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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深秋，安徽安庆，独秀山下。
山间的风带着凉意，一路从皖西南的丘陵地带吹过来，掠过长江边上那片泛黄的芦苇荡，穿过低矮的山坡，拂动了墓地旁几株老松的枝桠。
松针落了一地，铺在通往墓碑的那条窄路上，踩上去，发出细微的声响。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沿着这条路，一步一步往山坡上走。
他拄着拐杖，步履迟缓，却走得极为郑重。
每一步落地，都像是在丈量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他已经八十三岁了，身形略显佝偻，但腰背并没有完全弯下去，仍旧带着一种读书人特有的挺拔。
跟在他身后的随行人员，几次想上前搀扶，都被他轻轻摆手挡开了。
他叫赵朴初。1907年，他生于安庆太湖。1926年，年仅十九岁的他离开这片土地，独自前往上海求学。
这一走，整整走了六十四年。六十四年，是两个甲子还多。
他离开时，这里还是民国年间的旧城光景；他回来时，天地已经换了好几番面貌。
六十四年里，他走过上海、北京，走过无数城市，经历了这个国家最动荡也最深刻的几十年历史。
他从一个安庆城里的读书少年，一路成长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文化界、宗教界德高望重的人物。
此番专程回乡，他没有在城里多作停留，没有去看儿时住过的老宅，没有去寻访旧时的街巷。他特意绕道独秀山，来看一个人的墓。
那个人，叫陈独秀。赵朴初走近那块墓碑，停下脚步，站定。
他没有立刻开口说话，而是就这样静静地站着，看着碑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去。
山风吹来，他的白发轻轻拂动，松林里传来鸟叫的声音，四下里安静极了。
随行人员站在稍远的地方，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等他。
这一站，就是很长时间。
许久之后，赵朴初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听得极为清楚。
他说，碑文少了两个字，实在令人遗憾。
说完这句话，他又沉默了。
那两个字，是什么？
一个八十三岁的老人，跨越六十四年的时光，踏上故土的第一件事，是来看这块石碑。
看完之后，他说的不是别的，偏偏是这块碑缺了两个字，令他遗憾。
这两个字背后，压着一段绕不开的历史，压着一个人从巅峰到低谷再到身后的漫长遭际，也压着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于历史如何书写、如何评价、如何记录这件事的深层拉锯。
【一】安庆这座城，和走出去的两个人
安庆，古称舒州，地处安徽省西南部，长江北岸。
这座城市背靠大别山余脉，面朝长江，地势起伏，水系纵横，自古便是皖西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清代，安庆长期作为安徽省省会，城内官署林立，文风鼎盛。读书人多，藏书楼多，书院也多。
民间素有"桐城文章甲天下"的说法，而安庆恰好是桐城文化圈的核心腹地，文人墨客层出不穷，治学之风代代相传。
近代以来，安庆更是走在了时代变革的前列。1861年，曾国藩在此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新式军事工业企业，被史学界视为洋务运动的重要起点。
这座城市，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既保有深厚的旧学传统，又较早地接触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新思潮。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就出生在这座城市里。
他的原名叫陈庆同，字仲甫。父亲在他幼年时便已去世，他是由祖父陈章旭一手带大的。
陈章旭是旧式读书人，家教极严，对孙子的要求近乎苛刻。
陈独秀自幼在祖父的督导下熟读《四书》《五经》，国文功底打得十分扎实。
家里藏书不少，他从小便在那些线装书堆里打转，见识了旧学的底蕴，也渐渐感受到了旧制度的局限。
1896年，陈独秀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成绩中了秀才。
这在当时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按理说，他接下来的人生路会是继续读书、参加乡试、会试，一步步走向仕途。
然而，他偏偏没有走这条路。1897年，他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求学，开始系统接触西方近代科学与政治学说，眼界为之大开。
1901年，他第一次东渡日本，入读东京专门学校，在那里接触到了更多西方政治思想与社会变革的理论。
这次日本之行，彻底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方向。
回国后的陈独秀，已经不再是那个靠背诵经典走科举路的安庆秀才。
他多次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参与各种革命活动，结识了大量志同道合的青年，逐渐在思想界崭露头角。
他先后参与创办《安徽俗话报》《甲寅》等刊物，用白话文写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新思想，在读书人圈子里积累了相当的影响力。
再往后，便是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便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便是1921年那场在上海石库门里悄然开始的会议。
陈独秀就这样，从安庆城里走出去，走进了近代中国最核心的那段历史。
赵朴初比陈独秀晚生二十八年，1907年出生于安庆太湖县。
赵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世代有人为官读书，家学渊源深厚。
赵朴初自幼受家学熏陶，四书五经读得烂熟，诗词书法也有极好的童子功，七八岁时写的字，已经让大人们刮目相看。
太湖县地处大别山南麓，山清水秀，民风淳朴，赵朴初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那段岁月里的山水气息，后来成了他诗词里反复出现的意象。
1921年，十四岁的赵朴初离开太湖，赴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和东吴大学文学院。
在上海的求学岁月里，他广泛接触了各种思想与文化，同时也开始亲近佛法，逐渐走上了居士修行的道路。
1926年，赵朴初从东吴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从事社会救济工作。
同年，他离开安庆，正式以上海为新的根据地，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社会与宗教事业。
这一走，就是六十四年。
两个安庆人，从同一座城市出发，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
一个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与革命运动中无法绕开的历史人物，另一个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界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以及文化界的重量级代表。
他们的人生，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彼此交织，又各自独立，共同构成了那个波澜壮阔年代的一部分。
【二】《新青年》的火，五四运动的旗
要讲清楚墓碑上那两个缺失的字，就必须先讲清楚陈独秀这个人，究竟在历史上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正是陈独秀。
这本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此后便以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新青年》的创刊，不是一件小事。
那个年代，中国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新生的民国政府内忧外患，政局动荡，社会上弥漫着一种迷茫与困惑的气息。
许多人推翻了旧制度，却不知道该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许多人接触了西方文明，却不知道该怎样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落地。
旧的东西破了，新的东西还没立起来，整个社会夹在这中间，左右为难。
陈独秀办《新青年》，就是想在这片迷茫中点一把火。
他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他对中国青年的六点期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点，言简意赅，却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击中了无数青年读者心中最渴望变革的那根弦。
《新青年》此后每期刊出，都在知识界掀起不小的波澜。
胡适在杂志上力推白话文，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在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以小说的形式对封建礼教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批判；李大钊在杂志上介绍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提供了阵地。
这些文章，在当时的读书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思想冲击，让无数青年感到眼前突然亮堂了。
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部也随之迁往北京。
在北京大学，他聚集了一批思想活跃的学者与青年，形成了那个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群体之一。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战胜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这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强烈的愤慨。
北京的学生率先走上街头，随后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精神旗手之一。
在运动期间，他走上街头，亲自散发传单，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1919年6月11日，他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随即被北京警察厅逮捕，在狱中羁押约九十八天，出狱后立刻继续投入工作，毫无退缩之意。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历来是史学界公认的重要命题。
而陈独秀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一个旁观者或鼓励者，他是深度介入其中、付出了实际代价的参与者。
1920年，陈独秀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秘密投入建党的筹备工作。
他在上海先后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与李大钊多次通信磋商，着手在各地联络志同道合的人士，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
此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先后建立了类似的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小组的建立，与陈独秀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联。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代表共十三人，代表全国约五十三名党员。
陈独秀因在广州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未能亲身出席会议，但他以书信形式参与了议题的讨论。
会议结束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决议，推选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成为党成立初期的最高负责人。
这是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写进了党史研究的权威文献，也出现在无数历史教科书和档案资料之中，有案可查，无从否认。
从1921年到1927年，陈独秀在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历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北伐战争的推进，也目睹了大革命的最终失败。
【三】从高峰跌落，再到江津那段末路
1927年，是陈独秀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大革命宣告失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国共合作破裂，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在随后的政治清算中，陈独秀被指认为在大革命期间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这场失败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同年7月，他被撤销总书记职务。
1929年，他因在党内发表不同政见，被认定为托派成员，于同年11月被正式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之后，陈独秀的处境急剧恶化。
他与少数几个同道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继续发表文章和声明，但这个小团体在当时既无实力，也无影响，在政治上处于完全边缘化的状态。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
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对他提起公诉，1933年4月，法庭开庭审判。
审判期间，陈独秀在庭上发表了著名的《辩诉状》，慷慨陈词，毫无畏缩之态，展示了他一贯的硬气性格。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国民政府宣布释放政治犯，陈独秀于当年8月提前出狱。
出狱后的他，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任何依托。
共产党这边，他早已被开除党籍多年；国民党那边，他在公开场合从未停止批评蒋介石。
两边都不接纳他，他就这样以一个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在乱世中独自漂泊。
1937年9月，他离开南京，辗转抵达武汉。
1938年7月，武汉局势告急，他再度迁移，奔赴重庆。
1938年8月，他最终落脚于四川江津县（今属重庆市江津区），在当地的鹤山坪石墙院租房居住，从此再未离开。
江津，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距重庆约七十公里。
山峦起伏，江水清澈，鹤山坪地势较高，视野开阔，远离城市的喧嚣。
陈独秀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几年时光。
这段岁月，用"清贫"来形容，还是轻描淡写了。
他晚年基本靠友人接济度日，手头常常拮据，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开销都难以为继。
友人章士钊、胡适等人不时寄来资助，才勾住了他的生计。
尽管处境困顿，他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
在江津的几年里，他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文字学领域，潜心钻研古文字，写成了《小学识字教本》草稿及《实庵字说》等著作。
这些文字学研究成果，在学界颇受重视，被认为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他在人生的末路上，用文字学的研究，为自己找到了一片可以安放心绪的天地。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去世那天，身边陪伴他的，是第三任妻子潘兰珍，还有几位友人。
时局动荡，战火连天，他就这样在一个普通的夏日里，安静地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1947年，由潘兰珍及生前友人章伯钧等人出资，将陈独秀的灵柩从四川江津迁回安徽安庆，归葬于安庆北郊叶家冲一处山坡上。
选址在独秀山附近——陈独秀这个名字里有"独秀"二字，安庆恰好有一座独秀山，这种冥冥之中的呼应，让这处墓地多了几分历史的意味。
迁葬时，立了一块墓碑，碑上刻有"陈独秀先生之墓"字样，并附有简短的生平文字。
然而，那块碑文里，有一项关键的身份信息，从一开始就是空白。
【四】墓碑上那两个字，为何消失了整整四十三年
1947年，陈独秀迁葬安庆时所立的墓碑，碑文对他的身份描述，始终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曾经是这个党的第一任最高负责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两个字——"党员"，从那块石碑上消失了。
这件事，放在1947年的历史语境下来理解，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1947年，国共内战正在激烈进行，国民政府控制着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在政治上仍属于国民政府的对立方。
在这种情形下，由章伯钧等人出面为陈独秀主持迁葬，在碑文上明确写出他与共产党的关联，是一件需要极为谨慎权衡的事情。
章伯钧等人彼时在政治上的处境，也使得他们不可能在墓碑上做过于明显的政治表态。
这种谨慎，有其现实的不得已。
1949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按理说，重新审视和修订陈独秀墓碑上的这一空白，在制度上已不存在障碍。
然而，历史并没有以这样简单的逻辑运行。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晚年与托派的关联、大革命失败中的责任问题——这些历史上累积的复杂因素，使得对他的重新评价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党史研究领域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仍旧是以回避为主。
1966年至1976年的特殊时期，是这段历史的最低谷。
这十年间，陈独秀的名字被列入了"历史罪人"的名单，他的著作被视为毒草，他的墓地遭到严重破坏——墓碑被砸毁，墓地被掘动，杂草丛生，一片狼藉。
那段岁月里，许多曾经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人物，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身后事无从安宁。
特殊时期结束后，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重新审视历史提供了空间。
学术界开始有学者公开发表文章，呼吁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进行重新梳理，正视他在建党初期的历史贡献。
1979年，安庆市对陈独秀墓地进行了初步整修，重新立碑。
"党员"二字，依旧没有出现在碑文里。
然而，1979年重立的墓碑，在碑文措辞上，依然延续了此前的回避态度。
这就是赵朴初1990年回到安庆，走到独秀山下，站在那块碑前，看到的那块石碑的真实状态。
碑还是碑，字还是字，只是该有的两个字，始终缺席。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长时间，说了那句"遗憾"。
【五】那两个字背后，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拉锯
赵朴初那句"碑文少了两个字，实在令人遗憾"，不是一时的感慨，也不是一句客套话。
他是安庆人，陈独秀也是安庆人。
他在上海生活多年，见过那个年代的各色风云人物，也深知陈独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真实分量。
他懂文字，懂碑文，懂那两个字在一块石碑上的分量意味着什么。
少了两个字，不只是少了两个字，而是少了一段历史对一个人最基本的承认。
陈独秀晚年被开除党籍，这是既成的历史事实，从未被否认过。
然而，开除党籍是1929年之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他从1920年参与建党筹备，到1921年担任中央局书记，一直到1927年被撤销职务，这整整七年，他都是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这段历史，白纸黑字，有大量文献可以查证，没有任何模糊之处。
党籍可以被开除，但一个人在某段历史时期的党员身份，却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因后来的政治处理而被抹去。
这个道理，赵朴初懂，许多历史学者也懂。
然而，从1947年迁葬到1990年，整整四十三年，那两个字，始终没能出现在那块碑上。
四十三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
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各种政治运动接连登场，特殊时期爆发，然后是改革开放，然后是思想解放。
这四十三年里，历史评价的钟摆来回摆动，很多人的历史地位被重新审视，很多曾经被否定的事情被重新肯定，很多曾经沉入历史深处的名字被重新打捞出来。
但陈独秀这个名字，始终是个特殊的存在。
关于他的讨论，在学术界从未真正停歇过。
早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就已经有历史学者开始撰写文章，系统梳理陈独秀的生平与历史贡献，呼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些文章刊载于各种历史学术期刊和报纸副刊，在知识界引发了持续的讨论。
1980年，陈独秀的部分著作开始以内部出版物的形式重新流传。
1984年，《陈独秀文章选编》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公开出版物的形式汇集整理陈独秀的著述，意义重大。
此后，围绕陈独秀的研究日益深入，《陈独秀传》《陈独秀年谱》等研究著作相继问世，从不同角度对他的生平与历史贡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然而，历史评价的正式确立，从来不是一件只靠学术研究就能完成的事情。
从学术讨论到历史定论，中间隔着一段漫长的路程。
学者可以写文章，可以出书，可以在研讨会上发言，但那两个字要刻回到墓碑上，需要的不只是学术上的共识，还需要更大范围的历史环境的成熟。
这条路，走得并不快。
1990年，赵朴初站在那块碑前说出"遗憾"二字的时候，那段历史还没有走完。
那两个字，仍然在碑上缺席。
而就在这沉默的碑文背后，另一件被许多人忽略的事情，正在悄然推进，最终让那两个缺席的字，以另一种方式，走向了它们应该在的地方——等到那块新碑揭幕，所有见证者都惊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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