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父亲攥住我手的时候，手上的劲已经很小了。
病房的监护仪嘀嘀地响，管子从他鼻孔穿进去，脸颊深陷下去，像一张被风吹干的叶子，只剩下脉络还撑着形。
他用那双眼睛看着我，眼白已经泛黄，但眼神是清的，清得让我心里一紧。
他说："建明，当年那件事……你恨过我吗？"
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沉默了很长时间。
窗外是冬天的天空，灰白的，没有云，也没有风，像一块磨砂玻璃压在头顶。
我最终开口，说："恨过。"
他闭了一下眼睛，像是早就知道这个答案，也像是终于等来了。
然后我说："但爸，今天我想告诉您真相。"
他重新睁开眼，看着我，眼眶慢慢湿了……
我叫林建明，今年四十七岁，父亲林国祥躺在这张病床上，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两周。
那件事发生在我十九岁那年。
那一年，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岔路口，也是我和父亲之间，横下一根刺的起点。
这根刺扎进去二十八年，我们谁都没把它拔出来过，有时候它不痛，在肉里沉着，感觉不到；有时候一个动作，一句话，它就顶出来，钻心地疼一下，然后又沉回去。
二十八年，我们父子俩谁都没有提过那件事。
直到今天，他快走了，才在这个临近终点的病房里，颤抖着问出了那个问题。
我先说父亲这个人。
林国祥，生于1950年，镇上粮站的职工，后来粮站改制，他下岗了，在街上摆了几年卖散装酱油醋的摊，后来腿不好，摊子也收了。
他这个人，不善言辞，一辈子说话少，表情也少，笑起来是皱纹，不笑也是皱纹，看不出喜怒，但做事认真，一根筋，认定了的事不回头。
对我，他更是不善于表达，我小时候生病，他守在床边不说话，就那么坐着，把椅子坐出声响；我考试考好了，他点个头，说"行"；我考砸了，他不骂，低着头抽支烟，烟雾把他的脸遮住大半。
母亲说，你爸是刀子嘴——不对，她说的是"锯嘴葫芦"，心里装着，嘴上倒不出来。
我和他之间，有一种奇怪的亲近，是血脉里的，不是语言里的。
那件事，得从我十九岁那年的高考说起。
那年我考了597分，在我们县是前十，报考的是省城的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我从小爱看书，想做个语文老师，想法简单，但是笃定的。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搬柴，父亲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信封，拿在手里，进了屋，关上门，在里面待了将近二十分钟。
我在外面等，院子里的蝉叫得很响，那是七月，热得让人发懵。
父亲出来，把通知书递给我，说："建明，你叔叔那边说，县粮食局有个名额，安稳，你去吧。"
我愣了。
"什么名额？"我问。
"工作，"他说，"粮食局，铁饭碗。"
我把通知书捏在手里，低头看了一眼，录取通知书的红色封皮在阳光下很鲜亮，我说："爸，我要去上大学。"
他没说话，转身进了屋。
那天晚上，父亲在桌上摆了两杯白酒，一杯推到我面前，一杯握在自己手里，说："建明，坐。"
我坐下来，没动那杯酒。
他喝了一口，放下杯，说："你叔叔帮了大忙，这个名额不好拿，进去了，一辈子不用愁。"
我说："爸，我想上大学。"
他说："上大学出来又能干什么，到处找工作，还不如现在直接进单位。"
"我想教书，"我说，"我想当语文老师。"
他皱了眉，说："教书有什么出息，粮食局多好，稳定，以后成家立业，有个依靠。"
我盯着桌面，没有说话。
那顿饭，我们两个人都没怎么吃，桌上的菜冷了，他抽了三根烟，我把通知书压在膝盖下，攥出了褶皱。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是我这辈子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之一——
"建明，爸是为你好。"
我把那张通知书拿起来，放在桌上，站起身，进了自己房间，关上门。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上，通知书不见了。
我找遍了房间，翻了桌子，找了抽屉，没有。
跑出来问父亲，他坐在院子里抽烟，眼神看着远处，说："烧了。"
我以为听错了，说："什么？"
"通知书烧了，"他说，还是那个平静的语气，像在说今天天气好，"已经跟你叔叔说好了，下周去粮食局报到。"
我站在院子里，手脚发凉。
那是七月末的早晨，太阳刚升起来，光打在父亲的侧脸上，他的眼神依然没有落到我身上，还是看着别处，像是看一件已经处理好的事情。
我那一刻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慢慢涌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愤怒，是那种烫的愤怒，从胸腔里往上冲，冲进喉咙，冲进眼眶。
我没有哭，也没有叫，我只说了一句话："林国祥，你毁了我的路。"
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叫他的全名。
他身体僵了一下，手里的烟停在半空，然后慢慢放下来，没有说话。
我转身进屋，三天后，去粮食局报到了。
进了粮食局，我做了两年仓管，后来单位改制，我转到了下面一个子公司做行政，一做又是十年，直到公司倒闭，我重新出来找工作，兜兜转转，最后在一家民营企业做了文职。
四十多岁，看着身边的同事，有的是本科，有的是研究生，学历成了我唯一迈不过去的门槛。
工作上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大风大浪，就是那种平的、窄的、往前走一步要挪三步的感觉。
不是说没有大学就一定过不好，只是那条路，没走成，这件事横在心里，变成了一个假设，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假设——
如果当年我去了，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把这个假设压了二十八年，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包括我妻子，包括我自己的儿子。
但对父亲，我再也没有叫过一声"爸"——不是故意的，或者说，起初是故意的，后来变成了习惯，那个称呼，就这么从我口里消失了很多年。
我们父子俩就这样过了二十八年。
表面上没什么，逢年过节我回去，他坐在那里，我坐在那里，喝酒，吃饭，说一些不紧不慢的话，说天气，说身体，说我儿子的学习，就是不说那件事。
我母亲在中间周旋，说"你爸身体最近不太好""你爸说你上次送来的茶叶味道好"，用这些话把我们两个连起来，但那根线，始终有一段是松的，轻轻一扯，就散。
父亲老了之后，话更少了，但有时候我回去，他会在饭后跟着我走到院子里，站一会儿，也不说话，就站着，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口。
我也站着，不看他，看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那棵树是他年轻时种的，现在已经比屋顶还高，枝桠伸出去，把半个院子都遮住了。
我们父子两个，在那棵树下站过很多次，谁都不开口，各自把沉默撑着，撑到母亲从屋里叫我们进去喝茶，才各自转身，像没事人一样走进去。
父亲病倒是去年秋天的事。
开始是背痛，以为是老毛病，去镇上诊所拿了药，吃了两个月没好，才去县医院做了检查。
拿到结果那天，是我妻子陪着去的，她打来电话，声音很低，说：肝癌，晚期。
我在办公室接到这个电话，窗外是平常的街道，平常的车流，一切都跟平时一样，但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慢慢空了。
我请了假，当天回去。
父亲坐在家里，诊断书放在桌上，他靠着椅背，看见我进来，点了个头，说："回来了。"
我说："嗯。"
两个字，就这两个字，然后我在对面坐下来，看着那张诊断书，不知道说什么。
母亲在厨房，说做了饭，来吃。
我们就这么去吃了饭。
父亲后来是转到县城医院住院的，开始还能走动，后来走不动了，再后来，下不了床了。
我每周回去一次，在床边坐，陪他说话，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他也说，断断续续的，有时候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我偶尔看着他睡着的样子，看着那张比以前瘦削太多的脸，心里有一种很难描述的感觉——不是原谅，不是怨恨，是一种比这两样都复杂的东西，像两条河，一条热，一条冷，在胸腔里各自流着，偶尔交汇，泛起说不清的水色。
他问那个问题，是在一个下午。
那天阳光很好，斜斜地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病床的白床单上，有一种虚假的温暖。
他把手伸出来，抓住我的手，力气很小，但握着没有松开，然后他看着我，用那双黄了的眼睛，说：
"建明，当年那件事……你恨过我吗？"
我握着他的手，没有立刻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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