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谭嗣同》词条、《清史稿·谭嗣同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谭嗣同全集》、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相关文献、《谭嗣同年谱》、新湖南网专题报道、湖南博物院谭嗣同遗墨集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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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
秋日下午，天色阴沉。风从皇城根下穿过来，带着凉意。
六辆囚车徐徐驶入刑场，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披枷带锁，被押上刑台。
围观的人群黑压压地挤了满满一圈，整条街头没有一点声音。
行刑的顺序，是依次轮来的。康广仁排在最前。
康广仁知道自己压根就不是变法的核心人物，他哥哥康有为才是，他不过是被连坐，当时在狱中失控地哭喊撞墙，心里满是委屈。
林旭最年轻，只有二十四岁，进了大狱就没再说过什么话。
杨深秀已是五十岁的人了，神情平静，一步一步走到刑台上，像个赴约的老人。
轮到谭嗣同，他往前跨出一步，抬头朝天，大声喊出那句后来被无数人铭记的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刽子手的刀落下去，血溅当场。
整个菜市口在那一刻彻底安静了。
那一年，谭嗣同三十三岁。
没有人注意到，就在这个下午，菜市口以南数千里之外的湖南浏阳，谭家的血脉悬在一条极细极细的线上。
谭嗣同与妻子李闰生下的那个儿子，早已在九年前夭折于兰州；他的养子谭传炜，此刻还只是一个懵懂的孩子，由李闰在浏阳老宅一手带着。
这孩子将来长大了，在民国年间走完了短暂的一生，三十余岁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之中，有一个叫谭恒锐，后改名谭训聪，用了整整一生的时间，在湖南、在南京、在台湾，把祖父谭嗣同的每一段往事一点一点地梳理成文，写进了一部《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
谭训聪在台湾孤独离世的时候，是1979年。
那一年，他仍执笔不辍，至死都没能回到大陆，没能见到妻子和儿子最后一面。
一个在菜市口就义，一个在台湾离世。隔着将近一个世纪，隔着一道海峡，这一祖一孙，各自用一支笔，留下了谭家最深的印记。
【一】一条命运多舛的家族脉络，从谭继洵说起
要说清楚谭嗣同其人，得先从他出生的那个家说起。
清朝同治四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公元1865年3月10日），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家邸中。
他的父亲谭继洵时为朝廷官员，曾出任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
这样的出身在当时来说，是标准的官宦之家，衣食无忧，前途铺就，按部就班地读书、科举、做官，本是最稳妥的一条路。
可谭嗣同这个人，从小就不走寻常路。
少年即有名师指教，读遍四书五经，入仕之前随父赴任而到处迁徙，因此游历天下，任侠交友，砺磨出嶙嶙奇气，在那个时代的封建家庭中，他非同一般官宦子弟，志存高远，卓尔不群。
14岁随父亲甘肃上任，途经陕西潼关，看到西北雄奇险峻山河，伤时感怀，随即写下《潼关》："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把大河奔涌、不受约束的意象和自己少年时那股桀骜不驯的劲头融在一起，可见他从小就不是甘心被规矩框住的人。
谭继洵有四个儿子：谭嗣贻、谭嗣襄、谭嗣同，还有最小的谭嗣囧。
可这四兄弟的命，一个比一个薄。
光绪二年（1876年）春，北京爆发白喉病，谭嗣同的母亲徐五缘和大哥谭嗣贻、二姐谭嗣淑染病去世。
谭嗣同亦染病昏迷三日才苏醒，其后卧床不起，至五月方才痊愈。
因此，谭继洵为谭嗣同取表字"复生"。
"复生"——死而复活的意思。
这个字，后来也成了他的号，伴随了他此后三十多年直到菜市口。
那一场白喉夺去了母亲和大哥的性命，谭嗣同是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
母亲去世后，谭家上下的格局悄然变了。
继母卢氏接管了家务，谭嗣同和卢氏关系并不融洽，这也让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内敛而倔强的性格，少年与继母不甚相得，遂养成内敛的性格。
二哥谭嗣襄，活到三十三岁就早逝了，留下一个儿子谭传炜。
大哥谭嗣贻死于白喉，没留下后人。谭继洵本有四个儿子，可四个儿子如今只剩下了小儿子谭嗣囧。
前三个儿子，除了谭嗣同就义赴死外，大儿子谭嗣贻因染上白喉去世，二儿子谭嗣襄33岁早亡，留下一子谭传炜过继给了谭嗣同。
这样的家族，接连遭逢丧亲之痛，像是被某种命运的齿轮碾过去了一圈又一圈。
但每一次打击，都没有把谭嗣同压垮，反而让他愈发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短暂，也催生了他那种"有多大事就做多大事"的急迫感。
与此同时，谭嗣同的婚事，也在那个年代里以包办的方式定了下来。
李闰是长沙望城李篁仙的女儿。李篁仙为咸丰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工于乐府诗词，与谭嗣同父亲谭继洵为同僚。
两家父亲是老乡、是同僚、是好友，这门亲事便在双方父辈的一拍即合里敲定了。
1883年春，谭嗣同从兰州专程到汉口，与李闰完婚。那一年，他们都才满18岁。
婚后不久，两人随谭继洵辗转甘肃。
婚后不久，李闰即偕谭嗣同返回甘肃。
在兰州时，夫妇俩住布政使署憩园凿申轩，园中牡丹盛开，高者达屋檐，俩人常作诗吟咏，十分亲密。
这是两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在大西北的官署庭院里，牡丹花开的季节，相伴读书吟诗。
那段日子，大约是他们一生里最平静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闰在兰州生下一子，名传铎，字兰生，但不到一年即病殇，此后未再生育。
儿子没了。谭嗣同的骨血，就这样在兰州那个牡丹盛开的地方断掉了。
【二】从甘肃到全国，行程八万里，他看见了一个病入膏肓的王朝
儿子夭折之后，谭嗣同没有把悲痛埋进心里就此沉沦，而是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游历。
婚后他耗时10年，行程8万里，走遍了全国各地。
这八万里，不是走马观花的游山玩水，而是真正把脚踩进各地土地里去，看贫苦，看腐朽，看民生疾苦，看各地官场的烂相与寒相。
后又往来于疆、陇、秦、直、豫、鄂、湘、苏、赣等地，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
"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这句话翻过来就是，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那些河，城墙还是那些城墙，但生活在里头的人，却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
这句话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和愤懑，是一个年轻人在走遍大地之后，看见了太多不该看见的东西，积在心里憋着出不来的那种感觉。
在这段漫长的游历里，谭嗣同结交了大量的朋友，有文人，有侠客，有学者，也有底层的普通人。
1877年，父亲谭继洵调任甘肃。谭嗣同多次往返甘肃，他轻身只剑，纵马驰骋。
他还向父亲的幕僚学习射猎，跟着兵弁们摆弄刀、枪、棍、棒。
他曾自撰一副联："惟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这股侠气，不是街头打架的那种匹夫之勇，而是一种面对腐朽敢于出手的气魄。
和大刀王五的结交，也是在这个时期。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回忆谭嗣同与大刀王五的莫逆之交："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及山海关，南及清江浦，生平以除强扶弱为事。浏阳（指谭嗣同）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
一文一武，两个来自截然不同背景的人，却因为共同的性情相投，结成了后来那种生死之交。
1895年，一件事彻底击碎了谭嗣同那颗还残留着一丝观望之心的心。
那一年，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这份条约，割地赔款，让无数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谭嗣同当时的反应，是"异常不满"。
但他不是只会喊着"国耻"就散了的那种人，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变法。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他异常不满，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和欧阳中鹄、唐才常等组织"算学社"，聚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
唐才常，是他多年的挚友，同为浏阳人，后来并称"浏阳双杰"。
谭嗣同、唐才常为同乡挚友，从小有着共同的志向，1895年二人共创浏阳算学馆，1898年又同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共建南学会及《湘报》、《湘学报》，慈禧政变后二人先后为中国社会的变革而舍生取义。
这两个从浏阳走出来的年轻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共同推动着湖南维新的浪潮。
1896年，谭嗣同进京，结交了梁启超，以及翁同龢等人。
之后，他父亲为他捐官江苏候补知府，供职江宁。
1896年底重回金陵，闭户养心读书，成《仁学》2卷。
《仁学》，是谭嗣同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整个维新派第一部系统性的哲学著作。
谭曾著《仁学》一书，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
"仁"是万物之源，"以通为第一义"。
并且认为儒学"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理、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专制网罗。
对秦汉以来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
"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在那个年代，这句话的分量，不亚于一枚炸弹。
写完《仁学》的谭嗣同，没有在南京多待。
1897年，他回到湖南，正式投身那场将改变他命运的大事——戊戌变法。
【三】一百零三天，从长沙到菜市口
1897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受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参与筹办时务学堂。
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
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
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时务学堂的那段日子，是谭嗣同人生里最意气风发的时光之一。
梁启超做总教习，谭嗣同和唐才常做分教习，师生聚在一起，讲的是那个年代最前沿的思想，谈的是变法、民权、平等，一帮年轻人每天围坐在一起读书辩论，恨不得把整个旧世界掀翻重来。
同年，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主办《湘报》，维新运动时期，《湘报》和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三足鼎立，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三大维新报刊。
报纸、学堂、学会，谭嗣同把能用的工具都用上了，就为了把维新的思想传播出去。
同年，李闰也没有袖手旁观。
受谭嗣同影响，她与康广仁之妻黄谨娱倡办了中国女学会，这是近代上海的第一个妇女团体，该会的宗旨是讨论妇女教育问题及其他有关妇女权利问题；次年，又在同仁的支持帮助下创办了第一所中国自办女学堂——中国女学会书塾，出版了中国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刊物《女学报》。
这夫妻二人，一个在台上鼓吹变法，一个在幕后推动女性教育，各自在各自能做到的地方使劲，把那个时代里所有的缝隙都塞得满满的。
1898年，是谭嗣同与李闰完婚的第十五周年。
那年农历四月初三，谭嗣同要离开浏阳北上，应诏赴京参与新政。
出发前，他给李闰写下了一首《戊戌北上留别内子》："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今生结此缘。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这首诗，写于他们结婚整整十五年的纪念日。没有壮语，没有大话，只是说——这十五年，多亏有你。养父母，抚侄儿，全靠你撑着。
1898年5月22日，谭嗣同从浏阳动身，准备经长沙赴京参与新政，在临行前，他为妻子写下了《戊戌北上留别内子》。
从5月离开浏阳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他写给李闰的信有十多封，信中谆谆嘱咐比比皆是。
而李闰也对谭嗣同牵肠挂肚，曾对月焚香、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
"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她在浏阳焚香祈愿，愿意替丈夫承受所有的灾厄。
可灾厄还是来了。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维新。
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光绪，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极力推荐。
9月5日，召见谭嗣同，赐四品卿衔，令其"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
谭嗣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称军机四章京，进入变法的中枢，也走进了最危险的地方。
变法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
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开始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康有为、梁启超避往海外，9月21日，谭嗣同与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林旭六人被捕。
被捕之前，谭嗣同其实有三天的时间可以出逃。
从9月21日政变发生到9月24日他被捕，他一直安静地待在浏阳会馆里，没有动。
梁启超去劝他走，被他拒绝。
大刀王五亲自登门，为了营救参与维新变法的谭嗣同，大刀王五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到谭嗣同家中，表示愿意护送谭嗣同逃出北京，但谭嗣同却直接拒绝了。
他说的那句话，已经说得足够清楚——"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被关入刑部大狱之后，他提笔在牢壁上写下了《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898年9月28日，六君子在未经刑部审讯的情况下，被下令押到北京菜市口法场斩首。
被处斩的顺序是：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
据记载，临刑前谭嗣同突然大喊一声："吾有一言！"当时监斩官刚毅不予理会，谭嗣同英勇就义，这句话也因此成了千古之谜。
那句话到底想说什么，没有人知道。它被一把刀永远地截断了，留在了1898年那个阴沉的秋天下午。
就义后，大刀王五冒着巨大风险为谭嗣同收尸。
就在谭嗣同即将被砍头时，大刀王五冒死劫法场，失败。在谭嗣同被杀后他又冒死给其收尸，并送至湖南浏阳安葬。
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墓前华表上挽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这副对联，刻在浏阳城南那片山坡上，一刻就是一百多年。
【四】菜市口的血迹未干，浏阳"大夫第"里，一个女人开始独撑一片天
谭嗣同死后，留在世上的，除了那首《狱中题壁》，还有浏阳北正南路"大夫第"里的一个女人——李闰。
噩耗传来时，李闰正在随家人南归的船上。
那天船行至湘阴，下人们走漏了消息。
谭继洵不敢将真相告诉儿媳，因为他知道两个孩子之间的感情深厚。
船到湘阴时，下人们走漏了消息，李闰才知道丈夫已被处斩。
李闰知道的那一刻，当着所有人的面跌坐下去，然后冲向船窗纵身跳了进去，被随行的人拼命拦住，才没落水。
谭继洵老年失子，强忍着自己的悲痛，一边要照顾儿媳，一边要面对从封疆大吏到被革职回乡的巨大落差。
谭嗣同死后，他被连坐革职，勒令回籍，三年后因忧惧死在浏阳。
走之前，他给儿子写了一副挽联："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一个父亲，写不出豪言壮语，只有这两句沉甸甸的话——骂声遍地，对错只能留给后世去说。
公公去世之后，李闰一个人留在了"大夫第"。
那是一座建于明末清初的老宅子，始建于明末清初，主体原占地2100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762平方米，通高8米，大小房舍24间，南北朝向，全木结构，工艺精美，古朴庄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风格。
就是在这座宅子里，李闰开始了她长达二十七年的守寡岁月。
她把谭嗣同曾经睡过的那间卧室锁起来，自己搬到另外的房间住。
在她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张谭嗣同的画像，对丈夫的思念陪伴她度过了二十几年孤独的时光。
每逢月之朔望，李闰将怀念谭嗣同的诗句写在纸钱上，然后解下插发的竹簪，用纸钱裹住，到谭嗣同祠中就着烛火慢慢焚化。
她写下的那些诗句，大多数都散失了。
流传下来的几首，读来令人心酸："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灯前愁煞未亡人"——这句话里有多少年的夜晚，有多少次一个人对着灯火发呆。
谭嗣同死后，谭家的境况日渐衰落，李闰为了贴补家用，将老宅临街的几间房子改为客栈。
堂堂巡抚之家，到了这一步，靠着把老宅子的几间房改做客栈来维持生计。
但李闰没有因此沉沦，她把谭传炜接过来，一手带着，同时还要操持谭家上下的家务，养活那一大家子人。
养子谭传炜是谭嗣同亡兄谭嗣襄留下的独子。
谭嗣同的兄长谭嗣襄去世时，正好留下了一个儿子谭传炜。
作为家长的谭继洵便决定将谭传炜"过继"给当时还未有子嗣的谭嗣同抚养。
但又怕让谭传炜单单作为谭嗣同的儿子而断绝了谭嗣襄这一脉的香火，于是决定采取"兼祧"的方式。谭传炜一人，两家抚养，一人孝两家。
谭传炜入了谭嗣同的门下，从此跟着李闰在"大夫第"里长大。
因为谭嗣同遇难后，谭传炜几乎由嗣同夫人李闰一手带大，视同嫡出。
李闰待他，是真的把他当成了亲生的孩子。
谭传炜小时候，李闰给他讲谭嗣同的故事，讲戊戌变法，讲浏阳会馆，讲菜市口，讲那首《狱中题壁》。
她没有刻意渲染那些悲壮，只是把那些事情一件一件地告诉这个孩子，让他知道自己姓谭，知道他的名义上的父亲是谁，知道那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然而，李闰最终还是没能守住谭传炜。
谭传炜却并没有如养父母那般坚毅，内心非常脆弱，在民国时期才30岁左右的谭传炜就因抑郁自杀身亡了。
关于谭传炜之死，史料语焉不详。至民国时期，传炜自杀，也才30多岁，什么原因不太清楚。
有资料提到，谭传炜曾经试着写过一篇文章，想还原谭嗣同就义那一刻的经过，他一边写，一边掉眼泪，写不完，哭得睡不着。
后来他开始长期失眠，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吃什么都没味儿，也不太说话了，慢慢地变得不爱见人。
一个从小在"谭嗣同养子"这个身份下长大的人，承载了太多外界的目光和期待，又长期生活在那种无法与父辈相提并论的落差之中，内心积压的东西，一点一点把他压垮了。
谭传炜就这样走了，三十余岁，留下了两个儿子——老大谭恒銊，老二谭恒锐。
李闰得知消息，独自去了谭嗣同的墓前，烧纸磕头。
她跪在那里，说自己没能把传炜看住，但两个孙子，她会把他们拉扯大。
这一年，李闰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
她在这世上已经独撑了太多年，送走了公公，送走了养子，现在又要把两个年幼的孙子拉扯大。
没有人来帮她，没有人替她分担，就她一个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把谭嗣同的遗志，用她自己的方式延续了下去。
1912年，为继承丈夫的遗志，李闰捐出一部分家产，并为募集公私资财奔走呼号，与刘淞芙先生等有识之士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校，并任名誉校长。
学校开办后，她与县城热心教育的人士商量校务，聘请饱学之士担任教师，在对学生灌输自强自立的新观念新思想的同时，教授实用的谋生技能，给穷苦的女孩子以求生的本领，求生的机会。
她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办学上，穿的是布衣布履，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到校指导校务，经常找老师谈话，讨论教学问题；对学生关怀备至，常常夜深人静之时，还在学生寝室巡视。
谭嗣同生前最力主的，就是开民智、兴学堂、倡导男女平等。
他死了，李闰把这件事扛起来做完了。
1925年，在60岁生日过后的几天，李闰含笑辞世，临终前，她和谭家的后人说，自己死后，葬在丈夫墓地的后方就可以，她能用这样的方式和丈夫相伴，足矣。
李闰为丈夫守寡27年，成全了他们爱情最美的模样。
就这样，那个曾经在湘阴的船上跳江殉夫的女人，用二十七年的时间，在浏阳那座老宅子里，把谭嗣同的名字、谭家的门楣、浏阳女子的未来，一起扛了下来，然后才含笑离开。
然而，就在李闰离世的前几年，谭传炜也已经先她而去了。
她手把手带大的那个孩子，没能陪她走完最后那段路。
留下来的，是谭传炜的两个儿子——谭恒銊和谭恒锐。
这两个孩子，接下来的命运，比谁想象的都要曲折得多。
而其中那个叫谭恒锐、后改名谭训聪的孩子，最终用一生的岁月，在台湾完成了一件令人动容的事——
当年谭传炜曾经试图写下来、却因为哭得太厉害而没能写完的那件事，他的儿子，替他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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