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第二任省长，他一生都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最终因病离世，享年一百岁

1955年3月中旬的国务院小礼堂里，调配地方主官的名单在黄昏前定下。毛笔写就的红纸条上，“赵健民——山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八个字格外醒目。刚从成渝铁路工地赶来的他，穿一身带灰的老军装，鞋底还沾着川西的黄土。

同僚悄声提醒：“老赵，恭喜回家乡掌舵。”他却摆摆手：“回去不是享清福，是回炉再造。”一句话，说得屋里静了下来。

谁能想到，这位即将执掌齐鲁大省的干部，当年只是一名普通乡村师范学生。1932年，济南城头的日机轰鸣未歇，青年赵健民在宿舍里点着煤油灯，翻读《向导》。同学悄悄问他：“真要参加吗？”他把食指竖在唇边，小声答：“要。”那年冬天，他在校园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再没回头。

1934年，山东白色恐怖加剧，韩复榘的特务四处搜捕。赵健民奉命离校，隐入济南南郊。夜里城门紧闭，他靠一张假路条潜回市区，把残存的地下党员凑在一起，接通北方局，被捕挚友的名单写满墙壁，外面宪兵搜查的脚步声在耳畔敲打，他仍低语：“火种不能断。”

全面抗战爆发，冠县沦陷。赵健民趁夜召集乡勇，“要么亡国奴，要么端枪！”一位老农担忧：“咱拿什么打鬼子？”他把驳壳枪往桌上一拍：“先有骨气，再找枪。”很快，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队在黄河滩地扎下营盘，断铁路、炸碉堡、护百姓，敌军恨得咬牙，却始终摸不清这群“书生兵”的行踪。

1944年春，冀鲁豫边区反“扫荡”，赵健民已是军区副政委。战事最紧时，他背着电台钻进麦田指挥。刘伯承来前线巡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读书多，枪法也不差，难得啊。”他笑答：“读书教我明理，打仗教我做人。”

1949年底，中原野战军十二万人挺进西南。进藏川西隘口大雪封山，粮秣难继。赵健民率部夜袭泸定桥守敌，夺下两天补给，为后续大军打开通道。成都和平解放后，他没有回到部队，而是被留在山城重庆，负责筹建交通部西南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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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干线。测线队深入大巴山，隧道口常被塌方堵死，炸药、钢轨都得靠肩挑背扛。赵健民蹲在泥泞里画草图，手上的冻疮年年复发。1952年通车那天，汽笛长鸣，他只说一句：“路通了，西南的锅能烧开了。”

不及庆功，他又被点将北上。此时的山东，三年灾荒阴影未散，盐碱地一望无际，胶济铁路沿线不少厂矿停摆。赵健民到任的第一天就跑到黄河大堤，看着浑浊的河水，他沉声道：“水要驯服，地才养人。”随后调集机械开闸分洪，修筑防潮闸，几年内几十万亩洼地变成良田。农民们说：“省长比咱还懂地脾气。”

他管账也极严。1960年一次检查仓库，发现两处报表数据夸大。“粮食是老百姓的命，数字好看能当饭吃吗？”这句质问让在场干部汗流浃背，却也服气。省里后来搞“晒谷场”运动，产量数据核减，避免了政策失误。

1963年，他被派往云南支援边疆建设，高原缺氧、交通闭塞，家书里写着：“岭上云高，路在脚下，慢一步不行。”谁知风云再起，十年动荡中他被隔离审查。1975年重返岗位，调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国防科工配套，他淡淡一句：“还能干活，就不算被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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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是耄耋之年，身边人劝他保重身体，不必再来回奔波。他笑答：“心脏还跳，就多干点。”在云南省政协的日子里，仍坚持下乡调研，常常夜宿彝寨，掰着指头算集体经济的账。

2012年4月8日，北京一场春雨带走了这位百岁老人的最后一声咳。整理遗物时，只见那把用了大半辈子的旧皮箱，几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一本写满红蓝铅笔批注的《铁道技术汇编》。参加追悼会的战友低声说：“老赵一辈子清清白白，行李箱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从齐鲁平原的稻麦香，到大巴山的隧道爆破，再到滇西南的云雾茶林，赵健民把自己掰成了一截截路枕，铺在共和国的长轨下。归来时，故乡的石榴已再度红透，他却再也听不见黄河岸边的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