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从《中国的奇迹》到新结构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结构革命
期刊文摘
一、撰写《中国的奇迹》的初衷
《中国的奇迹》一书的撰写与三件事有关:一是1988年中国的高通货膨胀率，二是同年我到印度的访问，三是1991年10月17日至12月为党的十四大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酝酿的11次专家座谈会。
1988年，中国遭遇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高达18.5%的通货膨胀率，市场上出现了抢购囤积各种日用商品的风潮(林毅夫，2012a)。1986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到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回国，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发展研究所工作，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职。按照我学习到的理论，理性的政府面对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应当紧缩货币，通过提高利率增加投资成本以压低投资，并通过鼓励储蓄来降低消费，投资和消费减少了，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同时，只有好的投资项目才有能力付得起高利率而被保留下来，坏的投资项目会被淘汰，这样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中国政府并未选择这一办法，而是采取了治理整顿的措施，用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来减少投资需求以抑制通货膨胀。从主流理论的角度来看，政府难以知道一个项目的好坏，使用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是一种非理性且笨拙的办法。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是不理性的，那么何以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87年，连续9年保持了年均9.9%且波动小的经济增长率?这样的成绩又如何解释呢?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取得一年9%的经济增长率都很难，更何况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如此优异的经济表现和发展成绩，无疑证明了中国政府是理性的、掌握经济状况的。
为何在治理通货膨胀上，主流理论所主张的理性政府的作为和现实中理性的中国政府的作为不同?经过分析，我认识到中国在经济转型期的条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条件截然不同。当时，中国是一个资本极端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且涉及经济基本运行的电力、通信、交通以及涉及国防安全的军工并雇佣大量员工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依靠银行的低息贷款生存。倘若提高利率，这些企业将出现巨大亏损，难以生存，为了维持经济的基本运行、国防安全、社会稳定，不能让这些企业破产，就只能由财政给予大量补贴，因此会出现巨额财政亏损。在199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前，我国的央行尚未拥有独立的货币权，财政赤字会自动货币化，货币超发的结果又将是通货膨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丰富，不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低息补贴才能生存的企业，少数违反比较优势、需要补贴的国防军工企业可以由财政直接补贴，在面对通货膨胀时，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有效治理，而无须担心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的问题。
这一经历让我醒悟，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前提。现在的主流理论来自对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现象的总结或是为了解决这些国家出现的问题，必然以理论产生时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为暗含前提，这些前提与中国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很可能存在质的差异，因此这些理论用在中国很可能“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自那时起，我便不再直接套用所学到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象、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遇到任何现象或问题时都直接探究这些现象或问题的本质、背后的逻辑，形成自己的见解。
同年，我在访问印度时也有类似的启示。之前，我一直认为印度是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德里时，印度的朋友安排我去和印度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座谈，会上印度国家计委和我讨论的是如何调配钢材和化肥的问题。过去我在政治经济学课上学到的知识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座谈会之前我对印度有和我国相似的国家计委甚感讶异，座谈时发现两者的工作内容相似，座谈结束后我意识到，计划经济并非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印度1947年独立建国后，为了抢占现代制造业的“制高点”，和中国一样在资本短缺的条件下推行了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让优先发展的违反比较优势的部门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建立起来并经营下去，印度必然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动员资金，并用计划方式来配置资源。后来我进一步发现，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还是非洲国家，它们在资本短缺的条件下推行资本密集的进口替代战略时，也都有和中国类似的用政策扭曲利率、汇率，用行政手段配置资金和外汇的体制。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和蔡昉、李周从1989年开始在国内的经济学期刊上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论文。
这本书的撰写也与1991年秋我参加的为党的十四大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酝酿的11次专家座谈会有关。这11次座谈会每次半天，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国家是腐朽的、没落的，但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表现出勃勃生机；第二，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但为何会出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第三，中国应如何推进改革。我在座谈会上根据1988年形成的认识分别就上述三个问题做了发言，其要旨是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在二战后的表现和二战前基本一样，其年均增长率只维持在3%左右，而日本战后的快速复苏，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取得的二十多年年均8%~10%的高速增长，才给了人们资本主义社会拥有蓬勃生机的印象，它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是因为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充分利用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产业、技术差距所带来的后来者优势，以引进、消化、吸收来加速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苏东变局的根源不在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而在于违背要素禀赋结构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的低效所导致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短缺、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在渐进式双轨制的“老人老办法”维持稳定的前提下，以“新人新办法”的方式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并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这样中国也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取得很好的发展绩效，“新人新办法”这一轨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本的快速积累，能够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断升级，“老人老办法”那一轨的产业会逐渐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原来的保护补贴就不再需要，这样中国就能够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完成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轨向市场单轨的经济体制转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三联出版社的主编陈昕正在编辑“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1992年我在这个系列中出版了《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在陈昕的鼓励下，蔡昉、李周和我共同合作，以我在上述座谈会上的三次发言为提纲以及我们自1989年以来所合作的论文为基础，共同撰写了这本书(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在撰写这本书期间，世界银行出版了《东亚奇迹》一书。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到1993年已经连续15年实现了平均每年9.7%的增长率，《东亚奇迹》一书中对此竟然没有讨论。
基于此，我们决定将《中国的奇迹》作为本书的书名。
二、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自洽
《中国的奇迹》不仅对中国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改革的路径等做了详尽的分析，还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在2015年超过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则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当时，中国仍是一个贫穷且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问题的转型中国家，许多人不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然而，到了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过美国，比书中预测的时间提早一年。书中探讨的中国如何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进程高度吻合，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自洽。
为何一本具有宏大叙事、讨论当前改革发展进程的书能够实现这三个逻辑的自洽?我想这或许是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所说的“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他指出正确的世界观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马克思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上层建筑具有第二性的反作用，经济基础具有第一性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组成，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生产力具有第一性的作用。
马克思并未深入探讨生产力的内生过程。从1988年开始，我们发现生产力实际上是由一个社会在每个特定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所决定的。例如，发达国家之所以生产力水平高，是因为它们的产业和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生产力水平较低，是因为它们的产业和技术是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的。那么，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则是劳动密集型的或资源密集型的呢?这归因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不同。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时发展的也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经过两百多年的资本积累，资本变成相对充裕，劳动和自然资源相对稀缺；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进而决定了其产业结构和生产力水平。
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决策者在做决策时，客观存在的因素都属于禀赋，要素禀赋、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安排、价值、伦理、意识形态等都属于禀赋，其中，要素禀赋、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属于物质，制度安排、价值、伦理、意识形态等属于精神。因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产业、技术、生产力水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经济基础，进而内生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在这样的逻辑链条中，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决定其他物质和精神的第一因素，因此我们称之为“第一性物质”。
从“第一性物质”来分析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现象时，构建的理论就有可能对同时存在的各种现象及其演变像抽丝剥茧一样都有一以贯之的解释，达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自洽。《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实际上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进行的分析，并且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具有“第一性物质”属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理论体系的元点。
另外，从还原论的哲学来看，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是任何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小组成元素。这些最小的组成元素为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分析范式和以理性人假设为本体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构建了一座桥梁。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一个决策者在做决策时总会在其可选择的各种方案中选择可以最好地达到其目标的方案。决策者的可选择方案集取决于其预算。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是这个经济体的总预算，一个经济体总共有多少资本、劳动、自然资源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可选择方案的范围。同时，每个方案由不同比例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构成，哪个方案好取决于各个方案的相对价格，具有不同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程度的经济体对不同方案会有不同的相对价格，因此，为了达到同一目标，在不同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的决策者会有不同的方案选择。例如，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资本相对便宜，因此在资本相对密集的生产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劳动相对便宜，因此在劳动相对密集的生产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中具有“第一性物质”地位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通过决定决策者的预算和做决策时面对的相对价格而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的理性表现内生化，由此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当前的主流理论大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或为了解决出现在发达国家的问题，这些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总预算和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来构建理性人的选择，因此这些理论实际上内生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面对相同的现象或问题，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决策者会因为其预算约束和要素相对价格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的异质性是内生的。如果忽视了这种理性选择的内生异质性，而将发达国家决策者的理性选择当作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的理性选择，无异于是外生假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和发达国家的决策者拥有相同的预算约束并面对相同的要素相对价格，我想这是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
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理性人表现上的异质性是内生的，经济学理论若要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自洽，则必须以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元点来构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我很高兴自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和任务。
三、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
2009年6月，我将自1988年以来就一直在探索、深化的有关经济发展、转型、运行的研究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这和我于2008年6月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一职有关(林毅夫，2012b)。在世界银行工作时，我的同事们大多数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在美国和欧洲的知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世界银行，他们都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的良好教育，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并且拥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
世界银行以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为宗旨，其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各种发展、转型、运行方案，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方案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后，却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到2008年，如果把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减少的7亿多贫困人口剔除，世界贫困人口则不减反增。反思其原因，在于我前面所说的，他们运用的理论都来自发达国家，虽然似乎能够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说得很清楚，但是那些理论并未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由于他们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与发达国家的不同，其理性选择很可能会和发达国家的理性选择不同，以致那些项目的意愿很好，但实际推行的结果往往与预期背道而驰。
因此，在2009年6月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内部研讨会上，我倡导必须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差异性对理性选择的影响引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提出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以“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为观察真实世界现象的视角。“一个中心”指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随时间可变、具有马克思主义“第一性物质”属性和还原论最小元素属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理论分析的元点和依据。“三个基本点”，一是，一个经济体决定其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结构(包括产业和产业所用技术)内生决定于其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决定交易费用以及生产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能够发挥到多大程度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则内生决定于生产结构，所谓发展指的是从一个生产力水平低的包含要素禀赋结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上层制度结构的经济系统向生产力水平高的经济系统的转变。二是，一个经济体所存在的扭曲来自经济系统内各层内生决定的应然结构和实然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各层结构变迁的难易程度上的差异所致。例如，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来自家庭、企业等微观主体的生育、储蓄行为所产生结果的加总，要素禀赋结构总是实然结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改变了比较优势和应然的生产结构，原有的实然生产结构是否会变动为新的应然生产结构既取决于企业家的行为，也取决于是否有与新的应然生产结构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的变动则存在外部性和相关行为者的协调问题。应然结构和实然结构的差异也可能是政府对某层结构的直接干预导致的。例如，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的重工业赶超的发展战略，导致了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的扭曲。由于这两种扭曲的原因不同，改变扭曲的难易程度和方式也会有差异。对于前者来说，转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政府发挥协调的作用克服转型时存在的市场失灵即能成功；对于后者来说，生产结构中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如果出于国防安全、经济基本运行和社会稳定等原因，让其破产不是一个可选项，那么像中国那样的渐进的转型方式就会优于休克疗法的转型方式。三是，由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存在内生的结构和扭曲，其经济运行与发达国家既会有共性也会有特殊性，不能简单照搬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或模仿发达国家的政策，这就是第三个基本点，即经济运行的内生性。
起初，新结构经济学是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而提出，经过这些年来的思考，我意识到现代经济学各个子学科的理论都来自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或为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而存在，这些理论都自觉不自觉地以理论提出时发达国家的各种结构为暗含前提，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理论若要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则必须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不同而有内生异质结构的视角纳入现代经济学的每一个子学科，包括货币理论、财政理论、金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劳动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环境经济学理论等，这实际上是对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会产生许多新的概念、新的理论。
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的各种理论都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要提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理论是非常难的，要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一场结构革命则是难上加难(林毅夫，2022)。幸运的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的时候，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进而构建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1988年萌芽、2009年提出、目前还正在深化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关键在于有没有足够多的标识性概念和在视角上一以贯之的原创性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虽然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但是秉承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来的独特视角。新结构经济学是以在每个时点给定的、随时间可变、具有马克思主义“第一性物质”属性、从还原论来讲是任何社会经济活动最小组成元素、从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讲是内生决策者的预算约束和面对的相对价格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观察任何现象、分析任何问题的出发点，以此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元点，而有了“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独特视角。这个视角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也拓展了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并且已经提出了一些国际经济学界能够理解的标识性概念，产生了一些原创性理论。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部分标识性概念
主要的新结构经济学标识性概念如下:
第一，“企业自生能力”。企业自生能力指的是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不需要外部的保护补贴就能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只有所在产业和所用的技术符合由其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没有政府的保护补贴时才能够获得社会上可接受的利润率，这样的企业才有自生能力。如果一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或所用的技术违背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比较优势，其在市场竞争中所获得的利润率必然会低于其他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的企业，除非有政府或其他机构的保护补贴，否则在竞争的市场中会因为没有自生能力而被淘汰。自生能力是新结构经济学具有标识性的微观基础概念。
第二，“应然结构”和“实然结构”。应然结构指的是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生产结构和由此生产结构内生决定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实然结构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实际存在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实然结构和应然结构的背离即为扭曲，会带来效率损失。经济转型是为了使得实然结构不背离于应然结构，由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应然结构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因此，转型的目标为各自的应然结构，而不是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所主张的发达国家的制度结构。
第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企业家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来调整其产业和技术选择，使得原有的实然生产结构能够趋同于新的应然生产结构。企业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要使企业家在对利润的追逐中自发按照比较优势的变化来选择新的产业、新的技术，则必须有能够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会存在，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一个制度前提是在这个经济体中存在有效市场。同时，一个企业家会采用符合新的比较优势的技术、进入一个符合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需要有能够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信号，还需要在采用新的技术、进入新的产业时有足够低的交易费用，后者决定于与新技术、新产业相适应的应然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实然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变为应然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过程中存在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帮忙克服，因此，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中还需要有为政府的助力。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第四，“潜在比较优势”和“实在比较优势”。现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讨论的比较优势，实际上都是潜在比较优势，因为决定因素是生产成本的相对高低。但是在市场中的交易取决于产品的总成本，除生产成本外还包括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高低取决于是不是有合适的基础设施、合适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一个产业即使就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而言具有比较优势，也不见得会存在或有产品出口。所以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所讨论的不管是由外生技术决定的、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还是由规模经济决定的比较优势都只是潜在比较优势，要把潜在比较优势变成实在比较优势则需要有为政府提供帮助，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潜在比较优势和实在比较优势的概念。
第五，“政策性负担”和“责任归属”。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现有的理论认为是由产权所致，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很多国有企业所在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在竞争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企业家不会去投资和经营，国家出于战略目的而将这些产业建立起来，这些企业就有了战略性政策负担，并且，为了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而让这些企业雇用许多冗员而使其承担了社会性政策负担。这些政策性负担是政府造成的，其亏损的责任归属于政府，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责任归属的概念。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部分原创性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除内生增长理论外，其体系中的各种理论以给定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力水平为暗含前提，分析在此暗含前提下资源怎样有效配置，这样的研究会关注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对资源有效配置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则回归到古典经济学的侧重点，除关注在给定生产结构之下的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外，同时研究包含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的经济系统如何随着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从低生产力水平的经济系统向高生产力水平的经济系统的转型(transformation)。同时，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的各种结构有内生的异质性，现实经济结构中存在许多扭曲，这些扭曲具有内生性，不消除造成这些扭曲的内生性原因，扭曲现象将持续存在，在存在结构内生性和扭曲内生性的情况下，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的经济运行规律除有共性外，也很可能会有特殊性。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在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理论，实际上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各个子领域的一场结构革命。以下列举一些新结构经济学有代表性的原创性理论。
结构转型摩擦和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建立在给定生产结构、不存在外部性、消费者是理性的和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证明完全竞争性市场的均衡是帕累托最优，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理论，也是绝大多数接受了新古典经济理论训练的经济学家在观察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总是提出完善市场竞争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因。但是，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是随着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生产结构的升级需要有先行的企业家，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所进入的新产业和采用的新技术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动后所内生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以及是否有与新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先行企业家不管成败都给后来的企业家提供了有用信息，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安排的完善则存在协调的问题，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系统性的外部性和协调等导致市场失灵的结构转型摩擦(transformationfriction)。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家克服上述结构转型摩擦，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来因势利导生产力水平低的经济系统转型到生产力水平高的经济系统，否则一个经济体即使满足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所要求的各种条件和完全竞争的市场，其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也将处于停滞状态。所以，一个经济体既要有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所强调的有效市场来提升给定结构下资源配置的效率，也需要有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所强调的有为政府来克服转型摩擦，因势利导结构转型，只有这样，这个经济体才不会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结构不断转型，经济不断动态发展。
货币非中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强调货币是中性的，认为长期而言，增加货币供给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水平的变化。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投资，投资对利率敏感。货币供给会影响利率，从而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是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速度。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有赖于自己的发明，投入大、风险高，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发展中国家有后来者优势，所需的投入和所面对的风险相较于自己发明都要小得多，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会快于发达国家，因此，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其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会高于发达国家的货币增长速度。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等价的基础上，认为财政支出的增加虽然会扩大需求，但是理性的家庭预期到未来会增加税收来偿还现在增加的财政支出所带来的政府负债，为了保持家庭开支的平稳，现在会增加储蓄、减少支出，导致政府的支出增加、家庭的支出减少，整个社会的总支出不会增加，所以，财政政策不能影响经济增长。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应然生产结构随着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而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必须随之不断完善，现有的实然生产结构才能升级到生产力水平更高的应然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的完善存在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来提供，因此，财政支出的增加如果是用于消除生产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基础设施瓶颈，虽然在短期会增加财政赤字，但是未来生产力水平会提高，税收会增加，可以用增加的税收来偿还现在增加的政府债务，而不会产生李嘉图等价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期，政府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这样的投资在短期能够稳增长、稳就业，在长期可以促进增长，新结构经济学将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
内生结构升级的潮涌理论。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学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新古典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源于技术创新的外生冲击导致的投资周期变化，新结构经济学的内生周期理论产生的机制与此有所不同。新结构经济学的内生结构升级的潮涌理论源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导致的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变化，会导致市场参与者同时看好某一产业的投资，引发投资热潮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和随之的投资减少以及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新古典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比较适用于技术创新依靠自己发明的发达国家，新结构经济学的内生结构升级的潮涌理论则比较适用于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来进行产业升级的发展中国家。
新结构金融学。新古典经济学的金融学理论有两个领域: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前者的研究目的在于满足发达国家资本密集、技术先进产业中企业的融资需求，后者则研究满足这种融资需求的资产如何定价的问题。新结构金融学提出金融应当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资本需求、规模经济、风险和信息特征，各种金融安排的资本动员、风险分散和信息处理的能力不同，因此，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能够最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应然金融结构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若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导致金融结构的扭曲，当发展战略转型时，金融结构也需要随之转型，然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发达国家的现代金融制度，而是要发展出适合本国发展阶段的金融制度结构。在资产定价方面，新结构金融学认为，如果金融资产所支持的产业的投资、创新、经营活动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则其价格会高于所支持的活动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时的价格。因此，新结构金融学的资产定价内生于金融资产是否用于支持符合比较优势的活动。除上述两大类问题外，新结构金融学还研究具有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的、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从实然转化为应然所必须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如何经由公共金融机构融资来建设的问题。
新结构贸易理论。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外生技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克鲁格曼的规模报酬递增理论之上，这些理论都建立在产品生产的相对价格之上，但是，实际贸易的发生取决于贸易产品的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高低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克服比较优势从“潜在”变成“实在”的“实现摩擦”(realizationfrictions)。这些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存在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需要政府针对可贸易产业的需要来给予完善，以降低总成本，让贸易可以发生，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政府赋能”(Stateenabling)的贸易理论。另外，现在的国际贸易经济学还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通过国际贸易，各国的要素价格会趋同——以及“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通过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决定要素的价格，这样的理论建立在贸易双方的产业结构完全相同的基础上。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看，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会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因此，通过贸易，要素价格不会均等化；并且，是一个经济体要素的积累，导致了该经济体要素价格的变化和相对密集使用该要素的贸易商品价格的变化。这两者和现在盛行的贸易理论正好相反。
新结构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生产结构的能源需求和污染排放密度不同。在早期的农业生产阶段，能源需求和污染排放的密度低；在工业化阶段，能源需求和污染排放的密度高，而且，随着产业和技术资本密集度的提升，能源需求和污染排放的密度不断提高；到了以发达的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需求和污染排放的密度降低，因而有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如果推行重工业赶超的发展战略，不仅所发展产业的能源需求和污染排放的密度会高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经济体，而且，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环境治理能力低，会进一步加重污染排放。一个经济体若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发展、结构变迁的速度会快，会比其他发展方式更早地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从而减少能源需求和污染排放。同时，在为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而推动绿色发展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采用环保技术来生产的能力和意愿会较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高。并且，在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地区，政府执行环保政策的意愿也会较违反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地区的高。
产业政策。过去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主张有限政府，认为政府的作用限于提供教育、基础科研、国防安全、公共服务，改善收入分配，维持法治和社会稳定，并且绝大多数国家推行的产业政策失败，因此对产业政策持反对的态度。最近，因为中国用产业政策支持新产业的发展，对美国产生了竞争的压力，产业政策成为主流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新结构经济学自提出以来一直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随着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资本深化，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能力同时完善所有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所以必须针对新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需要，创造有利的局部条件，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成具有实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因此产业政策是有为政府因势利导结构变迁的必要措施，是符合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的举措。同时，新结构经济学也可以解释过去绝大多数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即这些产业政策所支持的产业违背比较优势，如果产业政策支持的是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产业政策的成功概率就会高，也就是说，产业政策的成功或失败内生于所支持的产业是否符合比较优势。
发展型抑制(DevelopmentalRepressions)。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金融市场上压低利率的金融抑制、劳动力市场上压低工资的工资抑制和外汇市场上低估本币价值的汇率抑制等，都被认为是扭曲，只有消除这些扭曲，资源才能得到有效配置。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如果这些抑制是用来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利润，由于企业家的消费倾向高于一般家庭，这些抑制有利于加快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资本深化，推动产业升级，会使一个经济体有更快的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也会得到更快的提升。当然，如果这些抑制是用来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则其经济发展、工资和福利水平提高的速度会低于没有这些抑制的经济体。
高资本边际报酬型增长(GrowingwithHighMarginalReturnstoCapital)。受发达国家经验的影响，目前的文献把TFP(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源泉，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要可持续，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低TFP的要素投入增加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高TFP的增长方式。发达国家的技术处于世界前沿，其技术创新只能来自自己的研发，研发投入在增长核算中不计入K(资本)或L(劳动)，所以，TFP作为剩余项，其实是研发投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有后来者优势，可以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购买包含新技术的设备来获得新技术、进入新产业，因此，在增长核算中，会没有TFP或TFP低，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按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发挥后来者优势来引进技术设备、进入新产业，其资本边际报酬可以长期维持在高水平而不会下降，高积累会带来高增长。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除非某个产业已经处于世界前沿(这个产业要继续发展，必须自己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能够使其高积累不会降低资本边际回报率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政策内生一致性。政策一致性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热门问题，认为发展政策朝令夕改，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会朝令夕改是因为这些政策不是内生于因势利导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的需要，没有产生政策的预期效果。尤其在新官上任后，自然不会为那些没有效果的政策继续买单，因此会选择放弃。如果所推行的政策能够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实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产生推动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这样的政策不管是旧官还是新官都会继续执行，所以，政策一致与否是内生的。另外，一些政策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如果本身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或外部技术、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得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失掉了比较优势，那么，改变原有的政策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
内生产业集聚理论。在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领域，保罗·克鲁格曼凭借其规模报酬递增、专业分工的贸易理论和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企业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共享熟练劳动、基础设施和知识外溢来获取外部经济的好处。当前的观点认为产业集聚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产业的集聚应当发生在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发展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换句话说，一个地方需要识别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才能将产业集聚成功发展起来，这与目前经济地理中所提倡的“产业集聚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只要实现产业集聚，任何产业都能成功”的观点不同。另外，产业集聚的区域范围如何决定?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倡导的是“一乡一品”“一市一品”，而如今却转向了区域间的合作?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产业集聚的范围大小取决于所要发展的产业的复杂度。资本密集度越高，生产环节就越多、越复杂，不同流程中所需的各种要素比例也会有所不同，所以，随着经济发展，产业越趋资本密集，就越难以在一个地方的所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这就需要跨地区合作，因而产业集聚的区域界限是内生决定的。
创新风险理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风险，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风险一般被外生给定，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创新风险的大小是内生的。一个经济体的创新活动，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技术创新，如果是遵循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那么创新风险就会相对较小；反之，如果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违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创新风险就会增大。因此，创新风险的大小内生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活动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差距，差距越大，则风险越大。
资源有效配置。在主流经济学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配置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资源配置就被认为是资源误配，Hsieh和Klenow的研究认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若能像美国那样配置资源，其TFP能够提高30%~50%。然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也不同。发展中国家随着资本积累，每个产业所用的技术越来越密集，其技术创新是希克斯非中性，而不是资源误配文献中所假定的希克斯中性，而且在每个产业中有些技术不能用劳动来替代资本，在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其产业所采用的技术不会受到这种要素不可替代特性的局限，因此，各种技术之间的资本密集度会较为接近，在资本较为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则有些技术的资本密集度会远高于其他技术的资本密集度，所以，按发达国家的方式去配置资源反而会造成效率低的资源误配，而不是会提高TFP水平的有效配置。
制度内生于产业结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通常将发达国家的制度视为内生变量进行分析；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时，往往仅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发达国家或成功国家的制度直接套用到发展中国家，2024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持这种观点。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确实对国家发展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属于反作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应然制度内生于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又内生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因此，并非发达国家的所有制度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前面讨论的金融制度安排就是一个例子，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产业结构各异，因此合适的金融制度安排的结构也应当是根据各自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内生决定的。
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科尔奈提出的预算软约束是转轨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科尔奈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有预算软约束是因为产权国有，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像父子，只要企业亏损，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承担了发展基于战略需要的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及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冗员就业等政策性负担造成的，这些负担所造成的亏损的责任在于政府，所以，不管企业的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政府都必须给予补贴。但是政府不参加经营，和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有可能以政策性亏损为借口，使国家补贴承担不是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亏损，包括管理不善造成的经营亏损，甚至腐败、贪污的道德风险所造成的亏损。企业若是民营，将补贴作为其收入来源是合法的，向国家要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国有企业高，因此，国有产权实际上是在存在政策性负担的前提下的一种次优制度安排，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要成功，前提是消除各种政策性负担。
渐进双轨改革的合理性。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策略上，主流理论将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视为最优解，因此推崇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自由化的休克疗法。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价格扭曲、行政手段的资源配置和企业的国有是内生于在资本短缺的条件下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战略需要。休克疗法会导致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倒闭和经济崩溃，而且，为了国防安全、经济的基本运行甚至是就业的需要，许多资本密集、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私有化以后不能让其倒闭，需要继续由国家给予补贴，结果是预算软约束更为严重，腐败更盛行，效率更低。在存在不能让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破产的条件约束下，中国“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改革是一种次优的转型策略。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继续获得转型期补贴并保持国有，可以维持稳定，并减少企业寻租腐败的积极性，同时，放宽符合比较优势的新产业中有自生能力的民营、外资、合资企业的市场准入并以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改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来因势利导其发展，则可以使得经济快速发展。后者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比较优势的迅速提升，原来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由没有自生能力变得有自生能力，政府的保护补贴就不再需要而可以取消，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就能在稳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完成。
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从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得出，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唯一因素是人力资本。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很重要，但人力资本必须与内生的生产结构相配合，要看这个阶段发展的产业是什么，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是什么。在资本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资本不是增长的关键瓶颈，但是经济发展靠自己研发新技术、新产业，风险高、不确定性大，对人力资本的需求高，因此，人力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具有后来者优势，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对较小，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会低于发达国家，不过，经济发展会很快，人力资本投资要有适度的前置量。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经济发展缓慢，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以及产业升级缓慢，人力资本投资过度，高人力资本的部分人群在国内就没有好工作，可能造成脑力外流，或者留在国内因为工作低于预期而心生不满。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应该内生于生产结构变迁的需要。
过早“去工业化”现象。DaniRodrik等经济学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非洲等地的国家“去工业化”现象发生的发展阶段早于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和二战以来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阶段，认为这是互联网、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劳动替代技术的新发展带来的结果，二战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靠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进行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建议今后发展中国家应该转向靠服务业来发展经济。然而，在同一时期，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仍然像二战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那样，通过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进行工业化，并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拉丁美洲、非洲的有些国家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二战后推行了违反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建立了不少资本过度密集、没有自生能力的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补贴，许多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倒闭，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政府没有积极因势利导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于是旧的工业退出、新的工业没有上来而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在同一时期，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则没有推行休克疗法，并对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给予必要的帮助，所以仍和二战后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继续上升。所以，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地的国家出现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是政策失败导致的，而不是技术发展的新趋势造成的。
赶超战略与“卢卡斯悖论”。卢卡斯发现，尽管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但现实中资本往往从这些国家流向发达国家(Lucas，1990)。主流的观点将这一现象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导致投资者对这些国家缺乏信心，从而将资金转移到安全的发达国家；或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属于资本密集型，发展中国家则多为劳动密集型，后者对资本的吸纳能力较弱，因此投资回报率较低，资本自然流向有能力吸纳更多资本的发达国家。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是内生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投资回报率低也是由此造成的；反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率会高于发达国家，从而吸引资本流入，“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后的我国内地，就是通过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吸引了大量资本的流入。
四、结语
从《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开始，在新结构经济学继续秉持的，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随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理论体系的元点的研究范式，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符合还原论从最小组成元素来进行分析的要求，并且，把新古典经济学本体的理性人选择的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内生化，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搭建了一座桥，既把没有结构或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内生异质结构的经济学，也为马克思主义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两者均使得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研究成果易于国际传播、易于分享中国经验中的智慧，提升了中国的话语权和软实力。同时，也让基于这一研究范式提出的理论，既能认识世界，也能更好地指导一个国家的发展、转型与运行实践，起到改造好世界的目的。
【 本文选自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新结构经济学刊》2026年第1期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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