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弟弟提出卖房子那天，是妈妈走后第七个月。
他把那张房产证放在饭桌上，手压着它，看着我，没有开口，就那么等着。
窗外是老街的声音，卖豆腐的喇叭，孩子追着跑的笑声，和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一个字都没变。
我看了一眼那张证，看了一眼弟弟，然后看了一眼身后那堵墙——妈妈的遗像还挂在那里，她在相片里笑着，眼角有两道深纹，是笑出来的。
弟弟开口，声音有点轻：
"姐，你是不是舍不得？"
我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想起了妈妈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的那句话。
我开了口。
我叫顾慧，弟弟叫顾平，我们生在皖中一个叫石桥镇的地方。
石桥镇不大，一条老街贯穿，街两头各有一棵几百年的银杏，秋天叶子黄透了往下落，落得满街都是，踩上去有声音。我们家的老房子就在老街中段，一栋砖瓦平房，三间正房加一个小院，院墙是青砖垒的，长了一棵石榴树，每年结果，结得多，我妈总说吃不完，但每年还是高兴地摘，用布擦干净，堆在厨房的案板上。
那棵石榴树，是我妈嫁进来那年种下的。
我爸走得早，我十一岁，弟弟七岁。爸爸是在工地上出的事故，出事那天我在学校上课，回来看见大门口站了几个人，神情不对，我妈站在人群里，脸是白的，但没有哭，手撑着门框，撑得很紧。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事情说来就来，不给你时间准备。
爸爸走了之后，家里就剩我妈带着我和弟弟。
她那时候三十六岁，在镇上的一家缝纫店做活，接些零散的改衣、做布鞋的单子，钱不多，但稳。后来缝纫店关了，她就在家里接活，院子里支了台缝纫机，脚踩着踏板，"哒哒哒"的声音从早响到晚。我和弟弟写作业，她踩缝纫机，就这么过了很多年。
我妈是个不爱说软话的人。
不是冷，是另一种——她的爱都在动作里，在那碗早饭里，在书包里塞的两块糖里，在放学路上等在路口的那把伞里，就是不大说出口。
有一次我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多，夜里我妈守着我，用凉水把毛巾拧干了一遍一遍敷在额头上，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她坐在床边，眼圈红的，但嘴上说的是："你发什么烧，明天还上课呢。"
我当时笑了，又痛又想哭，但忍住了。
弟弟顾平随我妈，也不爱说话，但心思细，什么都看在眼里，只是藏着不说。他比我小四岁，小时候跟着我屁股后面跑，我去哪儿他跟去哪儿，但凡我跟他说"你回去"，他嘴上答应，背过身去，脚步还是跟着。
我们兄弟，哦不，我们姐弟两个，在那栋老房子里长大，那台缝纫机的声音是底色，石榴树是院子里不变的一角，还有我妈踩着木拖鞋在厨房里走动的声音，厚实的，有节奏。
高中毕业，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毕业之后留在省城做了小学老师，成家，生了个女儿，日子一点一点搭起来，离石桥镇越来越远。
弟弟在镇上待了几年，后来跟人去了南边打工，做工程，慢慢在那边站住了脚，娶了嫂子，也有了孩子，回来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
老房子就这样，越来越多时候是我妈一个人住。
我们每年回去几次，节假日，寒暑假，尽量多回。但更多的时候，那个院子里就只有她一个人，石榴树长得越来越大，枝丫伸过了院墙，到了秋天，果子没人摘，就自己在树上裂开了，红的瓤，白的子，散在地上。
我每次从省城回去，进院子，先抬头看石榴树，再看厨房里有没有灯。
灯亮着，就安心了。
妈妈是前年秋天查出来的，肝上的问题，检查结果出来那天我正在学校开会，弟弟打电话，我接起来，听他说了两句，站在走廊里，手机攥得很紧。
后来的事，是那种明知道会来但还是没准备好的展开——手术，化疗，一次次往返医院，头发掉了，人瘦了，但她没有喊过一次疼，有时候我们守在病床边，问她今天怎么样，她说还行，吃了饭，睡了两个小时。
说得那么平，好像在描述一件跟自己不太相关的事。
就在那段时间里，老房子的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
不是弟弟提的，是嫂子。
那是有一次在医院，妈妈睡着了，我和弟弟坐在走廊里，嫂子低声说，她跟顾平商量过，觉得妈妈的医疗费用压力不小，老房子要不要考虑处理一下，地段可以，换点钱。
她说得很小心，眼神看着弟弟，不太敢看我。
我那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一下子紧了，但没有说话。
弟弟也没有说话，看着地板，沉默了一会儿，说："先看妈妈的情况。"
这件事就搁下了，没有再提。
妈妈在医院住了七个月，出院了一次，在老房子里住了将近三个月，状态不好不坏，能走路，能吃饭，我回去陪了两个月，陪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石榴树，说些有的没的。
有一次下午，光很好，她坐在藤椅里，闭着眼睛，我以为她睡着了，她忽然开口，说："慧，你和顾平，不要为了这个房子的事起隔阂。"
我说："怎么会。"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说："我认识你们两个，都是憋着不说的性子，憋久了容易憋出事。"
我没有接话。
她又说："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记住这句话。"
那是她第一次跟我说这件事。
那天之后，她状态明显下滑，又进了医院，这次没有再出来。
走的那天是冬天，早晨，窗外有霜，病房的灯是白的，我和弟弟都在，嫂子在外头，我们两个守在床边，她那时候已经说不了话，但意识还在，手握着我的，有点力气，但没有从前那种劲。
我低下头，靠近她，她动了动嘴唇，声音很细，很轻，我凑得很近，才听清楚。
我听清楚了，但当时没有说出来，把那句话压在心里，跟着弟弟一起守完了那个最后的早晨。
妈妈走了之后，弟弟回了南边，我回了省城。
老房子那边，是邻居帮着看顾，逢年过节有人打扫，石榴树没人管，自己长着。
七个月里，我回去过两次，一个人进院子，在她常坐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做，坐够了，起来，锁上门，走。
第七个月，弟弟从南边回来了。
他没有提前说回来的理由，就是说要回来一趟，我从省城赶过来，在老房子里见着他。
那天他炒了两个菜，我们对坐着吃了顿饭，说了说各自的情况，说了说妈妈，说着说着都沉默了。
沉默了一段，他起身，去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张房产证。
他把它放在饭桌上，手压着，看着我，没说话，等我。
窗外，老街的声音一点没变，豆腐喇叭，孩子跑步，银杏叶子落在青石板上，"沙沙"的。
我看了一眼那张证，看了一眼弟弟，看了一眼妈妈的遗像。
她在相片里笑着，眼角那两道深纹，是一辈子笑出来的。
弟弟轻声开口：
"姐，你是不是舍不得？"
那三个字"舍不得"，落下来，把什么东西砸开了。
我盯着那张房产证，看见它边角有一道折痕，是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上去的，妈妈的字写在业主一栏，笔画有点颤，是她晚年写的。
我鼻腔里有什么东西往上涌，用力压了一下，没让它出来。
这栋房子里，有我十一岁那年爸爸出事之后，妈妈撑着门框站着的那个背影；有"哒哒哒"的缝纫机声；有石榴树每年裂开的果子；有她踩着木拖鞋走过来、放在书包里的两块糖；有那个发烧的夜里她用凉水拧毛巾的声音；有她在藤椅上闭着眼睛说"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
舍不得。
当然舍不得。
但妈妈临终前那句话，这七个月，我一个字都没说出去过，就压在心里，等着这一刻。
我抬起头，看向弟弟，看见他眼圈是红的，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知道——弟弟从来不是为了钱，他只是需要有人先开口。
我开口了。
我说："妈妈走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弟弟没动，等着。
我说："她说，你和顾平，不要为了房子起隔阂。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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