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0月11日午后，上海外白渡桥北堍突然传来爆炸声、枪声混杂的回响，滚滚江风把火药味吹向苏州河。目击者回忆，那辆253号黑色轿车只僵直了一秒就停滞不前，郑汝成软在车座，鲜血染透礼服。这一幕是陈英士精心谋划九个月的结果，也是他与袁世凯暗战的一次高调亮相。
倒带一年半，1914年7月8日，东京神田一处僻静会所内灯火通明，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陈英士被委为总务部长。会上众人极力推他做协理，他却摆手拒绝，理由只有一句：“此职须留给黄兴。”黄兴当时已经动身赴美，结果职位空悬，外界仍默认陈英士是党内“老二”。
孙、黄分歧愈演愈烈，东京空气都透着火药味。陈英士成了润滑剂，一边说服孙中山坚持建党，一边连夜登门劝黄兴回流。斡旋失败后，他索性挑起重担，决定挥师回国。翌年2月底，他踏上长崎开往上海的客船，船舱摇晃中暗自盘算：“若要在江南再掀风浪，必须拔掉郑汝成这颗钉子。”
郑汝成手握江南制造局与上海镇守使双重权柄，二次革命中立功后被袁世凯授海军上将，麾下十余营新军驻扎黄浦江口，火炮、军饷一应俱全。起义若在沪上燃起，郑汝成的炮口转向即可瞬间熄火。陈英士深谙此局，潜伏上海期间依旧频繁更换住所，等待破绽。
机会出现在大正天皇登基庆典。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发出请柬，郑汝成因避暗杀想推辞，下属献计：“陆路凶险，我们走水道再换车。”计划听似周全，却忽略了外白渡桥是唯一衔接陆、水两线的瓶颈。陈英士安插的侦探掌握路线后，只做了两件事：勘点投弹角度和选择掩护退路。10月11日10时许，两声爆破、17发子弹，郑汝成毙命，车辆如同废铁搁在桥头。
刺杀震动北洋政府，袁世凯震怒之余发出三道电令，悬赏重金缉捕陈英士。与此同时，南方护国思潮骤起。蔡锷与唐继尧在云南举兵，梁启超谋划舆论攻势，陈英士则趁热推动“肇和舰”起义。上海江面那一声炮响，成了护国运动公开序曲。
袁世凯知道手下捉不到这位江南枭雄，于是换了招数，先递出七十万银元。“要么收钱息兵，要么我用这笔钱买你的命。”这是袁氏亲口托人转述的原话。陈英士面无表情：钱确实缺，原则更不能缺，他把银票推回原封。北洋政府于是启动第二套剧本——连环毒计。
1916年春，张宗昌、李海秋、程子安三人奉袁命潜入上海，假借“煤矿公司抵押贷款”之名，承诺成功后给予三十万回扣。革命党暗线连续示警，可筹款燃眉之急难解，陈英士权衡再三还是答应会面，并定于5月18日下午3时在萨坡赛路14号详谈。5月17日深夜，他旧疾复作，辗转床榻写下诀别般的短信：“立志救国，当舍一身成万世，不可遇挫即退。”墨迹未干，烛火摇曳。
18日午后，李海秋与程子安如约而至。寒暄几句后，气氛忽然凝滞。程子安转腕亮出勃朗宁，枪口冒火的一瞬间，陈英士只来得及用手挡胸，倒下前吐出一句低语：“革命未成，同志自勉。”枪声止于第四响，他年仅39岁。
孙中山当天傍晚抵沪，步入灵堂时喉间发沙，再无言语，只长跪不起。张静江远在巴黎接电报，愧疚难当，次年索性变卖法兰西全部产业，将款悉数带回支援国内革命。1917年5月18日，湖州乌程烟雨迷蒙，陈英士归葬家乡，章太炎、居正等人扶柩同行，昔日分歧在坟茔前化为沉默。
陈英士殒命仅19日，袁世凯病逝。北洋各派短暂议和，政局沉浮延续。护国硝烟渐散时，北京《新青年》杂志创刊，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在校园升起。辛亥火种未灭，只换了载体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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