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年腊月，北风劲吹，紫禁城的宫灯被吹得猎猎作响。康熙皇帝披着貂裘，在养心殿里翻看一卷旧档，忽然轻叹一句：“王熙若在，朕何至于此！”御前侍立的小太监不敢作声，却暗暗记住了这个名字。王熙，这位在顺治、康熙两朝纵横数十年的汉臣，如今已作古整整十个寒暑，然而他的名字仍时常在皇帝口中出现，可见情分之深、地位之重。
从康熙四十二年正月，王熙病逝的消息传到江南行在，皇帝当即折返旨令皇长子胤禔持节奔丧、跪拜致祭。历数满清一百六十余年，获此殊荣的大臣寥若晨星，何以偏偏落在这位“名气不大”的王熙身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把时钟拨回到六十年前的京师和金陵。
王家原属明末旧族。崇祯十六年，王熙之父王崇简高中进士，却还未及入阁拜命，北京旋即破城。父子辗转南逃，到达金陵避祸；而后清廷入主中原，颁布招抚诏，王家再度北返。天顺地适，王熙凭顺治四年进士之名踏入仕途，正赶上大清急需通晓汉文化的官员，自此飞黄腾达。
与其他汉臣不同，王熙在京师的头几年几乎把全部心思投入到满语研习。那时的满洲贵族对中原典章虽有敬畏，却苦于水土不服；汉官里能开口说满语的屈指可数。王熙自知资历浅、出身不高，便日夜背诵《满文老档》，三年下来，他竟能与满族大臣对答如流。顺治帝听他翻译《大清会典》，又让他裁定文字，感到十分便利，于是破例把这个三十出头的汉臣收入身边机要班底。
自此，王熙的名字开始与大清最为核心的机密相连。顺治十八年腊月，皇帝天花暴发，病势汹汹。弥留榻前，他召王熙入内，夜谈良久。据《王氏家谱》残稿记载，临别时顺治低声对他道：“卿代朕作文，当记朕十余年之愆，勿讳。”王熙泪湿衣襟，却仍握笔如飞，在乾清门西暖阁三易其稿，一纸千言的《罪己诏》就此定稿。正是在这份诏书中，幼年的玄烨被明确立为储君，四辅政大臣的名单也随诏公布。顺治帝崩逝，天下因袭无波，王熙由是立下首功。
然而，老臣未必就此一路升平。康熙即位时年仅8岁，朝政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把持。对于出身汉军镶黄旗的王熙而言，这段时间是一场漫长的蛰伏。遇事多言，恐成鳌拜之讥；过分谨慎，又难获天颜青睐。王熙索性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理《顺治实录》与《会典事例》上，静候时机。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举旗反叛，中原震动。满洲重臣主张缓议，或求和，理由是“江淮兵力未集”；王师一旦仓促南下，耽误军机。恰在此际，王熙上了一道密折，直言不宜姑息，“斩草除根，方可永靖边疆”。他一针见血指出：吴三桂之所以敢于背叛，正源于“尚怀侥幸，冀以亲王女婿之故，得邀宽免”，建议迅速处置滞留京师的吴应熊，以断吴三桂后路。折入御前，康熙反复咀嚼良久，终于决然批准。吴应熊伏诛的消息传至云南，三桂震怒悲恸，军心失序。随后的湘桂争战，清军连克要地，三藩之势自此颓败。这一策大大提振了康熙对王熙的信赖，次年便召其入议政王大臣会议，赐免跪礼，“中外无双”。
汉臣能得如此器重，并非偶然。王熙的学力与操行是壁垒，也是保证。康熙年间编纂《大清会典》《一统志》，凡关涉前明典章沿革、府州县旧制，终需博闻强记者综理。王熙记诵明清档册如数家珍，新晋翰林若有疑难，先到他书房“烧香问典”，几乎百问百应。大臣张英就曾感叹：“王公胸中自有一部秘本，可惜我辈只得借光。”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处世上也极为圆融，却绝不逾越底线。康熙二十七年那场著名的廷议风波中，明珠与索额图各树党羽，你方唱罢我登场，朝局云谲波诡。王熙却以“凡议国是，以公忘私”为由，谢绝二人拉拢，自请回避相关审改章奏。结果内阁大换血，他安然在列，反而成了“元老”级的定海神针。
至于家世，其父王崇简与王熙“父子并肩为官”的轶闻在京城传为美谈。顺治十二年，因触犯不许父子同衙的党政禁例，顺治帝反而顺水推舟，将王崇简由国史院学士外放为礼部侍郎，旋即擢为尚书，既避嫌又示宠。后来父子相继加授太保、太傅衔，清代历任汉臣中，几罕有其匹。
晚年的王熙，虽贵为一代辅弼，却仍每日五鼓入直，亲自覆核本章，偶尔批墨校文，不假手属吏。有人劝他节劳，他摆手笑道：“老臣不及少年时耳力目光之锐，稍有疏忽，反坏国家大事。”一句轻描淡写，道出老臣对职责的坚守。
康熙四十年春，王熙第三次乞休。御前，白发与龙袍相对。皇帝迟迟不语。片刻后才低声道：“卿在，朕放心。”王熙仍坚持回乡。天子只得赐以太傅、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并应允其荣归。
两年后，康熙四十二年正月，三十余载的鞠躬尽瘁画上了句号。遗折飞抵江南，同行的还有一纸诏令：皇长子胤禔代表朕奔丧，并行三跪九叩。京师文武皆惊，私下议论：“自有大清以来，独此一例！”王熙虽“名声不显”，却以学识与忠诚，在两代帝王心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半生鹰视狼顾的鳌拜伏法，叱咤风云的明珠、索额图也被流放或赐死，唯独他以清名寿终，身后鞠躬的是未来的储君。人们这才恍然：真正的权势，不在一时声势，而在日积月累的操守与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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