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那时68岁，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见到主席，他还没来得及行礼，便听到一句半是关怀半是叮嘱的话：“伯渠，湖南那边推行统购统销两年了，抽空回去看看，多听听实话。”林伯渠应声答“好”，没有拖延，当晚就让秘书去办出差手续。值得一提的是，他只带了几件换洗衣裳、一支用旧的钢笔和一本《政府工作手册》，把同事塞来的介绍信、推荐函全都推回抽屉。“老百姓认的是人，不是公文。”他轻描淡写，却透着几分倔强。
从北京到长沙的列车上，窗外田野刚冒新绿。铁路职工与他闲聊：“老同志，最近车上粮食转运多，城里人吃得紧，农民也难。”林伯渠点点头，掏出小本子划了几笔，没有多话。火车一到长沙，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已经候在站台，两人几乎没寒暄，拎包就上吉普车，沿湘江西上。
春雨霏霏，公路泥泞。车驶过望城、宁乡，路旁的麦苗青里泛黄。周小舟打趣：“今年蛮好看吧？”林伯渠却让司机停下，卷起裤脚踩进田埂，折一穗麦放嘴里细嚼，眉头微蹙，“水分还大，割早了。”不远处的老农停下锄头，看着这位白发老人。“老倌，咋个收得急哒？”老农憨笑：“上面收购催得紧，娃儿饿得慌，只好抢青麦。”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
车子进了临澧县城已近黄昏，昏黄路灯映得石板路泛着水光。县里原想设宴接风，被林伯渠拦下：“回家莫兴排场，明早召集社里干部、退伍兵、贫协代表说话。”第二天上午，旧戏院里挤满了人。粗茶淡饭摆在木桌：红薯干一篮，自酿米酒一坛。座谈从鸡蛋涨价聊到耕牛配给，从水利兴修说到乡村小学，渐渐话题落到最敏感的口粮。早熟麦被“抢青”，加剧了缺粮，气氛顿时凝滞。
“林老，我实话实说，”一个叫刘汉清的老红军抹了把汗，“家里六口人，今年二月就靠野菜充饥。”林伯渠没有插话，只让人把县里留存的粮食台账拿来，对着每页数字比对。末了，他阖上本子：“政策是好政策，执行有偏差。饭碗若空，什么号召都喊不响。”短短一句，把众人悬着的心拨落地。
中午时分，他坚持请大家用饭。十来桌木板桌，菜无非咸菜、豆腐、萝卜烧肉。凭他的资历，摆再大也没人说什么，可他定了每桌二斤肉，剩下多是薯干和南瓜。菜刚上，大家却不动筷子。林伯渠拍桌子笑道：“今天我是东道主，谁也别装饱，碗里空才能添饭！”一句“不要装饱”，打散了拘谨，众人开怀，锅里菜底露出，一时间人声鼎沸。
饭后，他不回县城，直接赶往三个互助组、一个初级社。走进机耕队，铁犁的犄角磨得锃亮，却见牛饲料只剩半槽。下乡干部悄声解释：“口粮紧，牲口也跟着吃少了。”林伯渠又记下一行：“人畜都瘦，关键不在种子，而在胃口。”晚上住在乡间祠堂，他点着煤油灯，与老师傅讨论脚踏水车改良。有人劝他早些歇息，他摇手：“路上困了再睡。”
一周后回到长沙，省委机关准备了详细汇报，他却先拿出自己的册子，把“亩产下降”“强收青麦”“农户口粮不足”三条圈红。周小舟明白了分量，连夜给北京拍电报。紧接着，湖北、河南、安徽也报来类似情况。国家计委据此议定：1955年秋后适当下调统购比例，并允许贫困产区动用储备粮。这个决策在文件上只占半页纸，却让无数农家锅里多冒了一缕热气。
事情告一段落，林伯渠才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宅。瓦房早已易主，他只在门前站了片刻，用拐杖在地上划道土线，自语：“人走远了，根在。”随行人员欲劝他住一夜，他摆手，“屋旧，人也老，留不得。”
1956年5月，临澧县向中央打报告，请求调两辆载重车。公文转到林伯渠案头，他细读后叫来跑北京的乡亲。对方满怀期待地递上合同草稿，他却认真讲起全国各地的运输缺口，“新疆和西藏的盐巴还靠骡马驮，咱湘北不紧急，就先让别人。”话一顿，他从抽屉掏出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笔补贴费，“把同志们留京几天，去十三陵、圆明园看看，不枉此行。”那笔钱不多，却抵得上三个月公粮。回乡后，两位代表私下感慨：“林老还是老样子，宁肯掏腰包，也不肯占公家便宜。”
进入1957年，他依旧每天清晨八点前到办公室。年轻人怕他太劳累，他开玩笑：“脚慢心不能慢。”偶尔有人问起去年湖南行，他只笑说：“那一嘴麦粒，咬出的是民生。牙口都酸了，总比让老乡饿肚子强。”
时日久了，“不要装饱”成了临澧县干部会议上的一句口头禅，提醒大家凡事求真。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林伯渠当年那本薄薄的手册，首页写着八个字：实事求是，勿负黎民。翻到最后一页，仍可看到当年急就写的笔记——“仓廪实，知礼节；饥寒起，易失德。”墨迹已褪，却透着执拗的锋芒。
半个多世纪过去，春雨依旧润泽洞庭湖平原，没人再为一粒青麦忧心。可在临澧的乡间，逢年过节摆酒时，年长的村民偶尔还会提起那次简朴却有说有笑的饭局。“林老说了啥？”年轻人好奇。老人端起米酒轻抿，“他说莫装饱，要实在。后来我们才明白，桌上装的不是饭，而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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