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那天的聚会，我本不想去。
十五年没见的老同事，一个个坐在那张包厢圆桌边，推杯换盏，说着彼此都不怎么在乎的近况。我夹在人群里，面上挂着笑，心里却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悄悄松动。
直到刘雅君端着酒杯走过来，眼神里带着那种我太熟悉的、居高临下的怜悯，开口问："陈晓，你现在……过得好吗？"
我看了她一眼，慢慢放下手里的茶杯，笑了。
然后，我说了一句话。
她的脸，红到了耳根。
故事得从十五年前说起。
2009年的秋天，我刚满二十四岁，进入了南城一家国营印刷厂做文员。那个年代，国企还是铁饭碗，父母托了关系把我送进去，叮嘱我好好干，别挑剔，早点找个稳当的人嫁了，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当时并不觉得这话有什么问题。
厂里的文员室一共八个人，女的居多，平均年龄三十出头，有一半已经结婚生子。我是里头最年轻的，坐在靠窗的位置，每天处理进出库单据，偶尔帮车间主任打打材料。日子不算难过，只是有点无聊。
刘雅君是那年比我早半年进来的，二十七岁，圆脸，爱烫头发，手腕上总戴着一串金色的细链子。她已经有男朋友了，隔三差五就在办公室里煲电话粥，声音压得很低，笑得却很甜。
我跟她算不上亲近，也算不上不和，就是普通同事的关系。
一直到那个年底的部门聚餐，才真的出了事。
那天是腊月，厂里年终饭局，包了附近一家川菜馆，点了一桌子菜，大家喝得七八分醉。坐我斜对面的刘雅君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本来就藏着这句话，忽然抬起头问我："陈晓，你有对象没有啊？"
我摇摇头，说还没有。
她"哦"了一声，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转头跟旁边的老杨媳妇说："这孩子眼光太高，总挑来挑去的，怕是不好嫁出去哦。"
老杨媳妇跟着笑了两声，倒没接话。
但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心里。
我当时没说什么，举杯喝了一口酒，把那口气压了下去。
后来，这种话越来越多。
厂里的老同事逢年过节见了我就问"有对象没有"，春节回家父母催，七大姑八大姨催，连隔壁邻居的王阿姨见了我都要问一句"找好了没"。我二十五岁、二十六岁、二十七岁，一年一年地过，周围人的语气从热心变成同情，从同情变成一种微妙的怜悯，甚至是某种说不出口的轻视。
刘雅君是最明显的那一个。
她在我进厂的第二年嫁了她那个对象，对方是南城某单位的副科长，婚礼办得不大，却在办公室里被她反反复复提了半年。之后她怀孕、生子、休产假，回来上班的时候眼神里多了一种什么东西——那种东西，我很多年之后才想清楚叫什么名字，叫"已经跑赢了的人对还没出发的人投来的目光"。
"陈晓啊，你还不急啊？"她有一次端着保温杯走到我工位边，笑着说，"你都快三十了，再不找，挑的人就少了。"
我抬头看她，心里有千言万语，嘴上只说了句："知道了。"
她叹了口气，那叹气的方式，像是在感叹一盆救不活的花。
那段时间，我确实低落过。
不是因为没有对象，而是因为没有对象这件事被反复拿来提醒我，仿佛我的人生价值，全系在这一件事上。我在工位上发过呆，回到租住的小房间里哭过，也在日记本上写过很多愤怒的话，第二天又一笔划掉。
我妈那时候每周末打电话，十句话里有七句是催婚。我爸不怎么说话，但有一次接了我的电话，沉默了半晌，说了句："晓晓啊，你一个人，爸不放心。"
这句话让我比所有的催婚话都更难受。
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可是爱，有时候也会把人压垮。
转折发生在二〇一一年的春天。
那时候厂里接了一批新业务，需要更新一批设计排版系统，厂长从外头请来一个年轻的技术顾问，负责软件培训和系统调试。那个人叫方远，三十一岁，个头不高，戴副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有种安静的劲儿。
他第一天来的时候，我负责给他登记来访信息，帮他安排了临时工位。他道谢的时候低头看了我一眼，说："麻烦你了。"
就这四个字。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
但后来有一次，车间主任让我整理一批老版本的排版档案，文件量很大，我一个人弄到六点多还没弄完。方远经过的时候看见了，没说话，直接坐下来帮我一起整理。
我说不用。
他说："没事，我也没什么事。"
那天我们两个人，在灯光有点昏黄的档案室里，一直弄到晚上八点多，把三年的旧档案全部归好类。他帮我把文件夹依次放上柜子，拍了拍手上的灰，说："好了，走吧，请你吃碗面。"
我没有拒绝。
那碗面是附近一家小馆子里的阳春面，清汤，葱花，简单得很。我们坐在馆子角落的小桌子边，说了很多话。他说他是外省来的，在南城做了两年技术顾问，打算再过一段时间去别的城市。我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城人，父母都在，走不远。
他没有评价，只是点了点头，认真听。
这件事，在现在看来简单得不像一个开头，却真的是我们一切的开头。
后来的事，刘雅君她们办公室都知道一些。
我跟方远在那年夏天确认了关系，悄悄谈了将近一年，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刻意隐瞒，只是没有主动宣扬。我爸妈知道的时候，松了口气，妈妈在电话里哭了，说了句"好，好，你终于有人了"。
那句话听得我又好气又好笑。
但我也哭了。
刘雅君是从旁人那里知道的。她那天来找我，神情有点复杂，问我"那个外头来的顾问"是不是真的跟我好了。我说是。她"哦"了一声，顿了顿，说："那……感情稳吗？他那种到处跑的人，靠谱吗？"
我没有多解释，只说："挺好的。"
她走了之后，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我知道她说的不全是坏意，但那种"担心"本身，就带着一种预设——预设我是那种随时可能被辜负的人，预设我的选择必须经得住别人的检验才算数。
二〇一三年，我和方远结了婚。
婚礼不大，在南城一家小酒店摆了两桌，双方父母都来了，热热闹闹，简单而真实。方远当时拉着我的手，在酒杯碰在一起的声音里，小声说："以后我就陪着你了。"
我当时笑了。
也在心里悄悄想：那些嘲笑我"嫁不出去"的人，现在在哪里？
婚后的日子，跟我预想的一样，也跟我预想的不一样。
方远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年里有四五个月都不在南城。我一开始不习惯，一个人住在新家，有时候夜里睁开眼睛，旁边是空的，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落空感。但我慢慢学着跟这种落空感相处。
我开始在业余时间学设计，买了课程，利用晚上的时间，一点一点地啃。我妈有一次来家里，看见我对着屏幕做练习，问我学这个干吗。我说，就是想学。
她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
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印刷厂的日子是安稳的，但安稳里有一种把人压平的力量。我在那里待了五年，见过太多人在"安稳"里慢慢失去了什么，连自己都说不清失去了什么，只是某一天照镜子，觉得镜子里的人陌生又疲倦。
我不想变成那样。
二〇一五年，我辞了厂里的工作，用这几年自学的设计技能，跟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型设计工作室。当时很多人觉得我疯了。我妈打来电话，声音很急，说你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出去折腾什么。我爸在旁边说不出话来。
刘雅君的消息，是通过老同事那里辗转听来的，说她觉得我脑子不好使，"国企都不要，出去开什么设计公司，能撑几年？"
我当时苦笑了一下，没有多说什么。
工作室最初的两年是真的难。
接不到单子的时候，我跟朋友在小办公室里坐着，对着空白的接单记录表发呆，心里压着石头一样的东西。方远那段时间回来的次数少，有时候打电话，他在那头说"你行的"，我当时也不知道信不信，只是靠着这句话撑着。
转机来得慢，但它来了。
二〇一七年，工作室接到了一个地方品牌的整体视觉设计项目，做完之后客户满意，口碑传出去，慢慢有了更多的订单。两年后我们扩了一次团队，租了更大的办公室，我从合伙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说得上话的经营者。
那一年，我三十四岁。
方远从出差的城市回来，专门给我买了一束花，放在工作室门口，附了一张纸条，写着："陈晓，你一直都行的。"
我把那张纸条夹进本子里，没有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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