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黄宗英回忆录》、《上官云珠传》、《中国近代戏剧史料》、《文革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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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秋天，上海某家医院的病房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阿尔茨海默症已经把他大半的记忆悄悄偷走了。
那些他亲手搭建过的舞台，那些舞台上的灯光与掌声，那些他用一生深爱过的面孔——全都像陈年的底片，在脑子里一张一张慢慢褪色，慢慢消失，直到什么都找不着了。
病床边坐着儿子韦然。
韦然握着父亲的手，父亲没有认出他来，只是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偶尔动动嘴皮，发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
没有妻子的身影。
这个男人，1917年生于山东济南，8岁随家人迁居北京，中学就读于北京育英学堂，后考入燕京大学教育系。
他的一生，先后与三位容貌出众、各有风华的女子共结连理——黄宗英、上官云珠、吴嫣。
他在每一个人最艰难的关口出现，撑起了她们各自的天，却在自己最需要人陪的时候，独自躺在这间冷清的病房里。
临终前，他攥着韦然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生命里最后一句话。
那句话落地，韦然怔在原地，许久没有动，泪水无声地往下流，再也止不住了。
【1】北平燕园：日本宪兵队的地下室，关了一个多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了北平的燕京大学。
占领之后没多久，日本宪兵队便开始在校园里挨个清查进步师生的名单。
那天夜里，宪兵闯进了宿舍区，把他和校内进步教授、学生共二十余人一并带走，关进了北平沙滩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那里当时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下室潮湿阴暗，终日不见天光。
审讯是一拨接一拨的。
问的无非是那些参加过抗战活动的同学的下落，是否有秘密联络，是否知道谁在给进步组织传递消息。
他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问一遍，答一遍，前后对得上，没有一个字松动。
就这样关了整整一个多月，后来经过亲友四处奔走斡旋，他才得以从地下室里被放出来，重新见到天光。
出来之后，燕京大学已经无法正常复课，他转入了辅仁大学继续念书，1944年正式毕业。
辅仁是当时沦陷区里少数没有被日本人收管、坚持独立办学的高校，进步风气依然保留，这让他得以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把书念完。
毕业之后，他先回济南，在教育部门做了不到一年的督学之类的差事，不久便回到北京，进入中央银行，担任行长的英文秘书。
在中央银行上班的日子稳当、清闲，薪水也不差。
但他这个人，从在燕京大学起便迷着戏剧，在辅仁也参与过演出活动，骨子里装着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银行职员的志向。
进了银行有了稳定收入，他脑子里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剧社办起来。
他把自己的薪水垫进去作经费，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黄宗江、孙道临、于是之、卫禹平、丁力等人，在北平正式组建起了"南北剧社"，他担任社长，大家利用业余时间搞民间演剧活动。
剧社日常的排练和聚会场所，就设在他住的中央银行宿舍里。
南北剧社入不敷出的时候，他继续往里贴自己的薪水，维持着运转，旁人看了都说他傻，他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剧社里那帮人对戏剧的热爱，是乱世里难得的一种真实，值得花钱守着。
就是在南北剧社，他遇见了黄宗英。
黄宗英是剧社成员黄宗江的妹妹，1925年生，从北京一路闯荡，15岁便上了话剧舞台，凭着一出《甜姐》红遍了上海，有"甜姐儿"的称号。
她在话剧圈里已经有了名气，但那时候的她，刚刚经历了人生里第一场沉重的打击——1943年底，她嫁给了郭元同，婚礼当天郭元同身体已经很差，需要人扶着才能完成婚礼仪式，婚后仅仅18天，郭元同便因心脏病骤然离世。年轻的黄宗英，就这样成了寡妇。
丈夫走了，舆论的风言风语随之而来，外头有人说她"克夫"，说她"晦气"。她上有母亲要养，下有弟妹要顾，一个人扛着，过得极为艰难。
黄宗江找到他，把妹妹的境况说了一遍。
他没有二话，主动写了信给黄宗英，嘘寒问暖，一来二去，两人便熟络了起来。
随着接触越来越多，他对黄宗英身上那股才气和韧劲越来越欣赏，黄宗英对他的细心和担当也有了感触，两人的关系从友人渐渐走向了更近的地方。
1946年，他不顾周围人说黄宗英"寡妇""克夫"的种种风言风语，与她正式结婚。
结婚之后，他不仅把黄宗英照顾得妥妥帖帖，还把黄宗英的母亲、弟妹一并接来，以自己的薪水供着整个黄家的开销，从不曾在旁人面前说过半句怨话，也从不在黄宗英面前提钱的事。
黄宗英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说他就像个大哥哥，给了她在最艰难那几年里最真实的依靠。
日子就这样过了将近两年，两人在南北剧社一起排戏、一起演出，生活虽然简单，却有一种踏实的质地。
1947年，黄宗英接到上海的邀约，去拍电影《幸福狂想曲》，搭档的男演员是赵丹。
他知道这件事，起初有些不情愿，劝过她留在北平。
黄宗英回了他一句话："你的太太是个演员，有自己的事业嘛。"
他听了这句话，沉默了一阵，没有再拦。
然而，《幸福狂想曲》拍完，黄宗英没有回北平，而是在上海留了下来，与赵丹走到了一起。消息传回北平，他在中央银行宿舍里坐了很久，什么话都没有说。
后来，他辞掉银行的工作，南下上海，想当面说个清楚，想知道这段婚姻还有没有可能。
两人在上海坐下来谈了。
黄宗英的态度是决绝的，说已经想清楚了，要和赵丹在一起。
他在椅子上坐着，沉默了很长时间，房间里只有窗外上海街头的声音飘进来，汽车喇叭声，叫卖声，一片嘈杂。最终，他开口，只说了一句话："你想好了，就这样吧。"
1948年初，两人正式离婚。黄宗英随即与赵丹结婚。
离婚之后，他没有带走任何多余的恩怨。
黄宗英的母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依然住在他家；黄家亲戚有什么事，也还是习惯来找他帮忙；他的母亲甚至把黄宗英当年的陪嫁原封不动地还给了黄家。
外头的人都料想他会去找赵丹算账，结果他非但没有，两人后来还成了朋友——这件事在当时圈子里传开，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1948年，他留在上海，进入昆仑影业公司，在金山手下做秘书，还在电影《大团圆》里出演了一个大少爷的角色，算是在银幕上留下了那么一段戏份。
1949年，上海解放，他被上海市文化局派遣去接管当时由英国人经营的兰心大戏院，担任副经理。
这一年，他三十二岁，一个人，从大户人家的少爷，到南北剧社社长，到银行职员，到影业公司秘书，再到如今的戏院副经理——日子兜兜转转，命运把他推着走，他没有垮掉，依然站在那里。
然而，真正改变他接下来命运走向的那个人，就在兰心大戏院里等着他。
【2】兰心大戏院：一出话剧，连演一百五十九场
1950年初，剧影协会妇委会在兰心大戏院排演四幕话剧《红旗歌》。
上官云珠在这出戏里担任女工马芬姐一角。
《红旗歌》连演一百五十九场，历时数月，这让担任大戏院副经理的他，和剧组之间有了绵长而频繁的接触。
他们在这段时间里从陌生到相知，感情在一点一滴地悄然滋长。
那时候的上官云珠，已经是上海电影圈里公认的名角。
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演过交际花，在《乌鸦与麻雀》里演过风尘女，每一个角色都撑得住场子，是那种站在台上就能把人的目光全部钉住的演员。
她的过去，在圈子里并不是什么秘密——她历经两段婚姻，第一段因公婆嫌弃、丈夫反对演戏而告终，儿子张其坚被前夫张大炎带走；第二段婚姻，因丈夫姚克出轨而破裂，她独自带着女儿姚姚生活。
她是个有故事的女人，也是个为了演戏可以付出一切的女人。
他了解了她这些过往，没有觉得有什么可顾虑的地方。
《红旗歌》还在演出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主动来找上官云珠说话，聊剧本，聊排练，聊上海滩的各种事。两人越说越投机，上官云珠也开始主动问他一些事，气氛渐渐不一样了。
有一天，上官云珠在演出结束后，在后台直接问他：
"我以前的那些婚姻，你都清楚了？"
他说："清楚。我同情你在婚姻上的遭遇，我们结婚，我一定会好好待你。"
1950年8月，两人闪婚，婚礼就在兰心戏院二楼的排练厅里举行，简单而真实。
婚后，他对上官云珠带来的继女姚姚视如己出，从不曾区别对待。家里的保姆私下里跟上官云珠感叹过一句："程先生待姚姚，亲生父亲也不过如此。"
上官云珠听了，心里是安慰的。她这辈子在婚姻上吃过太多苦，遇上一个肯真心对孩子好的男人，是她以前没有想到过的。
儿子韦然1951年出生，程家给孩子起了乳名"灯灯"——因为友人吴茵送来了一对床头台灯做贺礼。
他叮嘱家里的保姆："你不光要宝贝灯灯，也要宝贝姚姚，两个孩子要一样对待。"
姚姚知道弟弟姓程，也主动开口说自己要跟程爸爸姓，于是小学期间，她的全名便是"程姚姚"。
那段日子，是他这一生里生活条件最好、最热闹的一段时光。
他们住在上海复兴西路147号三楼整层的大房子里，两人收入都不低，家里养着一只全身雪白的德国猎犬，起名"白子"，雇了三个保姆打理家务。
白杨、舒绣文、赵丹、黄宗英、蒋君超这些人，隔三差五就来他家吃饭聊天，一大群文艺圈里的朋友进进出出，热闹得很。
有人来看过他们家，回去后说："这日子过得，真是太舒坦了，新社会了还这样，不合时宜。"
这句话是个预兆，只是当时没有人当回事。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一场风暴正在悄悄向他逼近。
有人以他在1949年8月主持劳军园游会义卖活动时账目不清为由，向上级举报他贪污。
园游会那次的情形，他后来对韦然详细讲过：当时义卖盛况远超预期，原本制定的销货、付款、记账流程完全来不及执行，只能先收一批货款装麻袋送走，等活动结束再统一清点。
他本来对钱财就不上心，乱成那个样子，难免有漏记、错记，前后合计约六百九十余元说不清楚来路。
运动来临，有人拿着这本账存心举报，想要整倒他。
他当时以为事情不大，心想赔出来了事，还能争取一个"坦白从宽"，便主动认下了这笔账。
上官云珠拿出了积蓄，北京的父亲也寄来了钱，两家凑齐款项如数交还剧院。
然而，认错赔款的举动非但没有换来宽大，反而直接坐实了贪污的罪名，兰心大戏院给了他"机关管制一年"的处分。
这顶"贪污分子"的帽子压下来，上官云珠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
她一解放便想方设法改造自身，努力争取进步，在"出身"上便已经低人一截，本就要处处小心翼翼。
如今丈夫被定为"贪污分子"，这个帽子随时可能牵连她，压断她赖以为生的演艺事业——她这辈子最舍不得的，就是演戏。
上官云珠在上官云珠与他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局之后，向他提出了离婚。
他的二叔那时候在上海工作，有一天上门看望这对夫妻，亲眼见到的场面，是他在那里低声下气地求对方，上官云珠在那头态度决绝，声音越来越高。
二叔后来对人说起那天的情景，说得很沉：从来没见过他那副样子。
周围认识他们的朋友都出面说话，劝上官云珠不要这样，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这件事里头有冤情。
上官云珠在众人的劝说下，一度打消了离婚的念头，转而来跟他说，愿意重新在一起。
但这一次，轮到他不肯了。
他说："管制还没解除呢，这时候复婚，算什么意思？"
1953年，管制解除，两人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不满两岁的儿子韦然被判归他抚养，上官云珠什么都没有带走。
他把韦然送回北京，交由父母照顾。自己继续留在上海，1954年调至上海衡山电影院工作，后来任了经理。
从复兴西路147号的那套三楼大房子，到衡山电影院一间局促的单身职工宿舍，从德国猎犬、三个保姆，到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这中间隔着的，是一个人最清醒的落寞。
然而，他并没有在这落寞里困太久。
不久之后，一个叫吴嫣的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带来了他这一生里付出最多、等待最久、结局也最为沉重的那段岁月。
【3】衡山电影院：朋友介绍来的那个女人
1954年，他在衡山电影院做经理，日子重新有了些起色。
朋友圈子里的人陆陆续续开始给他介绍对象，说他前两任都是圈子里的名女人，第三任也不能将就了。
辗转之间，有人把吴嫣带到了他面前。
吴嫣是上海滩出了名的人物，艺名"玲华阿九"，解放前在各界名流中周旋，张伯驹的弟子，孟小冬、蓝妮的小姐妹，见过世面，阅历深。
解放前夕，她曾协助潘汉年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上海市文化局谋到了一份工作，总算安稳下来。
她比他年纪稍小，因早年落下了病根，无法生育。
程家的长辈知道她的来历，第一反应是反对。
北京的老父亲专程赶到上海，把孙子韦然接回北京，说不能让孩子在上海跟着吴嫣生活，言语之间，是打定了主意不承认这门婚事的态度。
他和父亲坐下来谈了一次。父亲说了很多，他一一听着，没有和父亲起冲突，但也没有改变主意。
父亲见说不动他，把韦然带回北京，临走说了句："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送走父亲，回头继续张罗婚事。
1955年1月30日，他与吴嫣在上海正式结婚，没有热闹的婚礼，程家那边没有承认这段婚姻，只有几个朋友来道了声贺，仅此而已。他不以为然，觉得两个人的日子，两个人过好就行。
婚后头几个月，两人生活平静。吴嫣说他不计较自己的过去，为人善良可靠，是个可以托付的人；他觉得吴嫣见过风浪，性子稳，两人凑在一起过日子，妥当。
然而，1955年春，一个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水面。
吴嫣受"潘杨案件"牵连，被捕入狱。
消息传到单位，领导当天便找他谈话，把他叫进办公室，开门见山："程同志，吴嫣的情况，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他说："我相信她是清白的。"
领导换了个方向，语气放缓，显得格外和气：
"话虽如此，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吴嫣和那些不干净的人走得太近，才惹了这一身麻烦。程同志，你也要引以为戒。单位的意思，是希望你划清界限，表明立场，趁早把这个关系解了。"
他在椅子上坐着，没有动，沉默了一阵，然后抬起头看着对方：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领导把一份文件轻轻推到他面前：
"和吴嫣离婚，现在办，没有任何人会说你半句不是。"
他站起来，把文件推了回去："不离。"
领导愣了一下："程同志，你要想清楚，这个关系继续下去，对你的职务、对你以后的前途……"
他打断了对方："我想清楚了，不离。"
谈话到此结束。
后来又陆续有人来劝他，说他们才结婚几个月，又没有孩子，此时离婚既合情又合理，没有人会指责他。
他把来劝的人一个个都拒了，有几个说话难听的，被他当场骂了出去。
他被免去了衡山电影院经理的职务，重新沦为普通职工，只能在上海徐汇区的几家影剧院做些日常打杂的工作，收入大幅缩水。
他做过领票员，拿着手电筒带观众进场；做过"跑片"，每天骑着摩托车在各个影院之间送拷贝。
但他没有离开，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守着，等吴嫣出来。
1960年，吴嫣刑满释放，两人在上海重新团聚。
然而，出狱之后的吴嫣，失去了公职，还要被安排去街道里弄接受监管，每天拿着扫把扫大街，吴嫣曾经的光鲜，一点不剩。
他这边的工资也因各种原因被大幅压减，夫妻两人加在一起，每个月只有15元的生活费，勉强够租一间房，别的开销全靠变卖家里剩下的一点家当来贴补。
吴嫣有时候坐在屋里发呆，久久不说话，他就在旁边坐着，等一阵，轻声说上一句：
"过好一天算一天，别多想。"
特殊时期来了，日子更难了。
他的工资彻底停发，家里每月15元生活费，只够交房租，变卖家产的事情一直在继续。
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说一句："这么一天又过去了，平安无事，去睡觉。"
这个习惯，他坚持了多少年，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了。
特殊时期里，有人劝他想开点，说那么多人熬不住了，他怎么还这样，他说："好死不如赖活，活着才有机会。"
话虽轻巧，但背后撑着的，是一个人在困境里积年累月磨出来的韧性，不是谁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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