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的北京已现暑意，结束华沙外长会议回国的张闻天刚走下飞机，就被问及是否去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通知上写得干脆：去不去，由本人决定。外事任务压了数月，他原本只想喘口气，结果几句与彭德怀、陈毅的闲谈，让他下定决心“上山”，此举日后成了命运分水岭。
庐山会议开始后，他被编在华东组。7月21日，他说了整整3小时，从粮食产量到高指标浮夸，一条条数据摆在黑板上。他没提高嗓门，却句句扎心。“经济基础若失稳，外交再漂亮也是空中楼阁。”会场短暂寂静后，一阵低声议论涌起。
8月20日深夜，他回到北京家中。灯下，刘英看着丈夫的行李皱眉：“搞外交的，为何非在经济问题上开腔？”他合上皮箱，轻声回了七个字：“党员，见事就得讲。”这几乎是整段风波的缩影。
会后不久，张闻天从常务副部长的位置淡出。职位可以让，但“无事可做”让他坐立难安。给中央写信，口吻极客气，却始终石沉大海。他拜访邓小平，被劝去研究国际问题；去找刘少奇，却被引到经济口；李富春起初点头，后来又婉拒。几番兜转，仍无着落。
1960年春，帅孟奇带来一句话：中央决定聘你为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当即答应，次日就抱着一摞统计年鉴钻进图书馆。那年他整整翻了200多本书，又在数场内部讨论会上提出减轻农村征购、调整信贷等建议，笔记摞满抽屉。
闲下来，他常从保险柜里抽出庐山发言稿，反复圈点。偶尔抬头，对刘英感慨：“我那天真没说错呀。”妻子只拍拍他的臂膀，连一句安慰都显多余。
1961年7月，两人去青岛疗养，海风带着腥咸，他却抱着材料赶写《农业发展若干设想》。次年春，他自费跑江苏、浙江做调查，回来写成厚厚一份报告。刘英担心他再惹麻烦，他摇头：“发现问题不报告，才是真麻烦。”
1964年以后，政治气氛渐紧，他被边缘化得更彻底。1969年10月18日，根据统一安排，张闻天夫妇被派往广东肇庆。仅三天准备时间，他先装书，再装衣物，说一句：“书带够，心不慌。”到肇庆后，小院深锁，外界喧嚣与他们无关。他写作、思考，刘英种花、煮饭，日子像被剪成了静默胶片。
1973年3月，得知邓小平复出，他难掩激动：“形势要变了。”隔年2月，刘英返京探亲，被王震碰上。王震建议写信给毛主席。“写吧，总得让首长知道情况。”张闻天犹豫片刻，还是提笔，信件很短，只求“回北方治病，便于医护”。主席批复：北京不合适，可选他城。反复商量后，他们挑了无锡。
1975年8月25日，夫妻俩入住无锡一处老宅。窗外是运河缓流，屋内堆满手稿。张闻天着手梳理15年来的调查笔记，偶尔停笔，看着远处白鹭发呆。身体却每况愈下，医生诊断心脏病、糖尿病并发。
1976年7月1日下午4时许，他突然昏迷。抢救无效，19时30分，生命定格在62岁。没有追悼会，没有哀乐，骨灰盒静静放在医院太平间角落。刘英搬回家中，守着满柜手稿，屋子里的钟一圈圈走，像是替人守口如瓶。
1979年8月25日，人民大会堂大厅庄严肃穆，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词，肯定张闻天“秉公敢言，终身为民”。会场里，刘英握着那份庐山旧稿，纸页已泛黄。多年过去，那句低低的自语依旧回荡：“我讲得，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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