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旧军帽、几名陪同干部，沿着尚未修好的机耕道踉跄前行。村口几只瘦羊在觅草，放羊娃指了指前方的茅屋。门板斜倚，屋顶漏雨，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正用空药瓶敲着床沿驱蚊，骨节嶙峋，咳声震耳。
县里陪同的干部低声解释：“这人来历不清，乡亲都说他过去依过日本人，后来又跟了国民党。”杨得志皱眉，只吐出一句：“他叫李祥，红一军团的老兵。”
时针拨回1912年，湖北江陵。侯家添了个男婴，取名侯礼祥。爷爷买田十亩余，父亲识字教书，家境在乡里算殷实。可富裕带来的无忧，让少年侯对读书提不起劲，祖父看他顽劣，常领着他逃学下塘捞鱼。
灾厄来得猝不及防。12岁那年，父母染急病相继离世，老迈的祖父也悲伤而亡。家道顷刻倾塌，亲族瓜分田产，侯礼祥被扫地出门。夜里，他缩在破庙石佛脚边，听风雨滴答。
就在这废墟般的日子，一个浑身补丁却干净利落的高个子蹲在火堆旁，问他：“小兄弟，想不想活出个人样？”那人自称梁子，一句问话像火星落在干柴，点燃了少年胸口的烈焰。
梁子其实是地下交通员。次年，他把侯礼祥带到汉口广济路一家不起眼的招待所，登记时信手写下“李祥”二字。自此，侯礼祥改名潜伏，连自己都渐渐习惯了新姓氏。
1932年，扩红令下，李祥披上灰布军装，编入红三军团。爬雪山、过草地，饥饿与血虱同行。到了红一军团，他成了二连机枪手，班长是个硬朗的湖南小伙——杨得志。一起蹲战壕，一起抢盐巴，也一起在乌江边滚了几圈才逃过敌人的机枪。
1935年冬，贵州娄山关外，杨得志中弹倒下，李祥背着他冲进山谷。风雪灌进棉衣，冰刀割耳，俩人互相搀着走出封锁线。临别时，杨得志拍拍他的肩：“兄弟，这条命记你账上。”
抗战爆发后，李祥接到潜伏任务。靠一间写着“普洱春”的小茶馆，给新四军递送情报。日军宪兵来喝茶，他赔笑递烟，暗中却把情报塞进空灯座。有人骂他认贼作父，他只能憋着，夜深独对残灯。
1944年春，叛徒告密，情报网被毁。李祥纵身跳进汉江，逃得一命，却失了组织联系，只剩几封证明信和几枚军功章。内战爆发，他辗转混进国民党兵站搜集动向，可根本无处递送情报，遂愤而脱身。
1949年大军过江，他回到家乡，以种地为生。清查土改时，有人翻出他给日军端茶的“旧账”，又有人指认他在国民党军营露过面。没有档案、没有见证，他成了“成份复杂人员”，被送去劳改农场。
荒滩上，他用稻草垒了个窝棚，风一吹就透亮。老伴儿改了卖菜，孩子们靠给人挑粪混口饭。李祥不恨，只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遍遍誊写给杨得志的求证信。
数次投寄无回音，他却没停笔。直到1973年春，他寄出的第十封信被军区机要科送到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案头。“李祥？那是侯礼祥！”杨得志当即拍板：亲自去。
接下来的事儿传遍了荆州。县委深夜开会，急电上级查档。半月后，中央军委复函：侯礼祥，1932年参加红军，红一方面军战士，红军证号第×××号，参加长征，立过三等功两次。
安置文件下达到乡里，新翻修的砖瓦房在稻田边拔地而起，队里挑来两担稻谷作口粮。搬家那天，围观的乡亲不敢作声，只有老支书凑上来小声说：“老侯，怪我们眼拙。”
夜深，院里新埋的电线亮起昏黄灯泡。侯礼祥抚摸那条陪他走过雪山草地的旧皮带，低声念叨：“得志，账算清了。”风过瓦楞，灯火不再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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