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一卷·朱世君条目、百度百科"朱世君"词条（含陈化文回忆材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资料、《重庆1127大屠杀》档案、《大屠杀之夜白公馆越狱命悬一线》、重庆大学干部培训中心渣滓洞史料汇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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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14日，四川开县铁桥乡，天还没有大亮。
田间的薄雾还没有散，铁桥中心校的木门就被人撞开了。
开县警察局特务鄢开春带着一支侦缉队，把学校围了个水泄不通，各个出口都有人把守，整套动作利落而熟练，显然是提前踩过点、做过部署的。
这不是临时起意，是一次有计划的抓捕行动。
冲进朱世君宿舍的时候，她没有慌乱。
她站在屋里，对着镜子，把头发梳整齐，换好衣服，端起脸盆洗了脸，然后才回过头，平静地看着一群荷枪实弹的人站在她的门口。
特务给她铐上镣铐。
她没有挣扎，没有说话，转过身，走到门口，和宿舍楼道里目送她的同事们逐一道了别，然后迈过门槛，踏进了那个雾气还没散开的早晨。
朱世君，1920年11月27日出生于四川开县铁桥乡，时年二十七岁，是开县简易师范学校的教师，也是在开县一带悄悄运转着的地下党外围组织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押解途中，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李朝成趁看守防备松懈，两次解开绑在朱世君身上的绳子，催她赶紧走，他来掩护。
朱世君两次都没有动。
【一】从铁桥乡走出来的女孩
开县，今重庆开州区，地处大巴山南麓，是川东山地和丘陵的交界处。
铁桥乡在开县东部，山多地少，出行不便，经济条件在整个开县都属于偏远一档。
1920年11月27日，朱世君出生在这里一个私塾教师家庭。
父亲以教书为业，家境说不上富裕，但也有几本书，有些读书人的规矩。
朱世君从小读书过目不忘，父亲认为她有天分，愿意花工夫在她身上培养。
但那个年代，这片土地上能给女孩子走的路极为有限。
朱世君的婚事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定下了，是铁桥乡附近的一家，门当户对，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女孩子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
朱世君不这么想。
初中读完，她认准了一件事：要换一条路走。
她把自己关在家里苦读了将近两年，啃完了考试要用的所有科目，硬是考进了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
这是一所公费师范，不收学费，管吃管住，专门培养小学和初中教师，是当时这一带条件最好、也最难考的师范院校。
能考进万县师范，在铁桥乡不是一件小事。
但朱世君真正的收获，不只是一张录取通知书。
万县师范所在的这片土地，在更早的年代曾经是肖楚女、恽代英活动过的地方，他们在这一带播下的东西，在后来的岁月里并没有完全熄灭。
学校里的气氛与铁桥乡截然不同——学生们传阅进步刊物，宿舍的床底下藏着各种材料，课堂之外的讨论往往比课堂里更认真，也更热烈。
朱世君在这里头一次接触到了和她从前所知道的那套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她在学校里认识了陈化文。
陈化文是学校里的进步青年，说话条理清晰，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分析得头头是道，有一种让人听了停不下来的能力。
两个人在读书和讨论中越走越近，朱世君意识到，那个铁桥乡定下的婚约，她无论如何是不打算履行了。
她和父母据理力争，把那件事翻了过去。
这在当时的铁桥乡，是一件需要相当大气力才能做到的事。
师范读完，朱世君回到开县一带任教。
1946年1月，她和哥哥朱世祥同时受聘到开县简易师范学校，朱世君负责音乐课和女生管理工作。
她在学校里和进步教师周鸿均关系密切，两人一起在各种场合推动学生接触进步思想，在那个灰色的年代里，想方设法在学生中间做一些事情。
这是她进入地下工作体系之前的过渡阶段。
她通过陈化文和其他进步人士的介绍，一步一步接触到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起初承担的工作不复杂：传递消息，联络人员，帮忙转送文件，有时候是把某个东西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
这些事情每一件单独拿出来看都不起眼，但合在一起，是一套地下网络赖以运转的基础。
她做事细心，遇事沉着，被分配了什么任务从不拖延，也不多问不该问的事情。
长时间下来，她在组织中累积了足够的信任。
陈化文后来在回忆材料中这样记录她："她虽尚未正式入党，但确是我党忠实的积极分子。"
这句话，是评价，也是当时她在组织中实际位置的说明——不是普通的外围，而是被核心层真正信任的边缘人。
【二】铁桥中心校，两重身份
1947年至1948年间，朱世君从开县简易师范转到铁桥乡中心小学任教，和师范学校里做的事情相比，中心校的位置更接近她在地下工作中承担的实际任务范围。
铁桥乡是开县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重要区域，乡镇基层的教师身份，在这个网络里有特殊的价值——可以合理地在各村之间来往，可以合理地和各类人打交道，不容易引起注意。
学校里的日子，表面上规律而平静。
朱世君按时备课，按时上课，改学生的作文，开教职员工的会议，处理女生宿舍里的各种杂事。
同事们叫她"朱老师"，学生们有时叫她"朱校长"。
她待学生有耐心，也不缺少分寸，是个让家长放心、让同事信任的教书人。
这套日常生活，是她的掩护，也是真实的她的一部分。两件事并不矛盾。
夜里的事情，不在校园里发生，不在任何人能看到的地方发生。
地下工作有它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等学生的脚步声从走廊里彻底消失，等灯一盏一盏熄掉，才是另一套日程的开始。
1940年代后半段，开县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在川东地区整体部署的框架里稳步推进。
川东临时工委和下川东地委的布局，需要大量基层联络员和外围积极分子配合工作。
开县作为连接重庆和川东山区的一个节点，在这张网络里有其特殊位置。
发展可靠的人员，维系联络渠道，配合武装起义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是当时开县地下党组织主要在做的事情。朱世君承担的，就是这套工作中一个具体的部分。
这种生活方式，首要的前提只有一个字：稳。
她天生适合做需要"稳"的事情。
她不张扬，做事有分寸，不在不必要的场合开口，与人打交道时眼神平稳，不躲闪，也不多话。
同事们在她面前感觉自在，因为她从不给人压迫感，也不让人觉得她有什么隐瞒。
这是一种长期磨砺出来的能力，不是天生的演技，而是把自己对于某些事情的理解和判断，稳稳地压在日常生活的底层，让表面的那一层，看起来和别人没有区别。
1948年初，开县的局势开始变得不同寻常。
从重庆方向传来的消息日益严峻——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大规模破坏。
1948年春，重庆地下党《挺进报》事件引爆了保密局和军统对整个川东地区地下组织的大规模清查，这一场镇压来势凶猛，波及范围远超以往，大量被捕和叛变的消息沿着各条渠道传入开县。
开县的地下党网络感受到了这股压力。
上级的通知一封接一封传下来，要求各级人员检查纪律，压缩联络频次，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朱世君知道风向在变。她销毁了一批文件，减少了与外界的联络，在学校里愈加谨慎。
但这些措施，在随后的事态发展面前，被证明还不够。
【三】1948年，那个渐渐收紧的网
1948年的开县，对于当地地下党组织而言，是充满压力又极度危险的一年。
上半年，整个重庆及川东地区的地下党遭受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破坏。
《挺进报》的一系列被捕事件之后，保密局重庆站的徐远举对整个川东地下网络展开了全面追查。
叛变者的供词让很多此前隐蔽良好的联络员浮出水面，波及的范围一圈一圈向外扩展，从重庆核心，扩展到下属各县。
开县县委负责人杨虞裳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程度，开始组织人员转移。
陈化文名字出现在了反动政府的黑名单上，杨虞裳通知他立即离开开县。
陈化文临行前，专程去铁桥中心校找朱世君，嘱咐她警惕，催她一起走。
朱世君拒绝了。
她的逻辑是：她并不是正式的党员，在敌方档案里没有明确的记录，只要她不动，就没有直接的抓捕依据。
她留在学校里，孩子们的课不会断，学校的事情也不至于乱。
她不能因为一个可能发生的风险，就放下眼前确实需要人做的事情。
这个判断，在事后来看是错误的。
敌人掌握的情报，已经比她以为的要多。
在陈化文离县之后，朱世君短暂地转移到亲戚家住了一阵，但没过多久，她又回到了铁桥中心校。
回去的理由，依旧是不能让孩子们没有老师上课。
1948年4月14日清晨，她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不到两个月，鄢开春带着侦缉队出现在了铁桥小学的院子里。
铁桥中心校被整队人马围得密不透风，每一个出口都有持枪的人守着。
这种规格的部署，是专门针对特定目标的。目标就是朱世君。
特务冲进宿舍的时候，朱世君已经醒着了。
目击者后来回忆，她在那一刻的反应，和她的生活状态完全一致——从容，不慌。
她让来人等了几分钟，端起脸盆洗了脸，把头发梳整齐，把衣服换好，然后才走出房间。
临走之前，和宿舍楼道里目送她的同事们一一道别，没有留下任何口信，没有交代任何事情，转身走向了那道被打开的校门。
特务给她戴上镣铐，押解队伍出发，向太平乡方向走去，随后转道押往重庆。
押解队伍里，有一个人不是普通的特务——他叫李朝成，是打入敌方内部的地下党员，以侦缉队成员的身份潜伏在这里。
他认识朱世君，知道她是谁，也知道这次抓捕意味着什么。
在押解途中，趁着前后看守的注意力分散，李朝成两次悄悄走近朱世君，两次解开捆在她身上的绳子，低声催她快走，说他来掩护。
朱世君两次都摇了头。
她只对他说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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