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网·闪电新闻6月15日讯“李原的童年经历以及随校迁移的求学过程，锻炼了他的反抗精神以及对真理的追求。整个历程中他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暴行，农村百姓艰苦的生活，便在心底种下用手中的笔揭露社会灰暗面、为民立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信条，这也是他选择就读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原因。此后他随西南服务团南下，参与《云南日报》创刊，都是基于上述的信条。正因为他有着极高的历史责任感，所以退休后也不愿休息，笔耕不辍撰写《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等书，他希望能够将那段他经历过的历史记录下来，为后世提供经验或教训。”这是在作为任职李原秘书时间最长的魏盛唐眼中，李原一生最核心的东西。
李原原秘书魏盛唐接受采访，王咏梅摄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之路”项目组于2026年2月13日赴云南省昆明市，4月26日赴天津市，围绕李原南下到云南参与《云南日报》创刊等新闻活动以及此后工作经历，分别采访了李原之子岳刚、李原任昆明市委书记时的专职驾驶员张勇，担任李原秘书一职长达十年的魏盛唐，以期勾勒出这位从齐鲁大地走出的革命者的完整画像，探寻他追求真理，只唯实的人生轨迹。
求学之途：追求真理立信仰
李原，原名岳殿陞，1922年6月生，山东省平原县曲路店村人，在父亲的支持下，得以继续学业，193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平原县中学。同年“七七事变”爆发，年仅15岁的李原在抗日救国的感召下，离别山东故土，跟随山东流亡学生辗转河南、湖北，最终抵达四川绵阳的“国立第六中学”。在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在同学的引荐下加入进步学生秘密读书会“野军社”，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9年，在四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确立了毕生的信仰。
李原像，岳刚提供
“父亲的人格魅力源自山东人豪爽、仗义、直率的个性”，岳刚说。岳刚是李原的第四子，据他分享，家中有五个兄弟姊妹，从给孩子起名就可以窥见李原刚烈直率的个性。“父亲给我们哥四个起名为虎、雷、刚、武，从给孩子起名上，也可以看出父亲刚烈的性格和对后代的希冀。虎——虎头燕颌，雷——雷奔云谲，刚——刚肠嫉恶，武——威武不屈。我们家就一个女儿，起名吴岳，父母姓氏的组合，彰显父母永结同心的决心。”
岳刚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相对较长，对父亲李原最为了解。在岳刚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却又和谐统一的人。岳刚回忆道，父亲幼年丧母，在继母的苛待中长大，这让他养成了倔强、不屈的性格。
采访李原第四子岳刚，王咏梅摄
得益于友人的资助与帮助，1941年李原考入了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李原不仅认真完成学校课程，还选修“唯心论”的哲学课程，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在燕大，他不仅是学生，更是革命活动的组织者。
燕京大学没有设立训导处，学生思想相对自由；加之作为教会大学，国民党势力难以深入，反而为进步社团和地下党组织的活跃留下了空间，校长司徒雷登更是公开说学生想去延安还是大后方，学校都资助。到1948年，校内左派及进步学生已占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二以上。得益于燕京大学的民主自由学风，在校期间，李原组织出版了《杂伴》墙报，还利用报纸副刊写杂文批判无政府主义。在中学同学刘清波的推荐下，受邀担任《沙坪新闻》的“特约通讯员”，报道成都学生运动。
岳刚回忆道：“父亲在燕大读书时，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不仅喜欢广泛阅读，还是一个思维活络、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因为父亲知道阅读的好处，就鼓励我们多读书，家里的书特别多，我还曾担任过家庭‘图书管理员’。父亲在燕京大学的求学经历和对知识的广泛汲取，对他后来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各个岗位上作报告从来不用稿子，这种出口成章的能力，正是源于在燕大打下的深厚功底。”
李原书房一角
童年不幸的遭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之路以及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已使李原心底埋藏的反抗精神生根发芽，他养成了刚烈直率的个性。此外李原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受到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办学理念的影响，这也正是他一生“只唯实”精神的最初原点——追求真理，获得自由，最终将一切奉献于服务人民的事业。这段求学经历也让他深知新闻必须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必须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新闻之路：群众情怀的锻造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李原到重庆《国民公报》当实习记者，和南方局青委接上了头。根据组织要求，李原与同为燕京大学同学的吴舫（原名吴凤真，后与李原结为夫妻）突破日军封锁线，进入中原解放区。岳刚说：“父亲和母亲在前往中原解放区的路上，同生死共患难，是命运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是缘份使他们结为伉俪，是爱使他们牵手至今。几十年来他们相互支持，共同进退，虽然生活中常有口角之争，但这是他们‘斗而不破’的相处方式，每次吵架过后两人依旧可以手牵手的在小区里‘秀恩爱’”。
李原与夫人吴舫的合照
李原和吴舫到达中原解放区后，由于接待人员的要求，需要在填表时改名字，李原想到“这里是‘李先念的中原’”，灵机一动，就改名为“李原”，并终身使用。随后，他被分配至晋冀鲁豫解放区。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全国解放战争由此开始。李原与吴舫于1946年7月主动申请调入刚刚创办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任地方新闻编辑。
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
1948年9月，李原参加了华北记者团，到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学习，刘少奇亲临授课，强调“党必须和群众密切联系，记者要真实、全面反映群众呼声，敢讲真话、反对‘客里空’”；早前在同年 4 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要求新闻工作者 “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懂实情、讲实话”。这两次重要讲话，为李原从事新闻工作确立了根本遵循，也让他深刻领会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核心要义。
魏盛唐1992年至2001年间担任李原的秘书，当时李原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因此魏盛唐在采访中称呼李原为“李原主任”。他向我们介绍说：“1949年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正式创刊，李原主任参与该报的创刊工作，负责第一版的编辑；根据工作调整，同年3月中旬（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在北平出版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北平版）》改名为《北平解放报》社长为邓拓，总编辑为袁勃，是中共北平（北京前称）市委的机关报。李原作为原《人民日报（北平版）》编辑参与到《北平解放报》的编辑工作。”
此为《北平解放报》
千里南下：参与创刊《云南日报》
《云南日报》是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报，创刊于1950年，报头由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夏亲笔题写。当时，新中国宣告成立在即，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挥毫泼墨，专门为远在西南边疆、尚未完全解放的云南省报题写了报头，足见党中央对边疆新闻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这一珍贵墨宝，也成为《云南日报》办报史上最具分量的精神财富。
1949年7月，中央决定停办《北平解放报》，李原随全体人员奉命南下，支援大西南新解放区。队伍先集中至南京，编入第二野战军组建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原《北平解放报》干部队编为第二大队第一中队，李孟北任中队长，李原任教导员。 随后，这支队伍携带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云南日报》报头，向云南进发。
《云南日报》创刊号
“李原主任随西南服务团西进，进军开始还能乘火车、摆渡，到了湖南长沙后，经湘黔公路到贵阳，然后又经滇黔公路到昆明附近的曲靖县，整整的三千里路完全是靠两条腿走过来的。 每天背着背包行军至少九十多里，有时达一百零五里。主任说，到贵州后因为山区天气变化大，雨后的泥泞路不好走，队伍中北方的同志不太适应，实在走不动了，就靠着树休息会儿，后来的同志赶到后会好心提醒，让快跟上不要掉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挺过来的。”魏盛唐说。
1950年2月，李原等一行人历经艰辛抵达昆明，随即投入到《云南日报》的创办工作中。3月4日，《云南日报》正式创刊。创刊初期，报社条件艰苦、设备简陋、节奏紧张，但报社同志团结合作,同心协力,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这份新生报纸的工作之中。在袁勃、刘希玲具体领导下，李孟北、林钧和李原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三大主任”——李孟北负责采访工作，林钧负责群众工作，李原主管编辑工作。不久，李原任副总编辑,李孟北担任编辑主任。因工作调动，1953年李原调离《云南日报》，李孟北继续留社工作，并于1956年任《云南日报》总编辑。
李孟北像
作为报社初创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李原将《人民日报》（晋冀鲁豫）和《北平解放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传统带到了这片边疆土地，他强调报纸要深入边疆民族地区，组织通讯网重视通联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在昆明主政一方时坚持真理、“只唯实”的工作作风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官之道：对实事求是的坚守
1953年，李原离开参与创办的《云南日报》，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此后历任办公室主任、副部长。1957年12月，任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委第一书记。1962年他调回省委，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升任副秘书长，并开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秘书组组长。随着这一职务的转变，李原成为阎红彦身边最核心的助手之一。在给《李孟北评传》一书作的序中，他写明了阎红彦同志对其的巨大影响：“正是由于红彦同志那种朴实、扎实、不尚空谈的思想和作风深深地感染了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特别是孟北和我。”
1957年时任鹤庆县委书记的李原（左一）参与农业劳动
阎红彦是1925年入党的西北红军创始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奉调主政云南。他以“只唯实”为座右铭，在“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顶着“左”倾压力，深入边疆调查研究，率先向毛泽东上书主张解散公共食堂、恢复自留地、调整社队规模，被誉为“敢于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典范。李原在阎红彦身边工作期间，亲历了这位老一代革命家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如何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的全过程。他参与了阎红彦主持的多次重大调查研究，协助起草了1961年5月9日那封受到毛泽东肯定的“上书”信件，并见证了阎红彦在“庐山会议”后面临的政治压力与坚守。
阎红彦像
阎红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讲真话”的思想品格，对李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正是这段与阎红彦共事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李原此后数十年从政生涯中“只唯实”的核心理念。
魏盛唐认为，李原在云南鹤庆以及文山担任主要领导的岁月，生动地诠释了“只唯实”的精神。
在魏盛唐眼中，李原是一位“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的好领导。李原曾对魏盛唐讲，在鹤庆工作期间，他几乎没有在办公室坐过。当时正是困难时期，边远地区土地贫瘠，粮食供应不足。他为了了解所属村镇乡村的实际情况，解决当地群众困难，经常蹲在乡下。他的旧挎包里除了文件和笔记本，常年装着的就是几个土豆和窝头，再加一个水壶。林边地头就是他办公场所，在那里他和当地干部群众促膝交谈，深入了解当地百姓生产生活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困难。累了饿了就拢上一堆火，把土豆丢进火堆烤一烤，就着凉窝头喝几口水，一顿饭就这样解决了。
魏盛唐回忆道，在艰苦的岁月，疲惫不堪的李原主任也会有些许快乐。那时他的“交通工具”就是县委配的一匹马，由一个通讯员负责养马。要是去州上开会，骑马也要走上一天的路。李原主任曾讲过一个让他终生都难忘的故事。“给他养马的通信员名叫范生，是一位快乐勤劳的白族青年。那时，每当他牵上马，随李原主任到偏远乡下调研或到州上开会，他都非常高兴。一走进深山老林的蜿蜒小路，他就唱起山歌，脚步轻快人也显得特别精神。可是一走上平路，就显得没精打采，有时还会抱怨几句。开始主任也没留意，时间一长主任就感觉到了，便问他，是否家里有什么事或是个人工作有什么不顺心。范生回答说：‘我是山里娃，不愿走平路，一走平路脚就痛’。范生的回答让主任大感意外，也让他大笑不止。”这段经历，是李原主任晚年常说起的一段难忘的温馨记忆。
1965年12月，李原任文山地委书记时的工作合照
魏盛唐还谈到，李原主任晚年在回忆早年工作时说，“当年在‘大跃进’和‘以粮为纲’的时代背景下，因党在制定政策方面出现偏差，给群众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困难。特别是在因‘浮肿病蔓延死人’的最紧张艰难的时候，省里为了救灾，全力解决群众断粮的燃眉之急，州和县里经常没日没夜的干，连开会大家都得站着开，因为人只要一坐下累得马上睡着了。”这种“只要一坐下就睡着”的疲惫，让李原主任终生难忘。由此，他也深刻意识到，我们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相信和依靠群众，一地一策，不能搞“一刀切”。李原主任说，在当时的形势下，粮食种植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比如在山区，地势高寒就不适合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但是可以发展林业。李原主任说，其实，在粮食生产和种植问题上农民群众更有经验，种什么、怎么种，应该多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应向群众学习。他进而告诉魏盛唐：“当年工作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主观和官僚主义作祟，脱离了群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作中不实事求是，不搞调查研究，不深入群众，浮夸冒进，工作是一定办不好的”。
据魏盛唐回忆，李原主任晚年还经常谈到，在那种时刻，面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闫红彦同志敢于实事求，秉笔直言，顶着压力，上书毛主席，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云南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毛主席做了批示，中央迅速落实。云南省委带领各州、县干部群众克服困难，积极工作，迅速扭转局面，使当地群众顺利度过难关。
魏盛唐说，在以后多年的工作中，李原主任始终秉持这种实事求，调查研究，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思想与观念。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在全国上下“以粮为纲”的岁月里，李原主任仍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带领文山的群众在东山坡上大搞植树造林，恢复生态使农村生产经营多样化。他在文山工作距今已过去了近70年了，当年在文山东山坡种的这片树林至今仍被当地群众称之为“李原林”。这也是他学习继承闫红彦同志“追求真理，只唯实”最生动的体现，也是他那一代党的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真切的注脚。
1975年6月恢复工作后，李原先后任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昆明警备区第一政委，其间曾于1979年至1981年兼任昆明市革委会主任。1981年李原担任昆明市第一书记。在驾驶员张勇的记忆中，李原最让人敬佩的是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硬骨头”和在民生问题上的“软心肠”。
采访李原任昆明市委书记时的专职司机张勇
张勇不仅是李原的驾驶员，更是他深入基层的“同行者”。 在无数个风里来雨里去的调研路上，张勇亲眼见证了李原对“面子工程”的深恶痛绝。20世纪80年代昆明遭遇雪灾，张勇向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有人认为向北方调运大白菜来支援昆明这样一个省会城市，很是丢面儿。李原在车上听了汇报后批评道：“有什么丢人的？我只要保住民生！”这一句“我只要保住民生”，道出了他不搞“面子工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为官之道。
在推进昆明煤气工程建设时，因征地问题引发农民激烈对抗。张勇回忆：“开会的时候，甚至有人拿着砖头堵在会议室门口。”李原没有动用警力，而是亲自深入基层，他理解农民失去土地的焦虑，与群众面对面谈心，给群众讲明白其中的缘由，最终成功化解了矛盾。他还指示报社立刻发稿，及时将昆明煤气工程要开工的消息传递出去，以正视听，稳定民心。
1981年，李原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调研照
1983年10月，李原工作调动至天津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岳刚给我们看了他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的一段真实场面：“一九八三年十月四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昆明南窑火车站人头攒动，二百多名父母亲的战友、朋友、同志、同事、亲友自发到车站为父母送行，父亲包含热泪连连作揖，母亲红肿着双眼频频招手，那个悲壮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火车站送行图片
笔耕不缀：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后，李原历任天津市第七届政协副主席、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在南开大学工作期间，他明确提出“用改革的思想办学，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办学主张，积极推进教学科研改革，尊重知识、尊重才，为南开大学的发展付出了巨大心血。他是中共十三大代表，1993年6月从领导岗位退下后，他仍关心天津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热心公益事业，笔耕不辍。2015年3月14日，李原在天津逝世，享年93岁，按他生前遗嘱，他和夫人骨灰分成三份，一份葬在他曾工作过的文山，一份撒入渤海，一份葬在他心心念念工作生活了34年云南昆明。
李原（右一站立者）在南开大学参加教授新党员座谈会
李原在天津任职期间的秘书魏盛唐，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李原晚年生活的场景和细节。
魏盛唐回忆：有一年去四川采访，到了宜宾一处风景区——竹海，观景台在山顶，主任当时八十多岁了，吴舫阿姨身体也不太好。当地陪同人员出于好意和对领导出行安全的考虑，提议让主任和夫人坐景区两人肩扛的“滑竿”上山。魏盛唐知道主任的脾气，试探着和他说。话未说完，主任便严词拒绝：“这滑竿别人都可以坐，唯独我和吴舫不能坐！”随行人员和魏盛唐便不敢再出声。说到这里，魏盛唐声音哽咽，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李原主任就是这样一位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上，事事处处从群众利益出发的好领导！”
有一次魏盛唐随李原回云南文山参加州庆活动。其间，李原主任为了解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去农贸市场看看。魏盛唐说：“主任很关心民生问题，他说市场是最能反映民生的。”一进农贸市场，一位老菜农一眼就认出了李原主任，惊讶地问道：“李书记，您是李书记吧？”李原主任笑着问道：“你怎么认得我？”菜农回答说：“当年我在乡供销社工作过，我见过您！”老人的回答让魏盛唐和州里陪同人员都非常惊讶。这位曾在文山任职过的“李书记”，即便已经离开这里40年多年，依然被当地的百姓认出来，深深记在心里。这一幕，让随行的魏盛唐和当地干部深受触动。魏盛唐深情地说：“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的人，才会被群众永远记在心里！”
魏盛唐回忆，李原主任晚年最大的心愿，是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他耗时七载，八易其稿，写下了《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此外，与阎红彦夫人王腾波合编了《阎红彦同志讲话集》，还留下了《云岭三十年——五任省委第一书记浮沉记》、《困惑与尴尬——一个大学党委书记的五年工作反思》、自传《一个炒不烂的知识份子》等手稿。
李原晚年撰写的部分书籍
在魏盛唐看来，李原写书绝不仅仅是出于对闫红彦的个人感情，而是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历史维度。他深知那段历史的沉重与复杂，作为亲历者，他怀有一种极高的历史责任感。他想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让他们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样貌，从中获得认识和反思。
为了撰写《只唯实》，李原搜集了许多资料。魏盛唐说：“李原主任在他动笔之前就已经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了，搜集整理的资料装满了一个四门的柜子。他亲笔记录的手稿和他多年搜集的资料，再加上案头放的那些参考书籍和史料真是堆积如山。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具体的时间和一句话，他都要采访多人，交叉印证，以使所写内容翔实可靠。”
“李原主任为了写《只唯实》这本书，先后采访了150多位当事人，就像一个新闻工作者在做深度调查。通过阅读你会发现，《只唯实》这本书的标题简单明了，文字表达朴实祥切，语言通俗易懂，内容选取兼具史料价值和新闻价值。”魏盛唐动情地说：“李原主任写作极具新闻思维，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新闻人！”
2003年6月15日，李原81岁生日时在昆明家中留影，手中的书为他新著《只唯实》
关于写作的艰辛，魏盛唐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1996年前后，李原主任为采访阎红彦夫人王腾波，住在四川省委办公厅的招待所。七月份的成都，天气潮湿闷热。当时所住的招待所条件特别差，空调时好时坏，噪音也特别大。李原主任不顾这些困难，一头扎进工作中。他身穿背心短裤，桌子上堆着资料，旁边放着一条毛巾和一个喝水的杯子，坐在藤椅上伏案写作，从早写到晚。空调坏了就一手扇扇子一手继续写。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接着写，有时写到很晚才休息。作为秘书，我时不时地过去看一下，见到他这种工作状态，十分担心。我说您这可不行，得注意休息，可他还不愿意我打扰他。有时候我过去一看，很晚了他还没睡下，仍在写。”魏盛唐担心他的身体，劝说也无效，只好向王腾波求助。最后在省委领导的过问和劝说下，才换了条件较好的省委招待所。这种近乎“苦行僧”般的写作状态，支撑它的，正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高度忠诚，展现的是他们追求真理、坚定信仰的赤子之心。
魏盛唐在李原身边工作多年，他回忆，李原主任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必须讲真话，不搞虚头巴脑的东西。他常说的话是：“要做老实人”。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
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来新夏教授在详细阅读《只唯实》后，给予了极高的学术评价。他指出，在大量“伤痕文学”式的传记回忆录中，此书“独出机杼”，是少数能“将传主置于历史大环境中，立足求真求实，占有详细史料，保存一代信史”的佳作。
李原（右）与来新夏的合影
来新夏教授认为，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精神作为红线贯穿始终，将传主阎红彦从一位历史人物，“升华到一个革命者更高的精神境界”。他特别称赞书中记录了如“金华事件”中肿病死人的惨状、公共食堂的真实困境等“千金难求的历史评价”，认为这些记述“不仅是一部单纯用以抚平伤痕的人物传记，而是一部映现一个时代的历史图卷，也是可以作为论事证史的史料根据”。
来新夏教授尤其激赏全书结尾处那段振聋发聩的“天问”——“十年的耳闻目染，真能笼统的形似一下子全部推倒？”他认为这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充溢着睿智，它引领读者进入历史的沉思，并最终指向那个唯一的答案：“让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芒永存。”他感慨道：“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从一滴水窥测到大海的波涛，从而引发自己认真的思考！”
李原的一生，从一个燕大新闻系学生到抱着追求真理、解放劳苦大众革命理想，最终跟着共产党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无论是作为参与创办红色报纸的新闻人，还是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高级领导干部，以及直到晚年还秉笔直书的党的历史的忠实记录者，他的思想脉络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追求真理，只唯实！（文：韦正凤，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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