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注定要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不是因为它的幅员和财富，而是因为它的自由和荣耀。但我们不要自欺：要让这个国家存在，就必须团结起来。”——西蒙·玻利瓦尔，《致巴拿马大会的召集书》，1824年。
“要在南美洲造就一个越南。我们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分裂，因为一旦分裂，我们就会被吞噬。”——埃内斯托·切·格瓦拉，《通过三大洲会议向世界人民发出的信息》，1967年。在阿比亚亚拉，也就是“我们的美洲”的政治传记中，6月包含着一种奠基性的历史同步性，而这种联系长期被主流思想人为割裂。
1826年6月22日，西蒙·玻利瓦尔召集的两洋同盟会议在巴拿马城旧金山修道院议事厅开幕。98年后，即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
2026年恰逢这场主权大会200周年，同时也是切·格瓦拉诞辰纪念年。这一时间重合促使人们重新接续两者之间的思想脉络。这并非简单地把两段纪念日并置，而是在说明：玻利瓦尔未竟的事业，在切的思想与实践中找到了更激进的继承者；他所承载的，是一种去殖民的地缘政治视野，至今仍在追问当下。
巴拿马大会是首次以有组织方式尝试在反殖民原则上实现“人民团结”。出席者包括大哥伦比亚、墨西哥、中美洲联邦和秘鲁的代表。拉普拉塔联合省因深陷内战未能赴会，智利迟到，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的海地，则在克里奥尔精英的默许沉默中被排除在外。
这种最初的缺席——非洲裔和原住民未被视为拥有完整权利的主体——揭示了19世纪寡头式联盟主义的原罪。里卡乌特·索莱尔在《拉丁美洲观念与民族问题》以及雷纳尔多·罗哈斯在《巴拿马两洋同盟会议：历史与投射》中，都对此有过分析。
被世界人民铭记为“英雄游击队员”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诞生于20世纪，但他的思想和行动扎根于1826年大会未能弥合的殖民创伤。切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国际主义者”，而是一个具体的“我们的美洲主义者”。在他那里，核心概念“新人”要求打破一切依附锁链，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主观层面的。
因此，纪念他的诞辰，也是在纪念那种平民化、战斗性的两洋同盟精神再度显现。玻利瓦尔曾梦想这一精神，但只有从下层，也就是从“被压迫者”出发，它才可能真正实现。
1824年12月7日通函发起的两洋同盟会议，目标是“组成一个联邦性共同体”，为和平与共同防务奠定基础，以应对神圣同盟的再殖民企图和门罗主义的抬头。1826年7月15日签署的《永久联盟、同盟与邦联条约》，是“我们的美洲”国际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克里奥尔精英保留了原有的掠夺性和种族主义结构；他们只是把伊比利亚宗主的统治，换成了对英国、随后对美国的金融依附。巴拿马大会之所以被抽空内容，是因为支撑它的“政治社会”将原住民、非洲裔和混血群体构成的“深层社会”排除在外。
切的思想正是针对这道裂缝展开。1952年至1953年间，他在拉丁美洲的启蒙之旅——后来在《摩托日记》中被定格——实际上也是一次直面依附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旅程。当年轻的格瓦拉目睹智利丘基卡马塔矿工遭受剥削，或秘鲁亚马孙地区麻风病人遭遇隔离时，他看到的正是“和谐混血”神话的破产。
如果说玻利瓦尔在1815年的《牙买加来信》中预言，团结是抵御“北方巨人”的唯一保障，那么切则把这一预言转化为区域革命战略。1967年4月发表的《致三大洲会议的信》中，他提出“创造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的命题。
让“我们的美洲越南化”的主张，从根本上说，就是以激进的方式去实现《永久联盟、同盟与邦联条约》的精神：不再由关在修道院里的全权代表签署，而是由山地中的国际主义战士以鲜血加以确认。
他选择玻利维亚作为行动舞台，并非偶然。在玻利瓦尔的视野中，玻利维亚是“美洲的心脏”。1966年至1967年间，切在尼扬卡瓦苏建立游击队，意在把革命向秘鲁、阿根廷、智利和巴西辐射，事实上重构一个扩展版的革命性大哥伦比亚空间。
这场玻利维亚事业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其象征遗产却使武装斗争的想象获得去殖民化。1968年死后出版的《切在玻利维亚日记》显示，战斗核心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的美洲”缩影：古巴人、玻利维亚人、秘鲁人、阿根廷人并肩作战。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其中被淡化，“大祖国”的认同则被凸显出来。
格瓦拉思想中的去殖民维度，也鲜明体现在他反对不加批判地模仿现成模式。在《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中，切猛烈批评苏联式经济主义，主张通过义务劳动和政治教育塑造新的主体性。切当然认同马克思，但这种认同是从马姆比战士和艾马拉人的战壕中出发的。
在巴拿马大会200周年的背景下纪念切的诞辰，是一种反记忆行动。今天，一种工具性的“新泛美主义”重新抬头，它被包装进自由贸易和由美国南方司令部主导的“半球安全”叙事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回顾两洋同盟—格瓦拉传统，显得尤为迫切。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及圣保罗论坛，并非彼此孤立的现象，而是同一条时断时续却从未断绝的传统在当代的表现。这条传统从1826年的条约延伸到切的游击事业，中间还贯穿着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的反帝主义，以及何塞·马蒂在《我们的美洲》中的批判性重述。
切并不是一件遗物。智利年轻马普切人卡米洛·卡特里扬卡遇害，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原住民运动遭到刑事化，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以及近期围绕亚马孙地区的威胁，都说明“大祖国”的敌人，在结构上仍与当年挫败1826年大会的力量相同。
不同之处在于，切所体现的“我们的美洲”意识，已经打破了政治代表权的垄断。如今，讨论团结的已不再只是克里奥尔知识精英；原住民社群、共同体女性主义者、无地农民以及城市边缘地带处于不稳定状态的青年，也都在重新接续这项未竟事业。
在玻利瓦尔发出召集令200周年之际纪念切的诞辰，也是在重申：去殖民化并未随着形式上的独立而结束。两洋同盟会议播下了“我们的美洲”国际法的种子，切则以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践为其施肥。
在1965年写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切写道：“世界上其他土地正在召唤我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这些“其他土地”，正是1826年赴会代表们所踏上的全部土地。2026年纪念他的诞生，就是承认：只有当“新人”不再只是梦想，而成为人民革命性团结的产物时，“大祖国”才真正称得上“大”，也才真正成为“祖国”。
在这一重新苏醒的两洋同盟视野中，切那不变的微笑仍在向我们发问：“永远都要能够对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针对任何人的任何不公正，发自内心地感到痛苦。这是一个革命者最美好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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