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南通日报·冒广生的红色交往》、《大地》1998年第6期舒湮《再忆周总理话家常》、《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19期《毛泽东敬"讽谏大儒"冒广生为座上客》、冒广生《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傅冬《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老先生》《人民日报》1957年6月12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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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30日,北京,夜色已深。

一辆轿车驶进中南海,车里坐着一位85岁的老人。

两鬓全白,背脊微弓,手边放着几卷厚厚的手稿。

他不是将领,不是党员,也没有任何现任官职。

他是一个吟了一辈子诗、读了一辈子书的前清举人——冒广生,字鹤亭,江苏如皋人。

等在那头的,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见面地点在游泳池畔。

伟人正独自吃晚饭,见两人进来,放下碗筷,起身唤人取来两个高脚玻璃杯,亲手给冒广生斟了一杯酒。

一个85岁的老儒生,一个执掌国家政权整整八年的领导人,就这样在北京的夜色里相对而坐,从整风谈到维新,从诗词格律谈到秦桧与宋高宗,话题绕了一大圈,最后在临别那一刻,落到了一个谁都没料到的收尾上。

冒广生开口说了一番话,伟人听完,连声称好,郑重回应: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送冒广生出门时,伟人亲自陪到停车处,还特意伸手遮住车门上沿,生怕这位85岁的老者进车时碰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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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百年前的血脉:从镇南王脱欢到如皋冒氏

要说冒广生,得先说他这个姓氏的来历,因为这个来历,本身就是一段绵延了七百年的历史。

元朝建立之初,忽必烈分封诸子。

其第九子脱欢,被封为镇南王,驻守南方。

元朝覆灭之后,脱欢一系没有随其他蒙古宗室退回漠北,而是留居中原。

据冒广生本人在《如皋冒氏得姓记》中的记述,如皋冒氏即出自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脱欢的后裔。

史料《冒襄百科》亦记载,冒氏始祖曾以世袭两淮盐运司丞的元朝皇族身份驻于如皋附近。

明朝取代元朝后,最后一位镇南王后裔改名冒致中,隐居如皋东陈,五世不仕,一门就此在江苏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此后数代,冒氏在如皋逐渐生发,明朝中期已有族人中进士、出仕为官,在城里集贤街置业,朱门华堂,成为一方名门。

到明末,这个家族出了一个在文学史上留名至今的人物——冒辟疆。

冒辟疆,字辟疆,号巢民,与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并称"明末四公子"。

他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爱情,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被后人奉为"忆语体文字的鼻祖"。

清兵入关后,冒辟疆拒不降清,隐居山林,全节而终。

伟人在读到《解放日报》田家英的一篇文章后,曾亲口说,明末四公子里,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他入清不仕,重实际,全节而终。

冒广生是冒辟疆的第六代侄孙。

皇族的血脉,经历了七个世纪的稀释,到他这一代,早已与寻常汉族书香门第无异,但冒家的根,还在如皋,书还在读,诗还在写,那套经史子集的家教底色,从未中断。

冒广生1873年出生在广州——那是因为他的父亲冒树楷当时在广州候缺做官,他便在广州降生,由此得名"广生"。

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周氏一人将他拉扯长大。

《清史稿·列女传》里有他母亲的记载,说这位周氏节衣缩食,变卖家产,带着子女在广州度日,日食所费,限于百钱以内,含辛茹苦数年,养大了孩子。

幼时的冒广生,受外祖父周星诒的教导,浸淫于经史、目录、校勘之学,家中又常有戏班子出入演戏,由此对词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两条线索,贯穿了他的一生:一条是经史考据,另一条是诗词曲论。

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年仅十六岁的冒广生回如皋参加县试,得第一名;州试,又是第一;院试,仍是第一。

三试连冠,时人称之"小三元",名声在乡里传开。

1894年,光绪二十年,冒广生参加科举乡试,中举人。

从此,这个如皋书生,正式踏入了晚清那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

【二】从维新到海关,半生官海浮沉,始终是个读书人

举人之后,冒广生并没有立刻谋得一官半职,他先是北上游历,由此结下了一段改变他后半生精神方向的交谊。

1896年,冒广生离开广州北上,路经上海。

那时的上海已是帝国主义林立、各色新思想竞相涌入的口岸城市,也是维新派人士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

梁启超恰在这年抵沪,着手筹办《时务报》,与汪康年等人共同打造维新变法的舆论阵地。

两人在上海相遇,一见如故。

梁启超后来在《冒巢民先生年谱》里评价冒广生,说他"英姿飒爽,气咄咄如朝日",说他的文章是"史家之文",并特别提到他的祖先冒辟疆。

这番评语,足以看出梁启超对这个比自己年长的年轻人,是真心折服的。

此后两年,冒广生深度卷入了维新变法的圈子。

1898年,他进京参加礼部试,未录。

但这一年,他列名保国会——保国会是康有为于1898年4月在北京创立的维新团体,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林旭是倡始人之一并任董事,冒广生也在成员之列。

同年,他参加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核心发动的公车上书运动,联署反对《马关条约》的呈书。

变法失败来得极快。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宣告终结,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

六人里,冒广生与林旭交情最深

林旭被捕那晚,冒广生不顾牵连风险,在南横街彻夜徘徊,久久不愿离去。

行刑当日,他未能再见林旭一面。

此后数十年,每每忆及林旭,冒广生都是满腔感怆,叹造化弄人。

维新失败之后,冒广生没有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流亡海外,也没有从此一蹶不振。

他选择了一条更稳健、也更漫长的路:做学问,做官,每到一地,搜集当地文献刻印成集。

1901年,他纳资入刑部,签分刑部陕西司行走,算是正式进入仕途。

后来又历任农工商部郎中。

民国建立后,他的官职更迭频繁,先后出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瓯海关(温州)监督、淮安关监督、镇江关监督兼交涉员等职。

这些职务,换到今天,相当于地方海关的最高长官,管着进出口的税收和外交交涉,位置不低,事务繁杂。

但在那些繁杂的公务之外,冒广生最津津乐道的,反而是他做的另一件事:搜书、刻书。

在温州任瓯海关监督时,他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历代温州诗人的集子,刻印出《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在淮安任关监督时,他主持刊刻了《楚州丛书》,保存了大量地方文献;在镇江任关监督时,又刻了《至顺镇江志》。

他的做法,后来他自己总结了一句话: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

这种做派,和他身上那股文人底色一脉相承。官是做着,心里始终是个读书人。

抗战胜利后,1945年以后,冒广生年已七旬,渐渐从官场淡出,转入学界,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和南京国史馆纂修。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退出了所有公职,在上海安度晚年,过着潜心著述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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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毅登门,一段忘年之交的起点

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年过七旬的冒广生没有了固定收入,生活一时陷入困顿。

1950年6月,他写信给在湖南的老友程潜,也就是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程潜,请他设法相助。

程潜回信,附上一封写给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推荐信,请陈毅关照冒广生的生计。

7月19日,受程潜之托,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江庸来看望冒广生,冒广生将信托江庸转交陈毅。

当天下午,陈毅与江庸一同登门拜访,来的是冒广生在静安区模范村22号的住所。

这是陈毅与冒广生的第一次见面。

陈毅到了门口,握住冒广生的手,开口就说:仰慕已久,今日能见到老先生,我很荣幸。走进屋内,经过走廊时,那地板年久失修,陈毅一脚踩下去,险些将木板踩穿。

坐下后,陈毅请冒广生拿出著作来看。

冒广生取出诗词手稿,陈毅认真翻阅,两人当场谈诗论文,谈得投入。

临别时,陈毅说:你现在无收入,我先给你一点钱。

冒广生推辞,说解放前程颂云曾要给他钱,他没有要。

陈毅当即回应:那是私人的钱,现在是人民给的钱,你应该要。又说:今后生活问题,待我妥善解决,你可以安心写作。

几天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聘书到了,聘冒广生为顾问,月薪三百二十元。

这个待遇,在当时已属不低,足以保障一个老学者的基本生活。

陈毅此后调往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临行前还数次专门过问冒广生的生活和著述情况。

冒广生后来写扇面回赠,请吴湖帆作画,托江庸转送陈毅——这是一个老文人报恩的方式,没有金钱,只有手艺。

两人这段关系,从此成为一段真正的忘年之交。

陈毅公开称他是"讽谏大儒",这个评价里有欣赏,也有一层特别的含义。

1957年年初,局面发生了变化,带出了这段历史最核心的转折。

【四】1957年的春天:一篇文章,两次登门,以及一个夜晚

1957年2月,冒广生85岁。

这一年,他的长孙冒怀辛考取了北京的研究生,时年33岁。

冒广生不顾高龄,决定亲自陪同长孙进京。

祖孙两人乘火车北上,抵京后住在儿子冒舒諲(一作"冒舒湮",两种写法均见于史料)在宣武门外储库营胡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宿舍大院内的住所,冒舒諲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

到北京后,冒广生致信给陈毅,告知自己已在京。

陈毅得信,很快派秘书带着亲笔信到冒广生下榻处,邀请他去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广生欣然应允,同行的还有好友程潜和谢无量。

御花园那次闲谈,陈毅请冒广生把对整风运动的看法写成文字,投给《人民日报》。

1957年,全党正在进行整风运动,核心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同时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坦诚提意见,即所谓"百花运动"期间的鸣放。

陈毅认为,以冒广生这样一个阅历深厚、历经三个朝代的老学者的视角,写出来的文章会有分量。

冒广生接受了这个请求。

他落笔写出《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1957年6月6日,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二版。

文章的核心,是他用"爱人以德,相见以诚"来概括整风的意义——批评不是反目,而是出于善意的规劝;纠错不是相互攻讦,而是真心帮助党改正偏差。

这八个字,出自《礼记》,是儒家的处世之道,被冒广生用来诠释整风运动的精神,角度别出心裁,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旧学者对新政权的真实期许。

六天后的6月12日,《人民日报》记者傅冬——傅作义的女儿——来冒广生住所采访,写成《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老先生》,也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两篇文章先后见报,随后被海内外多家报纸转载。

这两篇文章摆到了伟人的案头。

伟人读到冒广生的文章,在文章旁写下批示,称道他是"同为救中国道路上的人"。

这个评价,分量极重——并不是客套,而是发自肺腑地把一个经历了维新变法、亲历过甲午年屈辱的前清举人,与共产党人放到了同一条精神谱系里。

正是这个批示,引出了六月下旬周恩来的登门,引出了两天后的中南海之行,引出了那个将近两小时的夜谈,以及临别那一句让整个房间为之一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