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9年，我考上了师范，女同桌林晓文带来的“十五块钱”成了我们全家的救命稻草。
我娘拉着她的手，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话，说她是天上下凡的仙女。
我爹，一个半辈子没对人低过头的庄稼汉，也破天荒地让她一定留下吃饭。
后来我去了省城，站在学校布告栏前，才知道仙女说的话，有时候也会把人推进刺骨的冰窟窿里...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太阳跟毒药似的，没日没夜地往地上灌。
村里的土路被晒得冒白烟，踩上去脚底板都发烫。
知了躲在老槐树的叶子底下，扯着嗓子喊，那声音跟拉锯一样，听得人心头发毛。
我叫周志远，那时候我正光着膀子，在自家那二亩地里锄草。
汗水从我额头上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泥土的腥气，混着汗的咸味，还有远处猪圈飘来的骚臭味，就是我们周家村夏天的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里，邮递员老李那一声破锣嗓子划破了整个村子的宁静。
“周志远——！周志远家的——！”
老李骑着他那辆掉漆的二八大杠永久牌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绿色的邮政布包，一路捏着车铃，叮铃当啷地冲到我们家地头。
我爹周老根正在地垄那头抽旱烟，听见喊声，手一哆嗦，烟锅子里的火星子掉在了裤腿上，烫得他“哎哟”叫了一声。
他顾不上拍，直愣愣地站起来，望着老李。
我娘也从屋里跑了出来，手里还拿着半截没纳完的鞋底。
我扔了锄头，心脏不争气地跳，像胸口揣了个兔子。
老李从那个绿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大信封，信封的一角印着鲜红的字。他把信封举得老高，像是举着什么圣旨。
“周志远！省城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脑子“嗡”的一声，后面他说什么，我一个字都听不清了。我只看见那个信封，红得刺眼。
我爹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哆嗦着去接，又好像怕自己手上的泥弄脏了那张纸，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我娘已经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不是那种小声的抽泣，是憋了半辈子的那种嚎，声音又大又难听，跟村里死了人一样。
她一边哭一边拍着大腿，“我儿……我的儿啊……有出息了……”
村里的人闻声都围了过来，张家的婶子，李家的二叔，还有一群流着鼻涕的小屁孩。他们把我们一家三口围在中间，七嘴八舌。
“志远真争气啊！”
“咱们村飞出金凤凰了！”
“大学生！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
我爹周老根，一辈子没这么风光过。
他挺着腰杆，从兜里摸出皱巴巴的几毛钱，非要塞给老李当喜钱。老李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花。
我捏着那张纸，感觉轻飘飘的，又感觉有千斤重。纸上印着我的名字，周志远。还有那几个字：师范大学。
那天晚上，我娘破天荒地拿出了家里藏在米缸底下的白面，又从鸡窝里摸了四个鸡蛋，说要给我做一顿鸡蛋面庆贺庆贺。
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爹把他珍藏了半瓶的劣质白酒拿了出来，给我倒了一盅，也给他自己满上。酒气辛辣，呛得我直咳嗽。
他喝了一口，脸涨得通红，看着我，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到了那边，好好学。”
我点点头。
那碗鸡蛋面，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面条的香气，混着煤油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子里。我看着爹娘鬓角的白发，在跳动的火光下，一根一根，那么清楚。
我突然觉得，那碗面，有点咸。
喜悦这东西，在我们这种穷人家，就像夏天的冰棍，没等你咂摸出甜味儿，就化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手的黏腻。
金榜题名的狂喜，只持续了不到两天。
第三天晚上，我爹把我叫到屋里。还是那盏煤油灯，灯芯烧得滋啦作响，把我们三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扯得又长又怪。
桌上摊着那张录取通知书。通知书的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报到时，需缴纳学费十元，杂费五元，并自备行李被褥及个人生活用品。
我爹指着那几行字，嘴皮子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娘在一旁，用极低的声音开始算账：“去省城，光火车票就得七块八。你爹的腿脚不好，我得跟着去，这又是七块八。到了学校，被子、褥子、脸盆、暖水瓶……哪样不要钱？”
她每说一样，我爹的眉头就锁紧一分。
“还有每个月……吃饭……”我娘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叹气。
屋子里死一般地寂静。只有煤油灯的火苗，还在不知死活地跳。
我爹把烟袋锅在鞋底上使劲磕了磕，烟灰撒了一地。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明天，我去把你三叔家的那头猪牵回来。”
我心里一沉。三叔家的猪，是全家下半年的指望，是准备给我妹妹攒嫁妆的。
“爹，不能……”
“闭嘴！”他吼了一声，声音沙哑得像一块破布，“你懂个啥！这是给你上学用的！砸锅卖铁，也得让你去！”
那天晚上，我听见我爹在院子里，一声接一声地咳嗽。我娘在隔壁屋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压抑的哭声像小猫在挠门。
我躺在冰凉的土炕上，睁着眼睛看房顶。房顶的木梁上，挂着一串风干的玉米。我看着看着，眼睛就花了。
录取通知书被我压在枕头底下，那张红色的纸，此刻摸上去，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我甚至开始想，如果我没考上，是不是对这个家更好一点？至少，爹不用卖掉那头猪，娘也不用半夜偷偷地哭。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
爹真的去把猪牵了回来，准备过两天就拉到镇上的集市卖掉。那头猪好像也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整天在猪圈里哼哼唧唧，叫得人心烦。
娘把家里所有能当钱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几块碎银元，几张毛了边的粮票。她把它们摊在炕上，数了一遍又一遍，可加起来，离那个遥远的数字，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呢，我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整天不说话，要么下地干活，要么就一个人跑到村口的河边发呆。河水浑黄，慢慢地流着，就像我的心情。
放弃的念头，像毒蛇一样，开始在我心里盘踞。
就在我们全家都被愁云笼罩的时候，林晓文来了。
她是我高中的同桌，家在县城，她爹是县里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她人长得不算顶漂亮，但眼睛特别亮，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跟我们这些农村学生不一样，她总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上别着一个好看的塑料发卡，身上有股淡淡的肥皂香。
那天下午，我正坐在门槛上，对着院子里那头发呆的猪发愁。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由远及近。
我一抬头，就看见林晓文骑着一辆崭新的女士自行车，在夕阳下，像一团跳动的火，冲进了我们村。
她好像不认识路，问了几个在村口玩泥巴的小孩，然后就直奔我家来了。
自行车在她家院门口一个漂亮的急刹，扬起一片尘土。
“周志远！”她人还没下车，声音就先到了。
我愣住了，站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我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脚上还沾着泥。再看看她，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一条蓝色的裤子，在灰扑扑的村庄里，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娘闻声从屋里出来，看见一个这么水灵的城里姑娘，也愣了。
林晓文把车子一支，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过来，她额头上全是汗，几缕头发粘在脸颊上，脸蛋跑得红扑扑的。
她一点也不嫌弃我家院子里的鸡屎和泥泞，直接冲到我面前，拉住我的胳膊，眼睛亮得吓人。
“周志远！你别愁了！我跟你说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被她晃得有点晕，傻傻地看着她。
“我……我考上了。”她喘着气，脸上是藏不住的兴奋，“我也考上省城的大学了！虽然不是你那个师范，但我们以后就在一个城市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恭喜，她就压低了声音，像是在宣布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爸！他托人去省里打听得清清楚楚了！”
她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我。
“师范大学！国家有补助！每个月……十五块钱！”
她伸出一个手掌，又伸出一个拳头，在我面前比划着。
“十五块！我爸说，这笔钱，够你在学校吃食堂了！这下你上学就够花了！你听见没有？”
十五块钱。
这四个字，像一声春雷，在我家这片干涸的土地上炸响了。
我爹从屋里走了出来，他刚才肯定在屋里听见了。他愣愣地看着林晓文，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娘反应最快，她一把抓住林晓文的手，眼泪又下来了。“闺女……你说的……是真的？”
“千真万确！”林晓文把胸脯拍得邦邦响，“我爸的战友就在省教育厅工作，这消息还能有假？他说国家现在重视教育，特别是师范生，毕业了都要当老师的，所以待遇最好！”
我娘的手抓得更紧了，她翻来覆去就那一句话：“好闺女……真是个好闺女啊……”
她拉着林晓文的手，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我站在那里，看着林晓文。夕阳的光从她身后照过来，给她全身都镶上了一层金边。她脸上的汗珠，亮晶晶的，比天上的星星还好看。
那一天，我家的猪不用卖了。我爹把他那瓶宝贝酒又拿了出来，非要留林晓文吃饭。
林晓文推辞不过，留下来吃了顿便饭。饭桌上，没有几样菜，一盘炒鸡蛋，一盘凉拌黄瓜，还有一锅玉米糊糊。
可我们全家人都吃得特别香。屋子里的空气，好像都甜了。
我爹一个劲儿地给林晓文夹鸡蛋，嘴里说着：“好闺女，多吃点，要不是你，我们家志远……”
林晓文被夸得不好意思，脸红得像个苹果。她偷偷地用眼睛瞟我，我也在看她。我们的目光在空气中碰了一下，又都飞快地躲开了。
那天，林晓文是怎么走的，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她走后，院子里还留着一股淡淡的肥皂香。
晚上，我躺在炕上，枕着那张录取通知书，第一次睡得那么安稳。
十五块钱，像一颗定心丸，把我们全家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有了“十五块钱”的底气，我们家的日子，好像一下子就从黑白变成了彩色的。
我爹不再整天愁眉苦脸地抽旱烟了，他开始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把那头猪喂得油光水滑，说要等我放寒假回来，杀猪给我补补。
我娘也忙活起来，她把家里所有的布票都拿了出来，扯了新棉布，要给我做两身新衣服，还有一床新被子。
她坐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嘴里念叨着：“我儿子是大学生了，可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让人家城里人笑话。”
而我，成了林晓文的“跟屁虫”。
她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一所工学院。从那以后，我们俩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
有时候，她会骑着自行车来我们村，借口是“顺路看看”。她会给我带来一些城里才有的东西，比如一块包装精美的水果糖，或者一本她看过的《青春之歌》。
我们俩就坐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她给我讲城里的新鲜事，讲她从书上看到的爱情故事。
我嘴笨，说不出什么，就安安静静地听着。风吹过，槐树叶子沙沙地响，她的声音清脆得像山里的泉水。
更多的时候，是我去县城找她。
每次去，我都会找个借口。比如，我家的自行车链子掉了，得去镇上修；或者，我爹让我去买点烟叶。
我总是先办完“正事”，然后就骑着车，在县城里绕，最后“一不小心”就绕到了她家住的那个家属大院门口。
我就在门口那棵梧桐树下等。等着等着，就能看见她扎着两个小辫子，从院子里出来。
“周志远？你怎么来了？”她总是这么问，脸上却带着笑。
“我……我来买东西。”我也总是这么回答。
然后，我们俩就在县城的小街上，漫无目的地走。
她会带我去她常去的那家新华书店，书店里有一股墨香和旧纸的味道。
她熟练地在书架上翻找，给我推荐各种各样的书。我看着她认真的侧脸，觉得比书里的内容好看多了。
她也会带我去吃县城里最好吃的冰棍。五分钱一根，奶油味的，甜到心里。我们俩一人一根，蹲在马路牙子上吃，谁也不说话，但气氛就是那么好。
有一次，她的自行车坏了，车胎被扎了个大口子。她急得快哭了，说那是她爸刚给她买的新车。
我二话没说，推着车就去了修车铺。我看着修车师傅怎么补胎，把每个步骤都记在心里。从那以后，只要她的车一有毛病，我都能三下五除二地给她修好。
她看着我满手油污，会过意不去地递给我一块手帕。那手帕是白色的，上面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
我们的关系，就在这一次次的“偶遇”和“帮忙”中，慢慢地变了味儿。村里的人开始开我们的玩笑，说周家的大学生，找了个城里媳妇。
我听了，不反驳，只是脸会发烫。
林晓文听了，会假装生气地跺跺脚，说：“胡说八道什么呀！”但她脸上的红晕，却出卖了她。
日子就在这种甜蜜又焦灼的期盼中，一天天过去。
出发去省城的前几天，我爹还是把那头猪卖了。不是因为钱不够，而是他觉得，儿子第一次出远门，身上不多带点钱，他心里不踏实。
卖猪那天，他拿回了一沓厚厚的钱，都是些毛票、一块、两块的。他把钱在炕上摊开，一张一张地数，数了整整一个晚上。
最后，他把钱分成两份，一份藏在柜子底下的一个铁盒子里，另一份，用一块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塞给了我。
“志远，这些钱你拿着。到了学校，别舍不得花。男孩子家家的，在外面不能让人看扁了。”
我看着那沓被手汗浸得有些发潮的钱，鼻子一酸。我知道，这里面，有我爹多少个起早贪黑，有我娘多少个省吃俭用。
出发前一天，林晓文又来了。
她没有骑车，是走着来的。她穿了一件新做的碎花连衣裙，头发也重新编过了，辫梢上系着红色的丝带。
她来给我送行。
她没有进屋，就在院子里的那棵枣树下站着。她递给我一个用蓝布包着的东西，沉甸甸的。
“这是什么？”我问。
“你打开看看。”她低着头，玩着自己的衣角。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崭新的蓝色封皮笔记本，还有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在那个年代，这可是顶顶贵重的东西。
“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我把东西推回去。
“你必须拿着！”她突然抬头，眼睛里有水光在闪，“你不是答应过我，到了大学，要给我写信的吗？没有笔和本子，你怎么写？”
我愣住了。
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手帕包，塞到我手里。
“这里面，是我攒的压岁钱。你别嫌少。出门在外，多个钱傍身总是好的。”
“晓文……”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别说话！”她打断我，“你只要记得，到了学校，安顿好了，就给我写第一封信。告诉我你宿舍的床位号，告诉我你的同学好不好相处，告诉我……学校的伙食怎么样。”
她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
我看着她泛红的眼圈，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我郑重地把那个笔记本和钢笔收好，又把那个手帕包揣进贴身的口袋里。
“我……我走了。”她转过身，不敢看我。
“我送你。”
我跟在她身后，送她到村口。一路无话。
到了村口的老槐树下，她停住脚步。
“周志远，你好好学习。”
“嗯。”
“别忘了写信。”
“嗯。”
她转过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扭头就跑了。红色的丝带在风中一甩一甩的，很快就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手里紧紧攥着那支钢笔，感觉上面还留着她的温度。
出发去省城的前一夜，我们家办了“践行宴”。
说好听点是宴席，其实就是把村里几个有头有脸的人请来，吃顿便饭。村长，还有村里的老会计钱伯。
钱伯是我们村最有见识的人，年轻时在外面闯荡过，还在县里的供销社当过几年会计，后来才回的村。
我爹把卖猪剩下的钱拿出来，去镇上割了三斤肉，又打了两斤散装白酒。我娘忙活了一下午，做了红烧肉，炒了几个家常菜。
肉香和酒香，飘满了整个小院。这是我们家这些年来，最热闹，也最体面的一天。
饭桌上，气氛好得不得了。
村长端着酒杯，大着舌头说：“志远啊，你可是我们周家村的骄傲！以后出息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乡亲啊！”
我赶紧站起来，“忘不了，肯定忘不了。”
钱伯也喝得满脸通红，他拍着我的肩膀，一脸的感慨。
“想当年，我也想考大学，可惜啊，没那个命。志远，你不一样，你是文曲星下凡！考上师，范，好啊！铁饭碗！吃国家饭的人了！”
我爹在一旁听着，咧着嘴笑，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一杯接一杯地给人敬酒。
我娘则在厨房和饭桌之间来回穿梭，端菜添饭，脸上也挂着抑制不住的笑容。
大家都在说我美好的未来，说我以后当了老师，每个月拿工资，吃商品粮，娶个城里媳妇，那日子，想想都美。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钱伯大概是喝得高兴了，谈兴特别浓。他夹了一块肥得流油的红烧肉，放进嘴里，满足地咂了咂嘴。
“志远啊，你去了学校，可得好好干。现在国家政策好啊。”
他放下筷子，端起酒杯，神秘兮兮地凑近我说：“我跟你说，我那个不成器的侄子，去年也考上了，是地区师专。也算是吃上国家饭了。”
“那可真好！”我爹赶紧附和，“都是有出息的孩子！”
“那是那是。”钱伯得意地晃了晃脑袋，打了个酒嗝，“学校还给补助呢！我侄子来信说，虽然不多，但每个月有六块钱呢，省着点也够啃窝窝头了！”
“六块钱”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在周志远耳边炸响。屋子里的欢声笑语瞬间凝固。周志远的父亲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母亲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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