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千万美元。三十四层。还要填江造地。放在一九七九年的广州,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硬关。
珠江边的沙面南街,江风一吹,图纸就跟着抖。霍英东把图纸按在桌上,一遍一遍讲:宾馆不占沙面老地面,伸到江上去,既要体面,也不能糟践这块地方。
这不是一座楼那么简单。它要先替中国把窗户推开。
霍英东不是到了这时才把心往内地放。抗美援朝那些年,内地紧缺物资难进来,他就想办法往里送。这个名字,也因此进了许多人的耳朵。
到了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的口子刚开,很多人还在看。敢不敢投,敢不敢试,谁都知道这一步要担风险。霍英东先动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兴建旅馆的意向草案先定下来;四月十一日,正式协议签署。白鹅潭畔那块地,后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白天鹅宾馆。
地方挑在沙面,不是随手一指。那一带挨着白鹅潭,三面临江,也压着广州近代最扎眼的一段旧伤。霍英东偏要把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的大宾馆,立在这片地方上。
他没有躲着难题走。选址、设计、材料、施工、管理,他一项一项盯。他要做的,不只是生意。
麻烦偏偏就出在“太大”上。楼太高,钱太多,材料多是进口,还牵涉江面和岸线处理。更要紧的是,那几年中央对“楼、堂、馆、所”控制很严,超过权限,省里不敢拍板,只能往上报。
霍英东开始一趟一趟跑。经贸口、侨务口、港澳口、旅游口,门都进了,话也都说了,事情还是卡着。谁都明白项目重要,可真要落笔,谁也不愿先担这个责。
他急。广州更急。
全国都在看广东怎么走第一步。白天鹅要是停在纸上,这股劲就泄了。
时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知道后,把霍英东请来,当面把来龙去脉问了个细。屋里静了一阵,他皱着眉,想了想,撂下一句:“我去看望一下叶帅。”
这句“看望”,谁都听得懂。不是闲坐叙旧,是去搬一把能开门的钥匙。
叶剑英是广东人,对广东先走一步的事,一向看得紧。白天鹅项目他知道,也知道它卡在哪里。等把情况听完,他没有绕圈子,意思说得很明白:有中央五十号文件,你们可以按政策自己办。
一句话,路就通了。
那份文件,本来就是给广东更大对外经济自主权用的。计划、物资、价格、引资,很多老办法都得松一松。白天鹅恰恰是第一批要闯关的事。
有了这层意思,审批很快往前走。项目定下后,工地真就昼夜不停。江边打桩,岸上运料,图纸边改边干。珠江水拍着基座,广州人也天天盯着它往上长。
从签约到开门,整整四年。到一九八三年二月七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这是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的大型五星级酒店,也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管理的大型酒店。
真正让广州人记一辈子的,还不是“五星级”这三个字,是开业那天的大门。霍英东坚持把门打开,让老百姓进来参观。
人太多了。
原白天鹅宾馆总经理后来回忆,那天参观的人把酒店挤得水泄不通,等人散去,地上掉下来的鞋子能捡出一大堆。
这个细节最有劲。因为沙面那块地方,过去不是谁都能昂着头进去。如今,中国人自己建的五星级宾馆开门迎客,先进来的,偏偏就是普通老百姓。
门一开,很多事就跟着变了。邓小平先后到过白天鹅,题过字;一九八六年十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广州,下榻白天鹅宾馆。再往后,许多国家元首和王室成员都在这里住过、吃过、看过珠江夜色。
可白天鹅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接待名单。它让很多人第一次看见,原来中国人也能把这样的酒店自己做出来,做得像样,还能做到世界一流组织接纳。
霍英东后来讲过,改革开放意义太大,不好好做事,国家发展不起来。这句话落到白天鹅上,不是口号,是一根一根桩、一车一车料、一道一道审批里顶出来的。
说到底,白天鹅最险的时候,不是在工地,不是在账本,而是在那道没人敢先签字的门槛前。杨尚昆那句“我去看望一下叶帅”,正好落在节骨眼上。
那一下,推开的不只是一个项目。
今天再看沙面南街一号,楼还在江边立着。有人记得它开业时的热闹,有人记得女王来时路边的人群,有人记得大厅、旋梯、瀑布和珠江风。可最该记住的,还是它开建前那阵僵住的空气。
一边是观望,一边是先试;一边怕担责,一边要抢时间。霍英东把钱、人、名声都押上去,杨尚昆去找叶帅,把那层窗户纸一捅破,广东才把这一步真正迈出去。
珠江边的风还是那样吹。到了傍晚,白天鹅宾馆的灯一层层亮起来,照着江面,也照着沙面旧街。那座四年才建成的楼,就这么站在那里,把一九七九年那道最难过的审批门槛,永远留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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