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每次陪家人逛超市,只要路过粮油区,看到货架上一排排金灿灿的桶装大豆油,我都会在原地愣上好一会儿。我老婆总笑我,说我看一桶油的眼神比看她还深情,像是在看什么绝世珍宝。她不知道,那晃动的金黄色液体里,藏着我三十多岁人生中最毫无防备的一次破防。

那是在距离中国一万公里之外的东非。

2018年,我被公司派驻到坦桑尼亚的一个偏远省份,负责筹建一个农产品加工厂。去过非洲的人都知道,那里有迷人的大草原和野生动物,但如果你是去工作的,那些浪漫滤镜会在你落地的第一个星期就被炽热的太阳和漫天的红土击得粉碎。

厂区建在一片荒地里,距离最近的小镇有四十多公里。一到旱季,风一吹,红色的沙尘能钻进人的鼻孔、耳朵,甚至牙缝里。我的手下有三十多个当地黑人员工,干的都是搬砖、和水泥、扛木头之类的重体力活。

带班的工头叫卡西姆,是个三十出头的高个子,平时沉默寡言,但干活很踏实。队伍里还有个叫朱玛的小伙子,才十九岁,整天嘻嘻哈哈的,笑起来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他总穿着一双左右脚颜色不一样的破球鞋,干活却像头不知疲倦的小牛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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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二月中旬,国内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可坦桑尼亚没有这个节日,厂里的工程进度又紧,根本不可能停工。

随着除夕一天天临近,我的心像是在被什么东西慢慢收紧。白天在工地上扯着嗓子指挥,被太阳晒得头晕眼花,还能暂时忘却烦恼;可一到了晚上,回到我那个只有一张铁架床和一顶破蚊帐的板房里,孤独感就像非洲荒原上的夜色一样,铺天盖地地压过来。

微信群里,国内的亲戚朋友已经开始晒年夜饭的备菜、晒超市里红红火火的年货街、晒抢到的红包。我看着手机屏幕,再看看窗外黑漆漆的夜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鬣狗叫,眼眶一阵阵发酸。这种感觉,没有在异国他乡的底层工地上熬过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我把卡西姆叫到了办公室。

“卡西姆,过两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新年’了。”我用半生不熟的斯瓦西里语加上英语跟他比划,“那是我们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我想给兄弟们发点礼物,你觉得发什么好?”

卡西姆愣了一下,显然他对我说的“中国新年”没什么概念,但他听懂了“礼物”这个词。他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满是老茧的手,说:“老板,发点钱吧,大家都很缺钱。”

我知道他们缺钱,但发钱这事儿,公司账目上不好走,我个人的腰包也实在有限,三十多个人,发少了没意义,发多了我确实掏不起。

我正琢磨着,眼角余光扫到了窗外。几个工人正蹲在树荫下吃午饭。他们的午饭永远是“乌贾里”——一种用玉米面熬成的面团,配上一点点水煮的青菜。没有肉,甚至连一点油星都看不见。在当地,食用油是绝对的“奢侈品”。很多人家炒菜根本不用油,或者是用手指蘸一点点油抹在锅底,就算开了荤了。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第二天一早,我开着厂里那辆破皮卡,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去了镇上的大集市。我在集市的粮油店里,一口气买下了六十多桶5升装的葵花籽油。装车的时候,粮油店的老板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土豪。

除夕那天下午,我让卡西姆提前两个小时吹响了下班的哨子。

工人们一脸茫然地在空地上集合,身上还沾满着白色的水泥灰和红色的泥土。我掀开皮卡车后座的帆布,夕阳下,六十多桶金黄色的食用油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兄弟们,今天是中国的除夕,是我们全家团圆、吃大餐的日子。”我站在车厢旁,大声说道,“我不能回国,你们也陪着我在这里辛苦。这油,每人两桶,算是我个人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今晚早点回家,让你们的妻子多倒点油,给孩子们做顿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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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玛第一个冲上来,他甚至在半空中翻了个并不标准的跟头。他接过两桶油的时候,双手居然在衣服上使劲蹭了蹭,生怕自己手上的泥土弄脏了那干净的塑料桶。他把两桶油紧紧抱在怀里,眼里的光比坦桑尼亚正午的太阳还要亮。

卡西姆走到我面前,接过油,他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欢呼,而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用极其郑重的语气说了句:“Asante sana, Boss.”(非常感谢,老板)。

工人们走后,整个厂区空荡荡的,安静得让人发慌。

我一个人回到板房,锁上门。厨房里还有半把挂面,两个西红柿。我打了盆水,洗去了一身的臭汗,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开始给自己煮面。

晚上八点,国内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了。我端着那碗清汤寡水的西红柿面,坐在桌前,点开微信,开始挨个给家里人拨打视频电话。

视频那头,父母坐在温暖明亮的客厅里,茶几上摆满了糖果和瓜子,电视里重播着春晚的喧闹声。我妈看着屏幕里又黑又瘦的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一个劲儿地问我吃了什么,冷不冷,钱够不够花。

我强忍着鼻酸,把摄像头对准了那碗面,笑着撒谎:“妈,我跟工友们刚吃完烤全羊,这会儿吃点面条溜溜缝儿。这边热着呢,好得很,你们别操心……”

电话挂断的那一刻,看着瞬间黑下去的手机屏幕,周围死一般的寂静重新包围了我。外面的虫鸣声在此刻显得格外刺耳。我终于绷不住了,用手捂住脸,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面前的桌子上。

我当时真的特别想家。我想念冬日里凛冽的寒风,想念老妈包的饺子,想念街头劣质鞭炮刺鼻的火药味。我甚至想念国内早高峰拥挤的地铁。在这个连星空都显得陌生的大陆上,我只是一个孤独的闯入者。

就在我对着一碗坨掉的面条默默流泪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异响。

先是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接着,是几声压抑的低语。

我心里猛地一紧,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因为在非洲的荒郊野岭,治安一直是个大问题。厂里虽然没什么贵重物品,但我屋里有几万块钱的备用金。我心想难道是有人知道今晚就我一个人,准备来干一票?

我悄悄站起身,从床底下摸出了一根一米多长的螺纹钢,放轻脚步走到门边,连大气都不敢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