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光的世界，如何“看”一部电影？
这个问题，存在中国1700多万的视障人群中。
在深圳，有这样一个志愿者团队，他们坐在观众席旁，将电影里“看不见”的画面，描述给视障群体听，弥补电影旁白之外的空白。
《先行故事汇》第169期，我们走进一场特殊放映，记录一群人为视障者铺出一条通往光影世界的“盲道”。
你的声音，我的眼睛
“小胡，戴着金丝眼镜走出来……”
《好东西》正在进行一场特殊放映。
电影院的观众席，看电影的大多是视障人士。观众席亮灯处，坐着一位口述影像志愿者，对着事先准备好的口述稿，在电影对白之外，念出了电影画面的信息—— “铁梅和同事正在用胶布封纸箱……”
口述影像志愿者为观众读电影
口述员抓住电影对白间隙，将人物动作、表情神态讲给观众听，那些原本只能被看见的内容，被转化成声音传到观众耳边。
“我虽然多次‘看’过这部电影，但‘看’到这里，还是觉得很好笑。”观众席上，一边听着讲解、一边吃着爆米花的王孟琦夫妇，正是这部无障碍电影口述稿的撰稿者。
口述影像志愿者团队，左一为王孟琦
“自我有记忆开始，已经是看不见的状态。”王孟琦说，小时候，他甚至以为，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样。“后来才慢慢明白，原来父母和身边的人，比我多一个功能。”
小时候，因为家人在电影院附近工作，王孟琦可以很方便地进出影院。
电影离他很近，可他总像被隔在外面。
“那时候流行香港枪战片，从一开始‘咚咚咚’打枪，一直打到尾。”热闹归热闹，可他总看不明白。“我一会儿问一下旁边的观众，谁打着谁了，谁把谁打死了。”有人愿意讲，有的人并不会回应。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喜欢电影。因工作原因来到深圳后，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无障碍电影。“我想要了解的信息马上有人给我讲，我不需要再问别人，可以专心欣赏剧情，这种感觉实在太棒了，我一次就爱上了无障碍电影。”
但是，一场无障碍电影等待的时间太久。“我想看的很多电影，它都没有无障碍版本。”王孟琦说，“我会专门去找‘包含大量剧透’的影评来看，剧透得越详细越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萌发出一个念头：能不能把更多电影带给和自己一样的人。
把电影“讲明白”，没有那么简单
放映结束，王孟琦推着妻子李柳玲准备回家。
“我跟他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无名之辈》，当时我并不知道无障碍电影，只是单纯地把我看到的画面告诉他。”李柳玲说，这一很自然的举动，后来慢慢变成了他们一起做的事。
王孟琦和妻子李柳玲
回到家里，他们开始创作电影口述稿。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什么时候讲，讲多少，哪些信息必须交代，哪些细节可以留白，都要反复拿捏。说少了，观众接不上；说多了，又会压到对白。“我刚写的时候，总一直在问孟琦的意见。”李柳玲说，“一帧画面，我最少都会看三次，总感觉自己遗漏了重要信息，开始的时候特别痛苦。”
（创作电影口述稿的夫妻）
王孟琦，往往是这些口述稿的第一位听众。哪些地方听不懂，哪些信息还不够，哪些表达不够顺，他都会一点点提出来。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改稿，更像是把电影重新翻译一遍——从视觉语言，翻译成视障观众能够真正接收到的声音语言。
稿子一点点磨出来后，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要让更多无障碍电影真正走进放映现场，光靠两个人还不够。
于是，2024年，他们成立了“共感无障碍”团队，培训志愿者、组织活动，把经验传给更多愿意参与的人。
在福田图书馆举办无障碍电影观影活动
他们想做的，不只是一场特殊放映
“让我们闭上眼睛，感受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听电影是什么感觉。”在一次口述影像志愿者培训活动上，李柳玲正带着志愿者体验视障者的观影感受。
这样的活动，也吸引了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从事口述电影研究的姜琦。
王孟琦开设的自媒体账号
“一场活动上，我加了小玲和孟琦的微信，在聊天的时候发现，他其实是我一直在网上寻找的‘卡带小组’UP主。”姜琦说，“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互相寻找的过程。”
“我发现电影多线叙事的时候，口述稿就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它的时空是错乱的。”为了研究口述电影，姜琦翻阅了大量文献和论文。当遇到无法理解的问题时，她就会带着问题请教孟琦夫妇。一个做理论研究，一个有一线实践，渐渐地，团队里也多了一个身影。
姜琦和孟琦夫妇因无障碍电影结缘
写稿难，讲稿也难，说快了，容易出戏，说慢了，容易抢拍。为了保证观影效果，每次放映前，志愿者们都会在一起排练，统一语速，打磨文稿。
志愿者们在一起排练
“这两段对白之间，有一分钟。但是，口述稿里只有三个字，我觉得很空。”
“我觉得片段中间这个‘哦’很关键，这里是不是可以不要口述，让观众自己感受。”
一篇口述稿，从影片选择到文稿撰写，再到排练，通常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说，还想再“看”一遍
“欢迎来到无障碍观影活动的现场。”
这一次，共感无障碍团队带来的是《疯狂动物城》，吸引了许多视障儿童前来观影。
面向视障儿童的无障碍观影
“朱迪拉着尼克……”现场，口述员们正讲述着故事剧情，他们讲得平稳，孩子们听得认真。
“我曾以为口述电影的讲解，就应该情绪饱满。”这是吉琳洁第一次担任口述员。虽然有播音基础，但说起自己的第一次尝试时，她的话里还是透着紧张，“但后来发现，你的主观情绪不能强加到观众身上，可能当下他并没有感到情绪波动，所以，口述员讲稿时还是要平稳、客观。”吉琳洁说。
“还想再‘看’！”
“不会像看普通电影一样，从头到尾都是‘砰砰砰’的音效。”
“一起看电影，给了大家一个轻松的交友空间。”
这些反馈，让王孟琦和李柳玲更确定，这件事值得一直做下去。
在一次次排练、放映和培训中，他们的队伍也逐步壮大，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口述志愿者群体里，有互联网大厂员工、有学生、有学者。在一场场备稿、讲述、放映后，听到观众的笑声，他们的回复都是“尽管前期准备辛苦，但结果很值得”。
王孟琦夫妇希望，未来不管是视障者还是听障者，都能够像普通健全人一样，直接买张电影票，就能走进影院，享受无障碍观影。
记者手记
第一次接触王孟琦和李柳玲时，最打动我的是他们身上的那股认真和笃定。
一个曾经坐在电影院里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孩子，长大后，开始努力让更多人“听懂”电影。一次观影活动结束后，一个孩子说出了和孟琦童年时几乎一样的话。那一刻我更能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值得被一直做下去。王孟琦夫妇一点点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变成了更多视障人士进入银幕世界的入口，而那些不断加入的人，也在讲述、传递和陪伴中，成为这条“盲道”的铺路者。
无障碍电影补上的，不只是画面信息，也是视障人士触碰普通生活的可能。
来源：深视新闻
编辑：艾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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