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的雨季总是来得毫无征兆，2009年的那个下午，天空像被突然捅破了个窟窿，暴雨砸在素坤逸路的柏油路面上，溅起一片白色的水雾。我躲在一个破旧的报刊亭雨篷下，浑身上下连同背包里的提货单，都被汗水和雨水浸得湿透。
那年我二十三岁，刚进广州一家外贸公司不到半年。老板看我平时做事勤快，便派我来泰国跟进一批被扣在林查班港的红木原料。那是一笔关乎公司下半年存亡的大单，原本联系好的当地清关代理叫阿彪，拿了我们两万美金的手续费后，人间蒸发了。
我当时已经在那个闷热潮湿的城市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了三天。警察局去了，得到的只是语言不通的敷衍和遥遥无期的等待；港口也跑了，那些粗犷的装卸工和戴着墨镜的办事员根本不拿正眼看我。
两万美金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甚至不敢接国内老板打来的越洋电话，脑子里只剩下一种绝望的念头——我可能要死在异国他乡了。
雨势稍小些时，我漫无目的地走到了唐人街（耀华力路）。这里满街都是繁体字的霓虹灯牌，燕窝、鱼翅、金行的招牌挤挤挨挨。我走进一家不起眼的潮汕粿条店，要了一碗汤粉，刚吃了一口，连日来的委屈、恐惧和疲惫瞬间涌上鼻腔，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汤里。
店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干瘦老头，正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他看了我一会儿，用带着浓重潮汕口音的普通话问，后生仔，遇到难处了？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语无伦次地把阿彪卷款逃跑、货物被扣的事情说了一遍。老头听完，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只是慢条斯理地把抹布洗干净，晾在一旁。他从柜台抽屉里撕下一小块烟盒纸，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地址，递给我。
“去石龙军路，找这间‘合顺茶行’。进去后，找一个叫林伯的人。你只说，是三巷卖粿条的老陈让你去的。他能不能帮你，看你造化。”
我捏着那张被汗水浸软的纸条，半信半疑。但在那种绝望的境地里，哪怕是悬崖边的一根蛛丝，我也得死死抓住。
按照老陈给的地址，我穿过几条散发着香料和下水道混合气味的逼仄小巷，终于找到那家茶行。从外面看，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临街铺面，木制的大门有些年头了，掉漆严重，门上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上面写着“合顺”两个字。
推门进去，外面的喧闹声仿佛被瞬间隔绝。屋里光线有些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年普洱混杂着线香的味道。天花板上的吊扇发出“吱呀吱呀”的单调声响。大堂里摆着几张沉甸甸的酸枝木太师椅，几个中年男人正围坐在茶台前低声用方言交谈。
看到我进来，谈话声停止了。几双锐利的眼睛同时盯向我，那种眼神没有恶意，但透着一种长期在江湖里摸爬滚打才有的警惕和审视。
“我找林伯。是三巷卖粿条的老陈让我来的。”我强压着心头的紧张，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其中一个穿着花衬衫的男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挑开后堂的布帘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他走出来，冲我扬了扬下巴，示意我进去。
穿过布帘，是一个采光极好的天井，几盆茂盛的罗汉松生机勃勃。天井后面是一间宽敞的内室，正中间供奉着关公像，香炉里的线香正燃着袅袅青烟。一个穿着白色对襟短褂、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案后，手里盘着两枚核桃。他看起来很瘦小，甚至有些佝偻，但当他抬起头看向我时，那双眼睛却异常明亮且深邃。
“坐吧。”林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声音出奇的温和，甚至带着几分长辈对晚辈的慈祥，“老陈说你遇到了麻烦，跟我说说。”
我咽了口唾沫，把事情的原委再次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包括阿彪的样貌特征、我们交易的细节、货物在港口的具体位置。我说得很慢，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林伯全程安静地听着，手里的核桃偶尔发出清脆的碰撞声。等我说完，他问了几个问题，不问货，也不问钱，反而问我：“后生仔，你是哪里人？家里父母做什么的？怎么这么年轻就出来跑单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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