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包惠僧的悔悟人生|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

包惠僧的悔悟人生

文｜李青松

风吹麦浪，空气中满是金黄的气息。

芒种时节，旧粮入仓，新秧下水，一季的圆满落幕，又一季的征程开启。

人生亦如农时。有收有种，不负时光。所有的耕耘皆有回响，所有的收成也都在向你走来的路上。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的主人公包惠僧（1895—1979），尽管走了一条最拧巴的路——因大革命失败动摇脱党，从一位共产党的建党元勋蜕变为国民党政要，又从一位海外游子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与新中国一起发光、向上、拔节、生长，迷途知返虽难改写过往，知错勇改亦能重塑人生。

一

“错失22年，幸得后半生赎罪”，这是包惠僧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1895年1月15日，湖北省黄冈县（今团风县）但店镇夏铺河边拱桥铺村包家畈社庙湾，一户耕读人家添了一对“龙凤胎”儿女，这个男婴便是包惠僧，原名包德芬，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三，故号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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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刚生下来时，像舜、项羽、李煜一样，长有两对双瞳仁，颇有“帝王之相”，但并不受父亲待见。

包惠僧降临时，秀才出身的父亲包存嘉仕途受挫，导致家道中落，三餐不济，不得不辞掉九品衔候补巡政司官职，在包家畈种田为生。

包惠僧从小自带“锋芒”，情绪化的性格注定他一生命运多舛。

包惠僧6岁那年，曾因反抗父亲不让他读书，一口咬伤包存嘉的大腿；9岁时，包惠僧又因同学易惠年对《三国演义》中人物的看法与自己不同，一拳砸破人家的小脑袋。包存嘉视包惠僧为“逆子”，包惠僧则视父亲为“路人”，父子俩关系紧张，“形同水火”。

这年初夏的一天，包惠僧在上学的路上，碰到父亲在夏铺河捕鱼，倏地一下掉过脸，准备绕道走，惹怒包存嘉，险些被他按在河里溺死。从此包惠僧失去上学的机会，怨恨自己托生为人，一气之下改名“悔生”。

1920年8月，包惠僧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寓所与董必武初次相识，董必武后来给他写信，将“悔生”误写成“惠僧”，他索性将错就错，改名“惠僧”，以至现在流行于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名字的由来与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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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伯陈汝田的资助下，包惠僧再次进入私塾学习，190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冈县最早的官立新学堂——黄冈县高等小学堂乙种实业科，获得“钦奖禀贡生”的殊荣，在校的费用全部由官方负担，父亲对他的态度这才有所改变。

在黄冈县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新学的滋养，锻造了包惠僧的反叛性格，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黄兴和参加武昌起义的“黄冈四杰”吴昆、刘子通、熊十力、李四光等人，都是他崇拜的对象。

1912年重阳节，包氏族人聚集在包家祠堂里祭祖，并在祠堂正厅摆下酒席，“非文人书生不得入席”，包惠僧为贫苦乡亲鸣不平，遭到包家大湾房长包泽楚的辱骂，于是怒不可遏，“揭竿而起”，操起扁担追打包泽楚，还将神龛上的祖宗牌位扫落在地，摔成两半。

包惠僧的“逆行”激怒包家大湾人，包泽楚扬言抓住包惠僧，要用“家法”活埋了他。他们还真的挖了一个大坑，并在里面撒了不少石灰。这当然不像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因看不惯孙玉亭懒惰成性，拿起镐锹活埋他二叔的喜剧情节。

播下一种心态，收成一种思维；播下一种性格，收成一种命运。

包惠僧闯下弥天大祸，在族兄包复炤的帮助下，只身逃到武昌，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1912年底，包惠僧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绩虽然不错，却“不大安分”，且“人缘很差”。1917年毕业后，包惠僧先在省一师附小任教，因与校长不和不辞而别；不久到黄冈县上巴河小学执教，又因与校董不睦被迫离职。

1918年春，包惠僧再次流浪到武昌，在走投无路之际，受做小报记者同乡的鼓励，以写新闻稿谋生，因敢于直言，不怕伤人，很快在报界崭露头角——这段早期的记者生涯，萌发了包惠僧改造社会的最初理想。

1919年春，作为《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的外勤记者，包惠僧成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一名旁听生，以新闻记者和学生身份参加北京及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并结识同为《大汉报》《汉口新闻报》外勤记者的黄冈同乡陈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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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29日，包惠僧奔赴天津，采访天津学生运动领袖周恩来，英姿勃发的周恩来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此开始二人之间的“刎颈之交”。

1920年2月5日，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者、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应邀到武汉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包惠僧以记者身份采访陈独秀，深受其思想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浓厚的兴趣。陈独秀对包惠僧印象也很好，成为他革命道路引路人。

1920年8月，受陈独秀委派，包惠僧、刘伯垂（1887—1936，湖北鄂州人）和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1880—1940，湖北红安人）等人在董必武和张国恩合办的律师事务所组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当选为书记，成为湖北地区第一位党组织负责人。

包惠僧这次当选“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他自身的积极热情和陈独秀对他的赏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他人都有固定工作，而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特约”记者，“活动比较方便”。

由于共产党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秘密的组织，有一套严格的保密规定，入党以后，包惠僧不但精神状态变了，脾气秉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敢感情用事，随随便便”，湖北早期党组织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二

怀揣理想踏上革命征程，却在时代浪潮中动摇退缩，包惠僧的一生，是近代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彷徨、迷失的缩影。

1921年7月，陈独秀因在广州供职，无法出席中共一大，指派南下广州帮忙的包惠僧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小组参加会议，包惠僧是中共13名“一大”代表中，唯一由个人指定的代表。

包惠僧出席党的一大，因其“唯一”的特殊性，其代表资格一直是党史界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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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资料，都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他属武汉小组，代表广州小组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否认包惠僧“一大”代表身份的是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1954年，刘仁静在《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一文中写道：“第一次党代会的人数是12人，包惠僧不是代表”；

1957年，李达说，“包也随代表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有拒绝他，这是事实”；

1969年，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未将第13人包惠僧计算在内；

1971年，董必武说，包惠僧“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

1979年，刘仁静又补充说，“他参加‘一大’，是作为串门来的”。

可以肯定的是，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中共一大，确实是围坐在那张书写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长餐桌前，但他“永远是第13人”。

由于当时会议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区分谁是正式代表，谁是列席代表，会议期间，包惠僧先后就党的纲领、职工运动、对孙中山的看法等内容发表意见，并参加了最后的选举，因此不能说是列席代表。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明确记载，13名代表包括“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正式确立包惠僧“一大”代表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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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一大上，27岁的包惠僧与28岁的毛泽东初次见面，并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好友。“一大”散会后，二人多有书信往来。

包惠僧后来回忆，毛泽东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抱负远大，“一大”会议上“多倾听，善思考”，“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1922年初，毛泽东遭到湖南反动军阀政府通缉，在武昌避难，包惠僧邀请毛泽东到他在中共武汉区委员会的办公室兼卧室住了20多天，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彻夜长谈，一起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

此后，包惠僧在武汉、北京、广州等地从事建党与工人运动，一直同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

在南湖红船上，包惠僧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在黄埔军校，包惠僧还与周恩来“同起同坐”。

1925年，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东征，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临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形成“前方周恩来、后方包惠僧”的双重主任格局，当时叶剑英、徐向前、林彪和聂荣臻都在黄埔军校工作或学习，这些后来的开国元帅，都是包惠僧的“部下和学生”。

南昌起义失败后，包惠僧因病掉队，在白色恐怖下悲观失望，自动脱党，漂泊到上海重操旧业，卖文为生。1931年，包惠僧投身国民党阵营，混迹军界，出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授中将衔，没有实权；1936年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内政部人口局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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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包惠僧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期间，中共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恩来去内政部拜会部长张厉生，碰到包惠僧，向包惠僧表示欢迎他回来，包惠僧错过这次“归队”机会。

1948年底，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家王朝风雨飘摇。1949年4月，当国民党政府从广州逃往台湾时，包惠僧见势不妙，申请遣散，举家逃往澳门，静观大陆时局变化。

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百感交集，当即给毛泽东写信，并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表达诚恳检讨历史错误，回归人民怀抱，为新中国建设效力的真诚愿望。

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久违的北京；1950年初，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0年12月任国务院内务部研究员、参事，享受高级干部待遇；1957年4月任国务院参事，晚年以“栖梧老人”笔名发表大量回忆文章，1983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成为研究建党历史的重要一手材料。

包惠僧早年投身建党伟业，中途迷失方向，背离初心，晚年幡然悔悟，坦诚自省，既是个人信仰失守的悲剧，也映照出早期革命道路的艰险。

三

湖北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核心区域，敢为人先，不屈不挠，是湖北人的精神特质。

1907年，中国同盟会会员不足1000人，其中湖北103人，鄂东籍会员达35人，占全省的1/3以上；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组织指挥者中，有75名是黄冈县（包括今黄冈市黄州区、团风县和武汉市新洲区）人；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为全国最早的6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有5位湖北人，其中黄冈籍代表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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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共一大的三位黄冈籍代表，董必武老成持重，陈潭秋谨慎稳重，包惠僧戾气严重，一言不合就与人争论，甚至大打出手。

包惠僧一向和张国焘关系不好，“一说话就吵架”，新闻圈内曾送给他一个“大炮”的绰号，陈潭秋则常呼他为“暴徒”。

一个性情偏激，性格倔强，“差不多是一只野马”的大别山人，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为何动摇变节？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公开分共，叛变革命，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决定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挽救党面临的灭顶之灾。

7月20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包惠僧抱病前往南昌，着手创办《前敌日报》，配合南昌起义。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部队随即南下广东，包惠僧病情加重，实在走不动，经周恩来批准暂留南昌治病，住在南昌一个表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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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南昌经过蔡廷锴、张发奎、朱培德三次搜杀，“无限苍生临白刃，几多华屋变青灰”，包惠僧胆寒、苦闷、失望，对中国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在时局重压和思想动摇中逐步脱离党组织。

病愈后，包惠僧几经辗转，经九江、黄冈、武汉、扬州逃到上海，与李达、施存统、马哲民等人“一起走上失败主义的道路”，在生死考验面前选择退缩，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行动上与党割裂，人生轨迹彻底改写。

中央为什么同意包惠僧回归？

包惠僧身份特殊，是中共建党元老，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私交深厚，有过历史贡献；亲历过建党与早期革命重大事件，具有政治统战价值和党史史料价值；脱党后无实权，无劣迹，无血债，本人真心悔悟，愿改过自新，具备“浪子回头”的前提条件和个人态度。包惠僧的回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念旧过、不忘旧情的宽广胸襟和政治智慧。

包惠僧晚年曾多次要求恢复党籍，但中央始终没有批准他的申请，党籍大门对他永远关闭，他至死都不是中共党员。

1949年12月25日，周恩来跟包惠僧谈话，“你过去不是普通党员，要对党有个交代”——交代不等于恢复党籍，若批准入党，难以向牺牲的烈士和坚持革命的老同志交代。中央对他回归的底线是：“回来可以，入党不行”；“可以回归工作，给生活出路，但不恢复党籍，不批准重新入党。”

包惠僧为什不能重新入党？

包惠僧历史上脱党，长期在敌营任职，虽未出卖组织，未直接反共，不属于叛变投敌，和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公开反共、出卖同志、危害革命有本质区别，但他有动摇、主动投靠、变节行为，属于革命低潮时的动摇分子，党史上正式定性为动摇、变节、脱党分子，政治上有污点，检讨虽深刻，但历史错误无法抹去，不符合党员标准。

中共一大代表中，除了包惠僧，还有三人脱党或开除党籍后，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

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存有分歧，于1922年自动脱党，但仍然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1924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大革命失败后，愤怒声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掩护大批共产党员，1926年湖北党组织曾提出恢复其党籍，未获中央批准，1927年被桂系军阀杀害，195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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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不满张国焘的行径，于1924年脱党，之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49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人证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仁静，1926年去莫斯科学习，因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参加托派活动，回国后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出狱赞成国共合作抗日，1948年投靠国民党，1950年回到人民的怀抱，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始终未获准重新入党。

四

党籍是党员的政治生命。

理想易立，信念难守；半生浮沉，一世得失。包惠僧的一生饱受争议，满是遗憾与唏嘘。

包惠僧与陈独秀性格投缘，脾气相似，是陈独秀最信任、最器重的早期党员之一，与陈独秀建立了终身友谊。

“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受中央局委派，赴广州迎接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还和陈独秀一起在陈独秀家被法国巡捕抓捕，蹲过五天牢狱；

大革命时期，包惠僧无论是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是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党代表、独立十四师（夏斗寅的部队）党代表，始终受陈独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