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今天的第一和第二篇文章）
8
2019年秋天，我们办了离婚手续。
刘慧带走了女儿和儿子，我留下了建材店，每个月给抚养费。
从民政局出来那天，她头也没回地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马尾辫还在，但已经白了很多。我想说句什么，终究没说出口。
我想说什么呢？说对不起？这三个字太轻了，轻到说不出口。
离婚后我搬到了建材店楼上住，吃住在店里，方便照顾生意。刘慧带着孩子在外面租了房子，我每个月去送抚养费的时候，会在楼下站一会儿，但很少上去。
女儿对我越来越冷淡，后来电话都不接了。去年春节我给她打电话，响了很久她才接，说了一句“爸，我现在很忙”，就挂了。
儿子倒是偶尔跟我联系，但也是要钱的时候才找我。有一回他给我发微信，说学校要交资料费三百块，我转了五百过去。他又转了两百回来，说只要三百。
这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觉得儿子至少不是那种占便宜的人。但他也只会在要钱的时候跟我说话，其他时候，从来不主动联系我。
我有时候想打电话给他们，拿起手机又放下。说什么呢？说我这些年对不起他们？这种话说一次两次人家还觉得你有诚意，说多了就跟放屁一样。
后来疫情爆发，建材店的生意受到了很大影响。口罩、封控、供应链断断续续，半年的营业额还比不上以前一个季度的。我咬着牙撑了一年，实在撑不住了，关了店。
那段时间我特别难，但我不敢跟家里人说。不，应该说我不敢跟“他们”说——我还能管谁叫“家里人”？
刘慧和孩子们已经不需要我了，而我的母亲和弟弟妹妹那边，我总觉得我出了那么多钱、出了那么多力，他们总该会记得我的好。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
9
2022年，我搬回了老家，住在镇上那栋三层楼里。我以为这是我的家，是可以用力关上门大喊一声“我回来了”的地方。
但住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不对劲。
弟媳妇开始嫌我碍事。她当着我的面跟弟弟抱怨：“你哥怎么还不走？他一个离了婚的人住在咱家像什么话？”
弟弟没有反驳。
母亲也开始对我有意见。她说我在家什么事都不干，不像弟弟每天还帮忙做点家务。我说妈我也想帮忙，但弟媳妇嫌我碍手碍脚，我不知道做什么。母亲说：“那你少在家里待着，出去走走嘛。”
我出去走走？这是我的家，我建的房子，我花了三十多万建起来的家，我的房子登记在我母亲名下的家，我住了二十多年的家——我要出去走走？
那段时间我跟弟弟的关系越来越僵。他觉得我管太多，我觉得他不争气。他那个饭馆开了不到半年就黄了，亏了十五万，十五万里有我出的全部。我跟他说做生意不能光凭一腔热血，要做市场调研，要找好位置，他嫌我唠叨，嫌我看不起他。
妹妹也回来了，在家里的三楼住了几天，嫌房间小，嫌空调旧，说她在欧洲住的地方比这好多了。我在旁边听着没吭声，心想这个三楼是你哥我亲手建的，当年你出国留学二十万是我出的，你现在跟我嫌空调旧？
但这些话我一句也没说。
我就是说不出口，总觉得说出来就显得小气了，显得我跟家里人计较了。
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我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当冤大头。
出了钱还不敢说话，出了力还不求回报，最后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眼里的麻烦。
10
矛盾在2023年彻底爆发了。
导火索是什么？
说来可笑，是因为我说了一句弟媳妇的闲话。弟弟的饭馆关门后又去跑滴滴，一天挣不了多少钱，弟媳妇在家当全职太太，孩子上幼儿园，花销很大。我跟母亲说了一句：“弟媳妇是不是也该出去找个工作？家里开销这么大，光靠弟弟一个人也不行。”
这话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弟媳妇耳朵里，她当场就炸了。说我在他们家指手画脚，说我看不惯她，说我一个离了婚的单身汉有什么资格教育别人。
我那天也上了火，回了她几句。
然后弟弟站出来了。他没站在我这边，他站在他老婆那边。
我的亲弟弟，我供他读了四年大学的亲弟弟，我给他交了十万块买房首付、十五万开店资金的亲弟弟，站在他老婆那边，对我这个亲哥哥说：“哥，你走吧，别在这里闹了，让妈难做。”
我看向母亲，指望她能说句公道话。
母亲说：“建国啊，你先出去住一阵子，等你弟弟他们气消了再回来。”
出去住一阵子。
这个家，是我撑起来的。
这个房子，是我花钱盖的。
这个家登记在你的名下，妈，你是我的亲妈，你让我出去住一阵子？
我那时候才终于明白了刘慧当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每次我跟家里寄钱的时候眼睛里会有那种表情。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说“你能确定他们不会坑你”?
我什么都明白得太晚了。
2024年初，我在镇上的中介那里看到一则消息：那栋三层楼房正在办理产权变更。我打电话去房管局问，被告知我母亲和弟弟已经提交了材料，要把我的名字从共有权人中彻底去掉。
我根本就没在任何东西上签过字，我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办法。我只知道，那个我花了三十多万、用了半年时间、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家，在法律上跟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去找母亲理论，她说：“建国，你别闹了，你弟弟一家还要住这里，你一个单身汉住哪儿不一样？”
我去找弟弟理论，他说：“哥，你少在这装可怜，这些年你在家里也没少拿好处，爸走的时候那3万块钱你不也拿了？”
3万块。父亲用命换来的3万块，我在二十一岁那年全部交给了母亲。他说我拿了。
我看着弟弟的脸，那张脸像极了父亲年轻时的样子。我想起当年在工地上搬砖的日子，想起那年冬天那件军大衣，想起我把第一份工资五百四十块寄回家时的骄傲，想起我站在大学门口办理休学时心里的不甘，想起女儿作文里的那句话：“我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能挂掉电话跟我说话。”
二十八年的付出，3万块就买断了。
那天晚上我走出了那栋房子，站在门口看了很久。三楼的灯亮着，那是妹妹的房间，她还在欧洲，灯是弟媳妇开的。
我没有回头。
今年春节，我是在县城的一间出租屋里过的。一个人，一碗饺子，一台开着但没有声音的电视。刘慧带着孩子们回了娘家，听说过得很好。女儿在省城找了个工作，儿子在技校学修车，他们都不会给我打电话，我也没脸打。
我现在四十九岁了，没房没车没存款，离了婚，孩子不认我，家人不要我。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想我今天该干什么，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必须要做的事了。不需要去店里，不需要接任何人的电话，不需要给任何人打钱。
自由了。
可是这种自由太沉重了，沉重到我宁愿回到当年那个工地上搬砖。
前几天刘慧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是离婚后她第一次主动联系我。她说女儿要订婚了，按理说我应该出席，但她问我：“你想来吗？”
她说得很客气，“你想来吗”，而不是“你应该来”。这个措辞让我心碎了一地，因为这说明她已经不确定我还是不是女儿的家人了。
我说：“我去。”
挂了电话我想了很久，想我该带什么礼物去。想来想去，发现自己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这些年给弟弟妹妹买过无数东西，却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件好衣服。
我打算把当年那件军大衣找出来穿上。不是故意去博同情，是觉得那件衣服最能代表我这辈子最真实的模样：一个二十一岁就扛起整个家的男人，扛了二十八年，终于被压垮了。
女儿会让我上台讲话吗？不知道。但她订婚，我一定要去，远远地看着也行。
这辈子对得起所有人，唯独对不起你和两个孩子。
刘慧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建国，你也别太苛责自己了。”
就这一句话，我在出租屋里哭了半个小时。
我终于明白，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从来不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我的妹妹，而是那个在我最穷的时候嫁给我的女人，和那两个在期待中出生、在失望中长大的孩子。
我终于明白，牺牲不是高尚，而是一种逃避。我牺牲了自己，也牺牲了爱我和我该爱的人。我把自己当做英雄，却没人需要我这种英雄。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会赚钱的机器，而我心甘情愿地当了二十八年的机器。
我也终于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你。刘慧等了三年，女儿等了我整个童年，儿子甚至没有等，他一开始就知道等不到。
我今年四十九岁，一无所有。
但我不想这样结束。明天我要去找刘慧，不是为了复婚，是想跟她说声对不起，认认真真地说。然后去看看女儿，如果她愿意见我的话。最后，我要为自己活一次。不是自私，是终于学会了分清远近亲疏，学会了把该放在第一位的人放在第一位。
二十八年前我跪在父亲的坟前说：“妈，别哭了，有我呢。”那时候的我不知道，“有我呢”这三个字，会让我失去那么多。
如果再选一次，我还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
我不知道。
但至少，我不会再忘了关上电话，去听我的孩子说了什么。
我真是后悔，可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我又该如何去弥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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