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清史稿·谭嗣同传》《戊戌政变记》（梁启超著）《谭嗣同全集》《莽苍苍斋诗集》《浏阳县志》百度百科"谭嗣同""李闰""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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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
菜市口这个地方，自明清以来便是北京城指定的行刑之所。
这条街道，因行刑而得名，平日里经年被人踩踏的青石板，和北京城其他地方的街道没什么两样——卖豆腐的、卖菜的、挑担子走街串巷的，来来往往，稀松平常。
但只要一出行刑的日子，这条街道就会变得完全不同，四面八方的闲人会不约而同地聚拢过来，把两侧围得水泄不通。
这一天，聚来的人比平时更多。消息提前就已经在城里传开了——今天不是一个人，是六个，而且这六个人，来头不小。
茶摊老板这天来得格外早，糖葫芦摊子也多了两个人手，街边的位子从一早就被人占着，就等着那几个人走过来。
六个人被押着走过菜市口。他们是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
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这些人还在朝廷里参与推行变法新政，而今天，他们在菜市口走完了最后的路。
六人合称"戊戌六君子"，这个名字，从那天起叫到了今天，一直没有变过。
六个人走过来的时候，围观百姓里有人哭，有人叹气，也有人沉默着看，什么都没说。
走在最前头的那个，叫谭嗣同，三十三岁，湖南浏阳人。
他神情出奇地从容，不像一个明知走向死亡的人，倒更像是早就把这一切算清楚了，心里的账已经结完，剩下的只是把这最后一段路走完。
就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的夜里，刑部大牢迎来了一个不寻常的访客。
谭嗣同的妻子李闰，从湖南浏阳千里赶来北京，在刑部大牢外拿出了一包碎银，悄悄递给了值夜的狱卒，换来了进入牢房的机会。
她进到那间昏暗的牢房，向谭嗣同带去了一个请求——她想在这最后一夜，为谭嗣同留下一个孩子，给谭家延续一支血脉。
两人成婚多年，膝下一直没有子嗣，若谭嗣同就此离去，谭家这一脉便算彻底断绝。
谭嗣同听完，拒绝了她。然而，当李闰走出那道铁门的时候，谭嗣同却已经转过身，在她身后那面牢墙上提起了笔，写下了那首后来被千百人传诵的绝命诗……
【一】浏阳出来的这个人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清同治四年二月初六，即1865年3月10日，出生于北京，籍贯湖南浏阳。
他的父亲谭继洵，是清廷在任官员，常年在外任职，家里属于书香门第，衣食无忧。
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按照那个年代最寻常的路走，无非是读书、科考、入仕，顺理成章。
但谭嗣同没走那条路，至少没走得顺畅。
他五岁那年，约在1870年前后，北京城爆发了一场大疫，来势凶猛。
谭家在这场瘟疫里，接连失去了三个人——他的生母徐氏，以及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病故。
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这么短的时间里，三个最亲近的人接连死去，是什么感受，旁人很难想象。
而更糟糕的是，谭嗣同自己也倒下了。他高烧不退，整整三天没了动静，家里人以为他撑不过去了，已经在着手准备后事。
结果第四天，他悠悠转醒，从那道坎上爬了回来。
活下来之后，他给自己取字"复生"，正是取的死而复生这个意思。
这个字，他用了一辈子，也成了他此后数十年行事方式的某种底色——一个从死里爬回来的人，对生死的感受，和旁人总是不大一样的。
生母去世之后，谭嗣同的继母进了门。继母待他相当苛刻，这在多处传记材料里都有记述，不是一处两处。
父亲谭继洵在外任职，多数时间不在北京，家里的日子，对谭嗣同来说并不宽松自在。
少年时期，谭嗣同的阅读量相当大，读的书涵盖各家，但他的兴趣不在科举八股那套上。
算学、格致、地理、兵法这些杂学，他都有涉猎，思维活跃，不太安于规矩的框子。
他还学过剑术，练过武，在武艺上下过真功夫，并与北京城里的武术家大刀王五结下了深厚的交情。
大刀王五，原名王正谊，是晚清北京武林界颇有声望的人物，以行侠仗义闻名，在市井中口碑甚好。
谭嗣同与他结交，与他平日里那种不拘于书斋的性情有直接关系。
两人私交极深，这段交情延续到了最后——1898年谭嗣同被捕之后，大刀王五曾设法组织人手，试图在行刑当日劫法场救人，但最终没能成功。
大刀王五本人后来在1900年庚子之乱中遇难，没能在那个动荡年代里活过太多年。
1877年，谭嗣同十三岁，随父离开北京，此后在各地游历，前后历时十余年，走过的地方包括湖南、湖北、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路走得相当远。
这些地方，有贫瘠的内陆州县，有偏僻的边疆要塞，土地荒芜、民生艰难的景象，他走一路见一路。
地方官场的腐败、百姓的疾苦、边疆的动荡，这一切都成了他此后思考的直观素材。
1882年，谭嗣同十七岁，奉父母之命，与湖南浏阳同乡李闰成婚。
李闰，字韵卿，1865年生，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同年同乡。
这段婚事由双方父母定下，是那个年代最普通的包办婚配，两人婚前素未相识。
李闰在那个时代算是读过书的女子，识字，有见识，行事稳重，并不是只知道围着灶台转的旧式妇人。
婚后，谭嗣同并没有就此安顿下来。他长年在外游历、读书、结交志同道合的人，长久陪在家里的日子其实并不多。
两人成婚多年，一直膝下无子，这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会被周围所有人反复议论的事。
李闰独自守着，撑了整整十六年，撑到了那一夜的刑部大牢。
婚后数年，谭嗣同开始更为集中地思考时局和国事。
他广泛阅读西学著作，研究各国的历史与变革经验，同时着手整理多年游历所积累的思考，动笔写作《仁学》。
这部著作，以"仁"为核心概念，将儒家传统与西方平等自由的观念加以融通，主张打破纲常礼教的束缚，被他视为自己最重要的思想著述。
《仁学》完成后，在维新派圈子里辗转传阅，影响了不少人，后来也成为学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二】从湖南到北京
1895年，是谭嗣同此后一切的分水岭。
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廷的惨败告终，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两亿两，并开放多处通商口岸。
这份条约在全国引发的冲击，是空前的。
那些习惯了"天朝上国"观念的人，在这场败仗面前，不得不接受一个无法再回避的现实——这个王朝，已经烂到了根子里。
1895年5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联署上书朝廷，请求拒绝和议、推行变法，史称"公车上书"。
上书虽然最终没有经由正式程序送达皇帝，但它在社会上引发的反响，把变法图强的议题推到了无法再被轻易压制的位置，维新思想的传播，从这里开始明显加快。
谭嗣同在湖南的一系列活动，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1897年前后，谭嗣同参与协助创办了时务学堂。
这所学堂设在长沙，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据点，梁启超曾在此担任主要教习，对一批湖南年轻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谭嗣同又与人共同创办了南学会，广泛联络湖南各地的读书人和有识之士，形成了一个讨论时事、推动改革的网络。
此外，他还积极参与《湘报》的撰稿与创办。
《湘报》是当时湖南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一，专门刊发倡导变法的文章，在当地知识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谭嗣同写文章、作演讲、广交同道，在湖南维新圈子里逐渐成为发声最积极、立场最鲜明的人物之一。
他的《仁学》在圈子里辗转传阅，让他的思想影响力不止于湖南本地，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关注。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正式推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亦称"百日维新"。
这场变法自6月11日开始，至9月21日结束，历时一百零三天。
这一百零三天里，朝廷颁布了大量改革法令。
教育方面，废除沿用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并创办了后来演变为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行政方面，裁撤冗余机构，精简行政人员，力图提升行政效能；经济方面，鼓励工商实业、开矿、修铁路，推动制造业发展；军事方面，着手推行新式练兵，按照西方军制整顿营伍。
每一条法令，放在那个年代，都是对积弊已久的旧有秩序的正面冲击。
然而，改革的推进从一开始就并不顺利。守旧势力对新政的抵制，公开的、隐蔽的，从未停过。
许多法令在地方层面执行时，被层层打折，甚至直接架空搁置，虚应故事。
维新派的急迫，与守旧派的顽固，在这一百零三天里持续碰撞，张力越积越深。
谭嗣同在这一时期受到征召，离开湖南赴京，进入推动新政的核心圈子，与梁启超、林旭等人一道，全力投入各项新政的落实工作。
他还曾奉命秘密前往法华寺，拜访袁世凯，希望争取袁世凯站到维新派这一边，在关键时刻提供支持。
这次会面的具体经过，后来各方说法争议颇多，但它在日后局势急转直下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三】政变，与一个不走的人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这一天，她宣布重新垂帘训政，光绪皇帝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百日维新宣告结束，所有新政法令几乎全数废除。
随即，清廷下令大规模搜捕维新人士，整个北京城风声鹤唳，与变法沾边的人，都在尽快想办法脱身。
消息传出的那几天，维新圈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动。
康有为在政变前两天已经收到风声，提前出走，辗转乘船离开；梁启超随后逃往日本驻华使馆，在那里躲避一段时间后，辗转抵达日本，才算落稳脚跟。
其他人或藏匿于友人处，或设法出逃，或以各种方式保全自己，一时间人心惶惶，局面一日比一日乱。
轮到谭嗣同，情形完全不同。
日本驻华公使馆通过中间人，向谭嗣同传递了出走的可能，表示可以为他安排脱身。
与此同时，友人们也在反复劝说——路还没断，人跑出去了就还有机会，留下来什么都完了。
谭嗣同没有动。
他留下的那段话，后来被梁启超一字不差地收录在《戊戌政变记》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把这段话翻成白话：看遍历史上那些变法成功的国家，没有哪一个不是流过血才走过来的。
中国的变法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为此付出性命，这才是始终振兴不起来的根子。
那就让我谭嗣同，来做这第一个。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被捕，随后关押于刑部大牢。
与他同期落网的，还有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
整个抓捕过程进行得极为迅速，从政变到下狱，不过短短数日。
在刑部大牢的牢房里，谭嗣同在墙壁上写下了一首诗，经梁启超等人记录，后来广为流传：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诗里前两句，各用了东汉的一个典故。
张俭因弹劾宦官而遭到迫害，被迫流亡各地，许多人冒险收留庇护他，史称"望门投止"；杜根因直言进谏被太后下令杖毙，行刑者动了恻隐之心将他打昏，他随后装死脱险，后来东山再起入朝。
谭嗣同借这两个典故，是在表达对出逃同仁的一种期许——盼他们能像张俭那样找到容身之处，也盼他们能像杜根那样忍耐等候，总有机会重新出来。
"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最后一句，"两昆仑"所指的争议，后人讨论了一百多年没有定论。
有说是指谭嗣同与大刀王五，二人肝胆相照；有说是指康有为与梁启超，那两个出走海外的人；还有说不过是泛指，没有特定所指。各方各有说法，这个问题没有公认答案。
行刑日定在了1898年9月28日。在那天到来之前，还剩最后一个夜晚。
1898年9月27日夜里，刑部大牢来了一个访客。
谭嗣同的妻子李闰，从湖南浏阳赶了数百里路来到北京，在刑部大牢外拿出一包碎银，悄悄递给守夜的狱卒，换来了一次进入牢房的机会。距离行刑，已经不足二十四个小时。
进到牢房里，李闰见到了谭嗣同。她带来的那个请求，是想在这最后一夜，为谭嗣同留下一个孩子，给谭家保住这一支血脉。
两人成婚已逾十六年，膝下始终没有子嗣。那个年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是一句空话，是渗进每一个人骨子里的社会准则。
若谭嗣同就此离开，谭家这一支便算彻底断绝，李闰千里赶来，只为这一件事。
谭嗣同沉默了许久，给出了他的回答，那个回答让李闰当场泪如雨下。
然而，当谭嗣同把拒绝的每一层缘由一字一字说完之后，李闰才明白，压在那个拒绝背后的东西，远比她进来时想的更为沉重，而那个重量，是她此后整整二十七年里，始终没能真正放下的那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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