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夹着雪沫子往脖子里灌，我蹲在灶台前添柴，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
我妈掀开门帘进来，脸上堆着笑：“刚洁，媒人给说了一门亲事，隔壁村何寡妇家的姑娘，不要彩礼。”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何寡妇家就一个闺女，听说是个哑巴。
全院的人都知道这事，背地里都在笑。可我妈不管这个，她说只要不要彩礼，哑巴也得娶。
我攥着柴火棍，指节捏得发白。
腊月二十四那天，唢呐吹得刺耳，我牵着一根红绸子，把这哑巴姑娘领进了门。
全村人挤在院子里笑，有人喊：“陈家大小子娶了个哑巴，往后有的热闹看了。”
拜完堂，闹洞房的散了。
我坐在炕沿上，新娘子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我想，这辈子就这样了。
可谁也没想到，后半夜她突然伸出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泛黄的纸，塞到我手里。我凑到煤油灯下一看，头皮嗖地一下麻了。
上面写着八个字：“浩已死，勿归。保女儿。”
她的手在嘴边比了个“嘘”的动作，眼眶里全是泪。
紧接着她张了张嘴，声音哑得跟砂纸刮铁锅似的：“哥，我憋了八年了。”
01
我妈谢桂花，十里八乡最抠门的人。
我爹陈忠种了一辈子地，土里刨食，养活我们兄弟三个，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盖起来。
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十七，一个十五，都到了说亲的年纪。
我妈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天天念叨：“一个媳妇少说也得两百块彩礼，咱家哪拿得出？”
腊月初八那天，媒人孙玉琼上门了。
孙玉琼是我们村的，嫁到了隔壁大队，四十多岁，嘴皮子利索得很。她一进门就喊：“嫂子，我给你送好事来了！”
我妈从灶房里探出头，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啥好事？”
“隔壁村何寡妇家的大闺女，十九了，长得水灵灵的，就是……”孙玉琼顿了顿，“就是不会说话。可人家不要彩礼，还陪嫁两床被子一套柜子。”
我妈眼睛一下子亮了。
她把我拉到灶房，压低声音说：“刚洁，你也听见了，不要彩礼，上哪找这样的好事？”
我急了：“妈，那是个哑巴！我娶个哑巴回来，往后日子怎么过？”
“哑巴怎么了？哑巴能生娃、能干活，还不要彩礼，你爹种地一年才挣几个钱？你要是有本事挣钱，我犯得着让你娶哑巴？”我妈说着说着就抹眼泪，“你看看咱家这光景，米缸见底，你两个弟弟往后也得娶媳妇，你当大哥的就不能替家里想想？”
我就说了一句话，我妈就哭了半小时。
我爹陈忠蹲在院里抽旱烟，一口一口的，半天才说了句：“听你妈的。”
那天夜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的北风刮得呜呜响，像有人在外面哭。
我想起小时候去隔壁村走亲戚，见过何寡妇家那姑娘一眼。
她蹲在河边洗衣服，抬头看了我一眼，脸红了，又低下头去。
我当时还纳闷，这姑娘怎么一句话不说。
现在我知道了，她说不了话。
第二天，孙玉琼又来了，催我们拿主意。我妈这回不哭了，拍着大腿说：“定了！腊月二十四，娶！”
孙玉琼笑得跟朵花似的：“嫂子，你这回可赚大发了。何寡妇那闺女，虽说不会说话，可针线活顶好，还会做饭，过了门准是过日子的人。”
她走后，我跟我妈又吵了一架。
我说：“妈，我宁可打光棍也不娶哑巴。”
我妈说：“你不娶，你两个弟弟怎么办？你是不是想看着咱家绝后？”
我说不出话来。心里堵得慌，像塞了一团棉花。
我爹陈忠坐在门口，脚边放着一包旱烟叶。
他低着头，嘴里叼着烟杆，烟雾顺着他的脸往上爬。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冻裂的手，心里不是滋味。
好半天，我爹说了句：“刚洁，爹对不住你。”
就这一句话，把我所有的委屈堵了回去。
我红着眼睛说：“爹，我娶。”
腊月二十，孙玉琼送来了婚期单子，上头写着腊月二十四，宜嫁娶。孙玉琼还说，何寡妇那边的意思是从简，不摆酒席不请客，就两家人吃顿饭。
我妈一听更高兴了，连声说好好好。
村里的风言风语比北风还刺骨。
孙玉琼在村里过了话，说陈家大小子要娶何寡妇家的哑巴闺女。
第二天，我去供销社打酱油，碰见邻居赵家婶子，她笑着问：“刚洁，听说你要娶哑巴了？”
我说：“嗯。”
她啧啧两声：“小伙子长得不赖，咋娶个哑巴？”
我没搭理她，拎着酱油瓶走了。身后传来她和别人的说话声：“陈家这是穷疯了，什么歪瓜裂枣都要。”
我攥紧酱油瓶，指甲都陷进肉里去了。
腊月二十三，我妈让我去何寡妇家送聘礼。
说是聘礼，其实就一条猪腿、二十斤白面、一坛子酒。
我妈把东西装进麻袋，千叮咛万嘱咐：“见了何寡妇，嘴甜一点，别拉着脸。”
我推着自行车，一路骑到隔壁村。
何寡妇家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子不小。我到的时候，她正蹲在院里剁白菜。看见我，她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来了？”
我把东西搬进院里：“婶子，这是我妈让我送来的。”
何寡妇看了一眼，眼眶有点红：“你们家太客气了。我这姑娘，命苦，往后过日子，你们多担待。”
我没接话。
何寡妇朝屋里喊了一声：“优璇，你出来。”
门帘掀开，一个姑娘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扎着两条麻花辫，低着头，手攥着衣角，不敢看我。
何寡妇说：“这是优璇，往后就是你媳妇了。”
卢优璇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去。她的眼睛很大，睫毛很长，眼眶有点红，像是刚哭过。
她张了张嘴，一个字没说出来。
我这才意识到，她是真的哑巴。
何寡妇叹了口气：“她小时候生了一场病，烧坏了嗓子，往后得靠你多照顾。”
我点了点头，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回来的路上，我骑得很慢。风刮在脸上生疼，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才二十二岁，就要跟一个哑巴过一辈子了。我想不出往后几十年怎么熬。
可我又能怎么办？家里穷，两个弟弟等着用钱，我爹我妈头发都白了，我总不能为了自己不管这个家。
腊月二十四，天没亮我就被我娘叫起来了。
院子里挂了一面洗得发白的红布，门口贴了两个“囍”字。
我爹换了件干净的衣裳，脚上踩着解放鞋。
我穿着我妈借来的中山装，袖口长出一截，她用别针别住了。
来接亲的是隔壁三叔，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车厢里垫了一层稻草，盖着一条红布。唢呐是借的，吹的人是我们村的二流子陈二狗，吹得跑了调。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到何寡妇家。
卢优璇穿着红棉袄，头上盖着红盖头。何寡妇扶着她上了车，眼泪扑簌簌地掉：“闺女，往后好好过日子。”
卢优璇攥着何寡妇的手，嘴唇哆嗦着，一句话说不出来。
拖拉机突突突往回开，路上的风又冷又硬。我坐在车厢里，旁边坐着盖着红盖头的卢优璇，谁也没说话。
到了村口，我的心就沉了下去。
村口的大槐树下，站满了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乌压压一片。有人喊：“新娘子来了！”
笑声响成一片。
拖拉机停下来，我跳下来，扶着卢优璇下车。她的腿在打颤，手冰凉。有人挤到前面，探头探脑地看：“哟，真是哑巴啊？”
“陈家大小子娶了哑巴闺女。”
“穷成这样，也就配娶哑巴了。”
我妈站在门口，脸上挂着笑，可那笑比哭还难看。我爹蹲在灶台边，把脸埋进膝盖里。
我牵着卢优璇进门，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唢呐还在响，可那调子听着像哭。
敬酒的时候，村里那些长辈端着酒杯，嘴上说着吉利话，眼睛里全是揶揄。
“刚洁啊，你媳妇长得不赖，往后好好过日子。”
“你妈找了好亲事，不要彩礼还送被子。”
有个喝了酒的二流子凑过来，嬉皮笑脸地说：“新娘子，叫一声大哥听听。”
卢优璇站在那里，嘴唇发白，浑身抖得像筛糠。我攥紧拳头，恨不得一拳砸过去。
我妈赶紧打圆场：“行了行了，酒喝完了，大家散了吧。”
闹了一下午，天擦黑的时候，人才慢慢散了。院子里剩下一地瓜子壳和烟头。
我妈收拾完了，关上大门，冲我说：“早点歇着吧。”
我和卢优璇进了洞房。
说是洞房，其实就是我的屋。
屋里摆着一张木板床，上面铺着两床被子。
墙上贴着个“囍”字，是我妈剪的，歪歪扭扭。
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墙上的影子拉得老长。
卢优璇坐在炕沿上，低着头，手攥着衣角。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半天，我说：“你饿吗？”
她摇了摇头。
我说：“那你睡吧。”
我吹了煤油灯，摸黑躺到炕上，背对着她。
炕烧得热乎乎的，可我心里冷得像冰窖。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全是村里人那些话，还有她那通红的眼眶。
迷迷糊糊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身后窸窸窣窣的。
然后，一只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转过头，借着月光一看。卢优璇坐在炕上，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纸。她递过来，我接住了。顺手拿起炕桌上的煤油灯，擦亮火柴，点上。
凑到那一小团火光前一看，我整个人愣住了。
纸是一张电报纸，时间太久，边角已经发脆了。上面写着八个字：“浩已死，勿归。保女儿。”
发报地是北京。
发报人是袁浩。
收报人是赵德昌。
我脑子嗡的一下炸开了。
这张电报纸的日期，是1970年腊月。也就是六年前。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卢优璇突然伸手，在嘴边比了个“嘘”的手势。
然后她张了张嘴。
一个沙哑、生涩、像锈铁片一样的声音，从她喉咙里挤了出来：“哥……我憋了……八年了。”
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浑身僵硬，手里的煤油灯差点掉在地上。
她不是哑巴！
02
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她的手攥着被角，指节泛白。
嘴唇哆嗦着，像是拼命压着什么话。
好半天，她又张了张嘴：“我知道……你不想娶我……可这件事，我只能跟你说。”
我的手在发抖，手里的电报纸也跟着抖。
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当年那些场景一帧一帧地往外蹦。我从炕上坐起来，压低声音问：“你……你不是哑巴？”
她点头，又摇头：“是装的。装了八年。”
“为什么？”
她没接话，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很大，黑漆漆的，像两口深井。那种眼神不太像十九岁的姑娘，倒像经历过很多事的老人。
“你先答应我，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她的声音很轻，像怕被风刮跑了似的，“连你妈你爹都不能说。”
“你说。”
她深吸一口气，把被角攥得更紧了：“我爹姓袁，叫袁浩。他是北京来的知青，1968年下乡到我们公社。”
我愣了一下，脑子飞速转了起来。北京来的知青，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当年确实有一批知青到这边落户，后来有的回城了，有的没回去。
可何寡妇不是嫁了本地的男人吗？
卢优璇像是看出我在想什么，继续说：“何玉芳不是我亲妈。我是被抱养的。”
“我亲爹袁浩，来这边不到两年就认识了我妈。我妈是谁，我不知道。我爹跟我说过，我爸出事那年，我才一岁多。”
“我爸出事的那年冬天，我爹托人把我送到何玉芳家。临走前，他把这个塞给抱我的人，说让我留着。还留了一句话：让我装哑，等他岳父回来。”
“我爹说的岳父，是我亲爷爷，叫赵德昌。他是县知青办的老主任，听我爹说，是个有本事的人。可我爸出事后没多久，他也被打了，关进了什么地方。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爹临死前让人带话，说让我装哑，只有装哑才能保住命。”
“我那时候才一岁多，什么都不懂。何玉芳把我养大，从小就让人教我不能说话，不管谁问，都说我是天生的哑巴。我小时候不懂事，好几次差点说漏嘴，都被她打骂过来。”
“后来我慢慢懂了。我爹死得不干净。”
她说到这里，眼泪开始往下淌。她没擦，任由眼泪顺着下巴滴在被子上。
我攥着那张电报纸，手指捏得发白。浩已死，勿归，保女儿。这是袁浩临死前发的电报。收报人赵德昌，也就是卢优璇的亲爷爷。
当年袁浩下乡，认识了卢优璇的亲妈。亲妈不知什么原因没保住，孩子归了袁浩。袁浩走后，把孩子托给何玉芳。
六年过去了，赵德昌一直没回来。
卢优璇说：“我怕。我怕那些人知道我装着哑巴，会灭口。我连做梦都不敢说梦话。”
“可我憋得太累了。我想让我爹的冤情大白天下，可我不敢跟任何人说，连何玉芳都知道得不多。我要是说出去，万一传出去，我这条命就没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哥，我本来不敢跟你说。可你是我男人了，我要是连你都不信，我在这世上就没信的人了。”
我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我脑子里全是那天在何玉芳家的场景。
她推门出来，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她的眼神是躲闪的，不敢看人。
那不是哑巴的本能，那是装哑巴的警惕。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电报纸。边角已经发脆，字迹模糊，但那八个字还认得清楚。
“你爹……怎么死的？”
卢优璇闭上眼睛，眼泪又涌了出来：“窑洞塌了。1970年腊月，公社组织知青修那条防空洞，我爹在里面干活，窑洞突然塌了。五个人干活，就死了他一个。”
“公社的人说是意外，说是因为下雨，土松了。可有人跟我爹说过，那窑洞早就裂了缝，报上去也没人管。”
“我爹在被埋之前，写了那个电报。托人发出去，想让我爷爷回来救我。”
“可没来得及。”
她说到这里，声音已经断断续续的，像一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我攥紧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修窑洞这事，我知道。
我们公社那年确实是组织知青和民兵干了几个月，半山腰挖了几个防空洞，说是备战用的。
可窑洞塌方死人的事，我却没什么印象。那年我才十五，整天在地里干活，公社的事很少关心。
可我记得，那年前后，县里来过几次人，问什么案子的。我爹说，那是查“牛鬼蛇神”的。
赵德昌，就是在那个节骨眼上被打倒的。
我说：“你爹出事后，查过没有？”
卢优璇摇摇头：“没有。公社的人说，是意外。我爹同村有个知青，叫徐英叡，他看过现场，说不对劲。可他说了也没用，没人敢帮他。”
“后来徐英叡回城了，临走前让人带话给我，说他手里有我爹的日记，让我装哑保命。”
“可这些年，我不敢联系他。”
她的话像一块石头，一点一点地往下坠，越坠越深。
外面有风吹过，院子里的树枝哗啦啦地响。煤油灯的火苗歪了歪，差点灭了。我赶紧用手拢住，又给灯添了点油。
我把电报纸叠好，塞回她手里：“这东西，你收好了。”
“就这么放着？”
“先放着。”我说，“你爹的事，得慢慢查。你现在不能露馅，装哑装了八年，不能毁在这一天。”
她点点头，把电报纸塞回枕头下面。可手还在抖。
我看着她，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本来以为这辈子跟个哑巴搭伙过日子，憋屈得要死。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她不是哑巴，她身上背着一个冤情。
我忽然觉得，这个媒做得不亏。
03
后半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卢优璇倒是睡着了，呼吸很轻，像怕吵着人似的。月光透过窗纸洒进来，照着她紧蹙的眉头。她睡觉也蜷着身子，像一只受惊的刺猬。
我盯着屋顶，脑子里翻来覆去想那些事。
袁浩，窑洞坍塌，赵德昌，电报，日记，徐英叡这些名字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可这些我都不认识，从哪里查起？
唯一能找的人，就是刘成业。
刘成业是我高中同学，跟我前后桌，关系铁。
他是城里人，老爹是公社干部，他读完高中就到公社当了文书。
他消息灵通，公社那些档案，他能接触到。
天刚蒙蒙亮，我就爬起来穿衣服。卢优璇听见动静，猛地睁开眼，像受惊的小鹿。看见是我，她松了一口气，又警惕地看了看窗外。
“我去办点事。”
她点点头，又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可最终她只是用手在嘴边比了个“嘘”的手势。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别说出去。
我出了门，天还没全亮，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霜。
我缩着脖子，揣着手，往公社走。
路上碰到早起下地的刘老三，他笑着问：“哟，新郎官起这么早，这是要上哪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挂着笑：“去公社盖章，迁户口的事。”
刘老三也没多问，扛着锄头走了。
公社离村里三里路，我走了大约四十分钟，到了办公大院，天已经大亮了。
我在院子里等了十多分钟，刘成业推着自行车进来了。
看见我，他愣了一下：“刚洁？你咋来了？”
“有事找你。”
我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四周看了看，确认没人，才压低声音说：“成业，我问你个事。”
“1970年腊月，公社组织修防空洞，死了一个知青，你还记得这事不？”
刘成业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把自行车撑好，看了看四周，才压低声音说：“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别管，你告诉我，你知道多少？”
刘成业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是六年前的事，我刚进公社，当时我爹也在。窑洞塌了，死了个叫袁浩的北京知青。”
“公社怎么定性的？”
“意外。下大雨，土质松动，窑洞塌了。”刘成业的语气很小心，“可当时有人说不像是意外。”
“谁说的？”
“徐英叡。他也在那个窑洞里干活，跑出来了。他说事后去看过，窑洞顶上的木头断口不对，不像自然断的，像是被锯过的。”
我心里一沉。
“徐英叡后来呢？”
“他往上反映过，没人理。后来他回城了，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他说什么了？”
刘成业压低声音，几乎是用气音说的：“他说袁浩的死，跟张大山有关系。”
张大山！
这名字像一盆冰水浇在我头上。
张大山是公社的副主任，在公社干了快十年了，手里有实权。
这个人平时很霸道，村里人见了他都绕着走。
可我跟他没什么交集，最多就是路过公社时碰到过，点个头。
“徐英叡为什么说跟张大山有关？”
“他没细说，只说他手里有证据。可他不敢拿出来，因为他怕张大山报复。”
“那个徐英叡，现在在哪？”
“回北京了，他家是那边的，地址我没留。”
我心里一阵失望。可转念一想，徐英叡走了，他手里那本日记，也不知道还在不在。
刘成业看出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刚洁，这事你少掺和。袁浩死都死了，张大山还在位置上，查这种事，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没说话。
他又说：“你要是真想管，我帮你留意着。不过你得答应我，别莽撞。”
我点了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
出了公社大门，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雪。
我站在路边，望着被北风吹掉的枯树叶，心里翻涌着。
袁浩，知青，日记，张大山，窑洞，电报，赵德昌这些东西像线头一样缠在一起，可我就是理不出个所以然。
我硬着头皮想去见见何玉芳，问问她当年那些事。
可走到半路，我又停住了。
孙玉琼在村里嚼了多少舌根，她要是知道我在查袁浩的事，指不定传到什么人耳朵里。
我回到家，已经是中午了。
卢优璇正在灶房做饭。
我不打算把这些告诉她，怕她心里不踏实。
她抬起头看见我，眼神里满是期待。
我把门关上，才压低声音说：“我跟刘成业打听过了，你爹的死，确实有不对劲的地方。”
她手里的锅铲一下子掉进锅里，发出“咣”的一声。
“徐英叡说过，你爹的死跟张大山有关。”
卢优璇的脸色一下子白得像纸。她张了张嘴，声音发颤：“张大山……”
“你认识他？”
她点头，又摇头。
好半天，她才说：“我听何玉芳说过。张大山去过我家，那时候我还小。他让何玉芳把我交出来，说赵德昌有问题，我得归公社管。”
“何玉芳怎么说的？”
“她说我是她亲生的，不归公社管。张大山不信，带人来搜过。”
“后来呢？”
“后来……孙玉琼来过几次。张大山让她帮忙留意，看我是不是真哑巴。”
我心里一阵发冷。
孙玉琼！这个媒人，是她主动上门的。当时我还觉得是她好心，现在想想，这哪是好心？
她来给我说媒，是来替张大山查探的！
我说：“孙玉琼问过你什么没有？”
“问过几次。她试探过我，我没理她。后来她就没怎么来了。”
“那她这次来说媒，恐怕不单纯。”
卢优璇咬着下唇，说：“我知道。可我没有选择。嫁给你，是我最后的出路。你要是也怕，我明天就走。”
我瞪了她一眼：“走哪去？一个姑娘家，走到哪里都是死。”
她愣了一下：“那你……不怕？”
怕什么？怕张大山？还是怕这个被打倒后再也没回来的赵德昌？
我想了想，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是我媳妇，我不能看着你出事。”
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这事，我非查不可。
04
这两天，我表面上该干嘛干嘛，可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
初二那天，我跟我妈说去隔壁村走亲戚，其实是去找刘桂英。刘桂英是接生婆，当年袁浩出事前，就是她把卢优璇抱给何玉芳的。
到了刘桂英家，门锁着。
我找邻居打听，邻居说：“刘桂英三年前就搬走了，不知道去哪了。”
我心里一凉。
“她家里人还在吗？”
“她男人早死了，就一个儿子，也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不回来。”
我从邻居家出来，站在空院子里，心里一阵发冷。三年前就搬走了——卢优璇嫁给我的时候，正好是三年前。
会不会是张大山动手了？
我正琢磨着，远远看见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过来。她看见我愣怔了一下，然后认出了我：“你是……陈家大小子？”
我说：“婶子，您认识我？”
老太太笑了：“你这孩子，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现在长这么大了。长大了好啊，娶了媳妇，你妈也跟着开心。对了，你找我干吗？”
我赶紧说：“婶子，我想问问刘桂英的事。”
老太太的脸色变了：“你问刘桂英干吗？”
“我家……我家有点事，想找她帮忙。”
老太太摇摇头：“找不着了。三年前她突然搬走了，听说是有人找她麻烦。”
“什么人找她麻烦？”
“不知道，反正不是什么好人。”老太太压低声音，“刘桂英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我手里有烫手山芋，我得走。’”
烫手山芋！
我心里一紧：“什么烫手山芋？”
老太太摆摆手：“她没说，我也没敢问。反正那之后，她就再也没回来过。”
从老太太家出来，我脑子里全是“烫手山芋”这四个字。刘桂英手里有袁浩的东西，那肯定是重要的证据。她怕出事，就躲了。
可躲到哪里去了？
初三晚上，刘成业来我家了。他跟我关系铁，我们俩经常一块喝酒。我妈又在门外放了风声：“成业来陪你喝两盅，你们哥俩好好唠唠。”
我们躲在屋里，关了窗户。刘成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你自己看。”
我接过来，凑到灯下一看，是一封信。字迹潦草，纸上还有污渍，像是被水泡过。
上头写着：“成业兄弟：
我打算回北京了。这边的事，我管不了。袁浩的日记我保管着，那些东西我不敢交出去，也不敢毁掉。我不能让袁浩白死。
我有一句话跟你说，袁浩的死，不是意外。他出事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让我女儿装哑，等我岳父回来。’
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张大山上头还有人。
他出事那天，我去现场看过。窑洞顶上的木头断口不对，不是压断的，是锯过的。有人算计他。
我走了。你要是见了我兄弟刚洁，替我传句话，让他别掺和。这事水太深。
徐英叡”
看完这封信，我的手在发抖。
不是压断的，是锯过的！
就是有人算计好了，要袁浩的命。
袁浩早就知道有人要对他动手，他提前把日记交给了徐英叡，把女儿交给了刘桂英，还发了那封电报给赵德昌。可他没来得及保住自己。
我声音发颤：“徐英叡现在在哪？”
“他回北京了，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还在路上。”
“那日记呢？”
“日记他说带走了。”
我心里一沉。日记是唯一的证据，徐英叡把它带走了，天知道还能不能找回来。
刘成业看出我脸色不对，拍拍我的手：“刚洁，你别急。我这两天在公社翻过老档案，查到了点东西。”
“什么？”
“1970年腊月，公社确实组织修防空洞。可那个防空洞，是张大山提议修的。而且坍塌前三天，张大山的表弟带人进去过，说是检查。”
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那天夜里，有人偷偷锯断木头。
我说：“那个防空洞还在吗？”
“早就填了。塌了之后，公社就叫人把那片给填了。”
“那现场还能看出什么吗？”
“看不出了。”刘成业叹了口气，“早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的心像掉进了冰窟窿。
没有日记，没有现场，没有证人。唯一的证人刘桂英还跑了。
我正失望，刘成业压低声音：“不过，我找到了另一个人。”
“谁？”
“当年跟袁浩一起干活的，除了徐英叡，还有两个人。一个叫王三，前年病死了。还有一个叫李大山，现在还在镇上。”
我腾地站起来：“李大山现在在哪？”
“在供销社当搬运工。”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找李大山。
我在供销社门口蹲了半天，直到下午，才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从里面出来。
他瘦得像根竹竿，走路一瘸一拐的，脸色蜡黄。
我走过去：“你是李大山吗？”
他看了我一眼：“是我，你谁啊？”
“我是陈刚洁，隔壁村的。我想问你点事，关于袁浩的。”
李大山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往后退了一步，压低声音：“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你别走。我知道你是当年跟袁浩一起干活的人。你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大山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注意，才压低声音说：“你问这些干吗？你是不是赵德昌的人？”
“赵德昌是我爷爷的亲戚。”
李大山愣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当年出事那天，我本来也要去干活。可头天晚上，有人跟我说，第二天让我去镇上送东西，不用去窑洞。”
“谁跟你说的？”
“公社管事的。具体谁我不说了，反正那个人现在还在。”
“然后呢？”
“然后那天下午，我就听说了窑洞塌了，死了袁浩。”
“那个窑洞，是不是有人做过手脚？”
李大山没说话，低头看着地面。他的脚在地上碾来碾去，像是在犹豫什么。
“李大山，你要是知道什么，你告诉我。袁浩死得冤枉，他家里还有人活着。”
李大山抬起头，眼里有泪光：“我告诉你，可你别跟别人说是我说的。”
“出事前三天，张大山的表弟带人进去过，说是检查。他们出来的时候，带出来一包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可我后来去看过窑洞，顶上那几根木头都松了，跟被人动过一样。”
“为什么不往上反映？”
“反映什么？张大山的表弟，谁敢动他？我要是说了，下一个死的就我。”
李大山说完，转身就跑，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巷子尽头。我站在供销社门口，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我现在确定了一件事：袁浩的死，不是意外。
是人为。
凶手，就是张大山。
可问题的关键，是证据。没有证据，就算我说破天也没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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