器旁边，其中一个正拿手机拍着什么。翻译在旁边赔着笑脸，递矿泉水。
我挤进去看了一眼。主轴停了，报警灯一闪一闪，屏幕上滚着一串德文错误代码。
“他们说，可能主板坏了。”老赵在我耳边小声说，“得换新的。”
“换新的得多少钱？”
“一百八十万。还要等三个月才能发货。”
我没吭声，蹲下来看了看机器底下的油渍。
那三个外国专家已经收拾工具箱准备走了，其中一个用蹩脚的中国话跟我说：“建议你们买新的，这个型号停产了。”
我心里骂了一句，但嘴上说：“辛苦了，慢走。”
送走他们那天晚上，我在车间门口站了很久。
那台机器是二十年前厂里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王木生老师傅当年亲自去德国选的。
现在机器坏了，人走了，只剩下一堆铁壳子趴在那里。
回到家，我老婆朱桂莲正在厨房里炒菜。
她在厂里做保洁，比我下班晚，肩上总是搭条毛巾，两手粗糙得像砂纸。
她看我进门，问了句：“吃饭了没？”
我说吃了，其实没吃。
“那台德国机器，修得好不？”她端了碗面汤放到我面前。
“不好说。”
“别逞能，厂里不是请了专家嘛。”
我没接话。专家？专家来了三拨，一拨比一拨贵，没一个能修的。最后一个还跟我说要买新的，一百八十万。院里账上哪来的钱？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台机器的声音，还有王木生师傅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我给王木生打了个电话。
王木生退休三年了，住在厂区后面那片老家属楼里。
我到他家时，他正蹲在阳台上浇花。
听我说完情况，他沉默了一会儿，放下水壶，走进屋里翻箱倒柜。
“当年买那台机器的时候，德国人给了一套调试手册。”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落满灰的铁皮箱子，“里面有些东西，他们没说全。”
他打开箱子，里面塞满了发黄的图纸和复印件。最底下压着一张纸，皱巴巴的，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德文，旁边用圆珠笔写满了批注。
“这是老钱写的。”王木生指着那些批注说，“老钱你记得不？以前车间的技术员，比我早来两年。人走了快十年了，他当年发现德国人的说明书上有一个参数写错了。”
我盯着那张纸，心跳快了好几拍。
“你拿回去看看。”王木生把那张纸塞到我手里，“有用没用，试试再说。”
那之后的一个多月，我每天下了班就泡在车间里。图纸摊了一地，手电筒照着机器底盘，我弯着腰一格一格对参数。
朱桂莲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她只发现我回家越来越晚，衣服越来越脏，脸上越来越瘦。
“你到底在忙啥？”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问。
“厂里的机器。”
“那不是该领导操心的事吗？”
我没回答。
02
十一月中的那个周六，我一个人进了车间。
那天厂里休息，整栋车间大楼安安静静的。我拎着工具箱，打开那台德国机器的控制面板，蹲下来开始调参数。
王木生给我的那张纸上写着一串数据，是老钱亲手改过的。我核对了三遍，确认没有看错，然后开始逐项修改。
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
到第四组的时候，我的手开始抖。
那个参数跟德文说明书上写的不一样。老钱当年的批注在旁边用红笔圈了出来，写着：“此处有误，正确参数待确认。”
待确认。没有写对的是多少。
我放下扳手，坐在地上，后背贴着机器的金属外壳，冰凉的。脑子里嗡嗡响，把这两个月查过的所有资料翻来覆去想了三遍。
从早上八点到凌晨一点，我试了十七组参数组合。
每一次都失败。
凌晨一点半，我给王木生打了个电话。他接的时候声音听起来很清醒，好像也在等这个电话。
“王师傅，那个参数，你还有印象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老钱当年说过一句话。”王木生缓缓开口，“他说德国人的机器，不是造出来的，是算出来的。”
“啥意思？”
“他怀疑那个参数不是测出来的，是推出来的。”王木生的声音很低，“当时没有计算机，全是他手算的。但算到一半，他调走了，后来就再也没机会试了。”
我挂了电话，坐在车间冰凉的水泥地上，想了很久。
然后我起身，走到操作台前，开始重新算。
不会的。老钱算了半辈子，不可能错。
我掏出笔，在废图纸背面算了一个多小时。算出来的结果，跟德文说明书上的对不上，跟王木生给的纸条上也对不上。
有一个新的数字。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五分钟，然后打开控制面板，把它输了进去。
屏幕闪了一下。
然后是两三秒的死寂。
主轴开始转动。
轰鸣声从机器深处传来，震得地面的灰尘都扬了起来。那声音不大，但在凌晨两点半的空车间里，像打雷一样响。
我蹲在地上，两只手撑着膝盖，浑身发抖。
机器活了。
我掏出手机，想给王木生打电话，但又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两点四十五。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出去。
“喂？”王木生的声音小心翼翼。
“王师傅，好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十秒钟。
“好。”王木生的声音有点颤，“好，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车间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抽了一根烟。夜风凉飕飕的，厂区外面安安静静，远处的路灯照得厂门口那条水泥路发白。
我掏出手机，想给朱桂莲打个电话，又怕吵醒她。
算了，明天再说。
03
消息传得比我想象的快。
周一早上我进车间的时候，老赵正在机器旁边转圈。看我进来，他一把抓住我胳膊：“老于，你什么时候修的？”
“周六晚上。”
“你一个人？”
“一个人。”
老赵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旁边几个工友围过来，有人拍我肩膀，有人竖大拇指，有人嚷嚷着要请我喝酒。
我没多想。机器能跑就行，别的无所谓。
但院里很快就知道了。周二下午，办公室通知我，说院里要开技术表彰大会，给我发奖金。
“发多少？”有人问。
办公室的人笑了笑，没说。
消息传开之后，各种版本都有了。
有人说至少十万，有人说估计得二三十万，还有人说得八九十万，因为隔壁钢厂去年也有类似的修复案，就是那个数。
我听了也没当真。但朱桂莲当真了。
她那天晚上回来，坐在床边，一边叠衣服一边说：“老于，我听说院里要给你发奖金了。”
“八字还没一撇呢。”
“我听车间的人说，至少能给二三十万。”
“别瞎传。”
“要是真能给那么多，咱先把上次那个老家的屋顶修了，再给儿子攒点学费……”她自顾自算着，嘴角带着笑。
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心里却有点发酸。
她在厂里干保洁，一个月两千多。
我在车间干了二十年，工资也就五千出头。
这些年日子紧巴巴的，儿子刚上大学，学费都是跟亲戚借的。
要是真能给点奖金，也好。
会议定在周五下午，食堂二楼。
那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饭。
苏淑燕在窗口后面忙活，看见我，特意多给我加了两块排骨。
她看了看四周，小声说：“老于，下午开会，你心里有点数。”
她摇摇头：“我也不好说太多，反正……别太高兴。”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没多问。
下午两点，食堂二楼坐满了人。车间的人、办公室的人、后勤的人，黑压压一大片。钱院长坐在台上，旁边是周国兴和其他几个领导。
会议开始，钱院长先讲了一通。什么院里重视技术人才、要发挥技术骨干作用、目前生产形势不错等等，我坐在台下听着，都没怎么听进去。
然后是表彰环节。
“下面，请于宏毅同志上台领奖。”钱院长对着话筒说。
我站起来，走上台。台下有人鼓掌，有人小声议论。我走到钱院长面前，他笑着握住我的手，说了几句场面话。
周国兴递过来一个信封。
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职工食堂”四个字。
我愣了一下。
台下的掌声也跟着停了。
我接过信封，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条。
是食堂的餐补单。上面盖着食堂的章，写着金额：250元。
四个数字，端端正正。
我站在那里，脑子里嗡嗡响。
台下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我听见萧宏伟在下面喊了一句：“啥玩意儿？”
然后是安静。
死一般的安静。
钱院长似乎没注意到气氛不对，他把话筒递给我：“来，老于，讲两句。”
我接过话筒，看着台下。
几百双眼睛盯着我。
苏淑燕站在食堂门口，眼圈红红的，低着头。
萧宏伟握紧拳头，脸涨得通红。
朱桂莲不在。她在打扫楼上的办公室，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沉默了几秒钟，我笑了一下，对着话筒说：“挺好，够我吃半年早餐了。”
台下没有声音。
我放下话筒，拿着那张纸条，走下台。
04
走出食堂的时候，太阳很大。
我站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攥着那张纸条。纸条已经被我攥皱了，食堂的红章印子糊了一点。
萧宏伟从后面追出来，脸涨得通红。
“师傅，你咋不骂他们？”他声音很大，“250块？打发叫花子呢？这不欺负人吗？”
“别说了。”
“我就要说！你干了二十年，熬了两个月，一个人把机器修好了，他们给250块？这是什么狗屁领导？”
“够了。”
我声音不大，萧宏伟愣住了。
我没再说话，转身往车间走。
下午还有活要干。
车间里机器声嗡嗡响。我换上工作服，走到我那个工位前，开始干活。一台零件加工了一半，还差最后几刀。
我握着操作杆，一点一点往前推。
手不抖，心也不乱。
就是胸口有点堵。
下班铃响的时候，我把最后一个零件加工完。关了机器，擦了擦手，然后打开工具箱，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
扳手、螺丝刀、卡尺、千分尺、锉刀、手电筒……一样一样，全部擦干净，放好。
这个工具箱跟了我十五年。
工具箱里最底下压着一张照片，是当年进厂时拍的。照片上的我才二十几岁，穿着蓝色工作服，站在那台德国机床旁边，笑得傻乎乎的。
我把照片拿出来，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然后锁好工具箱，把钥匙放在抽屉里。
走出车间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没回家，坐在车间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掏出烟，点了一根。
九月底的夜风已经有了凉意。厂区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的路灯还亮着。食堂的灯还没熄，苏淑燕大概还在收拾。
我抽完一根，又点了一根。
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不知道坐了多久，有脚步声走近。我没有回头。
朱桂莲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她不说话，就那么坐着。
又过了好久，她小声说：“老于，要不咱就算了。”
我扭头看她，路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眼圈红红的，但忍着没哭。
“儿子还等着交学费呢。”她说，“家里那个破屋顶也要修。咱不跟他们计较了，行不？”
我看着她，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桂莲。”
“嗯？”
“我咽不下这口气。”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她面前说这种话。
她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05
凌晨两点，我坐在出租屋那张破桌子前面，面前摊着一张信纸。
写了三遍。
第一遍写得太冲动，全是骂人的话。撕了。
第二遍写得太冷静，像个报告。揉了。
第三遍，我只写了三行字——
“本人于宏毅，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感谢院里二十年来对我的培养。望批准。”
放好信纸，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
朱桂莲翻了个身，背对着我。我知道她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走进钱院长的办公室。
他正在看文件，抬头看见我，笑了：“老于，来了？”
我把辞职信放在他桌上。
他低头扫了一眼，笑容僵住了。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表情变了：“老于，做啥子？你可想清楚了，别冲动。”
“想清楚了。”
“这点小事，你犯得上吗？”他把辞职信推了回来，“咱们院里对你不薄，你要理解院里也有难处。奖金的事，回头我再考虑考虑。”
“不用了。”我把辞职信又推了回去，“钱院长，我已经决定了。”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冷笑了一声：“行，你硬气。走流程吧。”
我转身走出办公室。
在走廊上，我碰见周国兴。他看见我，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于啊，你可别冲动，院里最近政策紧——”
我径直从他面前走过去，没看他一眼。
当天中午，我去苏淑燕那里办离职手续。
苏淑燕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摆着我的档案。她看着我进来，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老于，你真的要走？”
“嗯。”
她没说话，低着头在表格上签了字，然后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
“这是你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还有餐补。”
我接过信封，没打开看。
“老于。”她叫住我。
我回头。
“你……你有什么打算？”
“还没想好。”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句：“那你好好的。”
我点了头，走出办公室。
萧宏伟在门口等着。他背着一个帆布包，看见我出来，咧嘴笑了一下。
“师傅，我也辞了。”
“你辞什么辞？你还有——”
“不干了。”他说，“这种地方待着没意思。”
我看着他，想骂他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走吧，请你喝酒。”
那天晚上，我跟萧宏伟在厂区外面的小饭馆喝了一顿。两个人喝了六瓶啤酒，他喝多了，一个劲骂钱院长和周国兴。
我没骂。
只是倒酒，喝完，再倒。
06
辞职后的第四天，我正在出租屋里收拾行李，手机响了。
是车间老赵打来的。
“老于，那台德国机器又出问题了。”
“参数漂了，”老赵的声音很急，“生产出来的东西尺寸不对，我们调了三天都不行。你走之前，是不是动过什么参数？”
我沉默了一会儿。
“老于，你倒是说话啊。”
“赵主任，我已经辞职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
“我知道。”老赵的声音低了下去，“但院里实在没办法了，你……”
“我没办法。”
我挂了电话。
朱桂莲在旁边叠衣服，抬头看了我一眼：“谁打的？”
“车间的。”
“啥事？”
“机器又坏了。”
她没再问。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继续收拾行李。
其实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那台德国机床，在我修好的时候，我留了一个心眼。
我有意没把其中一组参数调回来。
那组参数只影响一个不常用的功能，平时不会用到，但如果长时间运行，会导致精度逐渐偏移。
没人会发现。除了我。
我不是故意的。但我也没想过要留后路。
第五天上午，我正在出租屋门口的小马扎上坐着，一辆黑色奥迪停在路边。
钱院长从车上下来。
他穿着那件常年穿的灰色夹克，手里提着两箱牛奶，表情不太自然。
我站起来，看着他走近。
“老于。”他站在门口，笑了笑，“我来看看你。”
我拉了另一个小马扎放在门口：“坐。”
他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五十多岁的人了，坐个小马扎，有点滑稽。
“老于，院里的事，我想跟你谈谈。”
“我不回去了。”
“你先别急着拒绝。”他清了清嗓子，“那台机器，又出问题了。还有另外那台卧式的，也停了。”
我低着头，没说话。
“两个机器都停了，生产停了三天了。”他声音低了下去，“我找人算了，要是再停三个月，损失大概四千五百万。”
“那你找别人修呗。”
“找了。省城一家公司，开价400万，还要等三个月才能排上工期。”
我看了他一眼。
“老于，回来吧。”他把烟掏出来递给我，“条件你开。”
我没接他的烟，自己掏出烟来点了一根。
“钱院长，你那天在大会上，我没说什么吧？”
“250块，我也没说什么吧？”
“你猜我为什么没说？”
他不吭声了。
“因为我当时就想好了要走。”我说，“我不闹，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不在乎了。”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变了几变。
“老于，我知道这事是我处理得不好。”
“你知道了？”
我站起来，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
“钱院长，我不是在跟你谈条件。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一件事。”
他没有说话。
“这台厂，不是靠你们这些人撑起来的。”
我转身走进屋里，把门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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