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国宝南迁——抗日烽火中故宫文物迁徙之路（上）|吴瀛|国宝|张学良|故宫博物院|文物|瓷器

国宝南迁

抗日烽火中故宫文物迁徙之路（上）

张小英刘冕

神武门展厅一层，有一件特别的文物——旧木箱，上面划痕密布，叠压封条，一把老锁锈迹斑斑，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慷慨悲壮的岁月：

1933年山海关沦陷后，为防日寇劫毁，故宫博物院1.3万余箱文物精品，从北平迁存上海、南京，后在纷飞战火中，分三路南渡西迁十余省。抗战胜利后，又经历了东归、迁台和北返，历时二十多载，辗转数万里，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行程最长、历时最久的“国宝长征”，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

奇迹背后，是故宫守宝人在破碎山河中的不离不弃，是逃难同胞为国宝让路的深明大义，是国际友人在大轰炸中的凛然守护……

“文化一亡，永无补救”

1933年2月5日，夜幕低垂，故宫博物院大门打开。一大批人力车夫拉着排子车，匆匆进入神武门。

太和门前广场上，摆满了贴着封条的大木箱。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身披斗篷，现场坐镇指挥，一件件木箱被有序运出太和门，经过午门，直奔北平西站。

1933年3月，太和门广场上等待起运的文物箱件。

沿途全线戒严，两旁军警持枪而立。火车站里，两列全副武装的火车，正静静等待这些木箱抵达。100名东北宪兵在车外守护，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这些木箱里装的，是故宫精挑细选的文物，是举世无双的国宝。它们，要与日寇的炮火“赛跑”。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易培基就开始酝酿故宫文物南迁一事。

易培基是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1924年，他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与同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煜瀛一起，策动冯玉祥驱溥仪出宫。故宫收归国有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易培基是其核心成员。1928年北伐成功后，易培基被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

清室善后委员会曾于1924年召集上千人，用了5年多时间，第一次摸清了故宫的家底——117万余件文物。其中，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宋徽宗《听琴图》等，很多都是绝世珍品，是中华民族千年文脉的见证。

易培基深知，日本人侵占了中国东北，狼子野心绝不满足。平津一带难免发生战火，故宫文物在劫难逃，必须早做准备，必要时搬离北平。“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

故宫文物南迁，牵扯各方利益。易培基不敢声张，秘密安排员工挑选重要文物整理装箱，并反复叮嘱：不要声张，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为了整理库房。但故宫人员庞杂，消息还是不小心泄露了。

一时间，舆论四起。

许多北平市民不赞成南迁。东北沦陷，华北人心动荡，运走这么一大批文物，岂不是在向老百姓宣告，国民政府即将放弃北平、放弃华北？不要国土，不要人民，还成什么国家？北平街头打出横幅：“文物南迁就是逃跑！”“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

学界名流也纷纷站出来反对。胡适认为，在国际人士的监视下，未必有人敢破坏文化古物。况且，故宫文物数量巨大，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谁负责？徐志摩给国民政府呈文，请求故宫文物“无论巨细，概不出故宫之门。”鲁迅则写打油诗讽刺当局：“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最激烈的反对者，莫过于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他联合各界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不断派人给支持南迁的工作人员打骚扰电话：“当心你的命！”并扬言一旦文物起运，就在火车站、铁路沿线放炸弹。

作为易培基在湖北学堂的同窗好友，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劝易培基，不要操之过急，“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易培基反驳道：“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推卸责任！”

一片争议声中，1932年，中央政务会议讨论处理故宫文物办法，其决议之一竟然是：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以充国家抗敌之资。

易培基得到消息后，“不胜骇异”，连忙给坐镇北平、节制北方八省的张学良拍电报：“故宫所藏关系全国文化，中外观瞻所系，乞公设法劝阻，始终保全。”

当时，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出面劝阻，很可能会背上新的骂名。但作为故宫博物院理事，张学良支持文物南迁。他及时出面斡旋，终止了这项荒唐的决议。据说，后来张学良与易培基在碧云寺旁的一所小别墅里，谈了一整天，敲定了文物转移的具体方案。

1933年年初，日军仅用3天时间就占领了山海关。长城脚下的北平，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1930年代，国营招商局金利源码头，故宫南迁文物箱件从这里上岸。

危急关头，南京行政院正式批准了“国宝南迁”的决定，密电故宫博物院：“先行选择最要部分，分别由平浦等路迳行运至沪。”财政部紧急拨款6万元作为文物迁移费用，以应急需。

“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

故宫文物数量巨大，装箱、搬迁都是大工程。

当时，故宫有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各馆自行装箱，其他散在各宫殿不为三馆提管的，由秘书处装箱。文物装箱难易不同。据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的庄尚严回忆，最容易装的是图书，其次是图册档案，最难装的是古物。“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铜器，看其形状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

故宫工作人员，很多都像庄尚严一样，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对装箱稍有经验”。他们只得师法前人——打开库房，找几个乾隆以来、由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的装瓷器的箱子，打开来看看是怎么包装的。接着又去琉璃厂各大古玩商店，打听他们如何把古玩装箱出口，并请老师傅们上门演示。

1935年，故宫文物南迁期间，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全体同人。前排右四为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装箱日久，庄尚严和故宫同人逐渐掌握了其中要领。比如装瓷碗，碗与碗之间用棉花隔开，再用厚棉花把两三个碗裹一起，外面用纸包好、用绳扎牢，包外写明文物号数、件数。装箱前，里面先垫一层稻草、棉花，再把包好的瓷碗一层层铺好，用棉花、稻草紧紧塞满所有空隙，最后把盖子盖好钉牢，使箱子成为一个整体，里面每包都不活动。这样用心的打包，是故宫文物在历经万难、跋山涉水后，依旧安然无恙的关键。

起初，故宫为了省钱，用的是装过纸烟的旧木箱。木板很薄，手扶上去晃晃悠悠。棉花也是回笼的“黑心棉”，味道极难闻。装箱的员工们有意见：这样弱不禁风的箱子装文物，路上万一有闪失，谁来担责？

于是，故宫把“黑心棉”换成新棉花，专门定制了一大批长1米，高、宽各0.5米的新木箱。一车一车空木箱、棉花，声势浩大地往神武门里拉。整个故宫叮当作响，一片繁忙。据当时在故宫古物馆任职的那志良回忆，“刚刚装箱的时候，大家并没有十分紧张，以后时局愈来愈坏，大家才赶装起来。”

历时近一年，故宫总共打包了13427箱64包文物，包括散氏盘、嘉量等青铜重器，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宋徽宗《听琴图》等书画名品，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珍贵古籍。

山海关失陷后，文物南迁已是箭在弦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紧急决议：首批文物2118箱于1933年1月31日起运。行政院通过了这项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