嬢嬢(niāng niāng),是西南方言中对年长女性的称呼,相当于“阿姨”,同时这个称呼又带有鲜明的性格色彩,嬢嬢们通常具有泼辣、爽利、强韧的特点。

施洪丽就是这样一位嬢嬢。1971年生,她出生在四川简阳,自幼热爱文学,可惜只有高中学历。她先是在家乡务农,后到成都成为“蓉漂”,辉煌时期开办了家政公司,是《华西都市报》认证的金牌月嫂。公司黄了之后,到北京闯荡,升级为“北漂”。常年颠簸的打工生涯中,她从来没有放下文学阅读和写作,2017年,她慕名前往皮村听课,成为皮村文学小组的一员。

《嬢嬢勇猛》的故事起始于施洪丽在48岁本命年时遭遇的一次变故:她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一时间,这个平时乐观豪爽的嬢嬢陷入了绝境:双亲年迈、丈夫久病、女儿婚恋不顺,自己一向是家里的顶梁柱,又身患恶疾。

怎么办?她离开北京,回乡治病,一路向西。狼狈辗转中,一幕幕江湖往事悉数浮现,更有形形色色的众生奔来眼底。这个身材敦实、笑声爽朗的女人,做过农民、后厨小工、火车站票串串、地摊摊主、擦鞋匠,金牌月嫂,起起伏伏几十年,屡屡被生活打败,却从未被打倒。这一次,她选择了用笔和命运抗争,在一种时不我待、不得不鸣的紧迫感中,写下了《嬢嬢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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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是施洪丽在皮村文学小组的老师,他熟悉施洪丽的写作,也欣赏她的个性:“每次在皮村遇到施大姐,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爽朗的笑声,经历苦难的施大姐对人生有着举重若轻的洒脱和自信,她的文字也豁达潇洒,又有悲悯的底色。”

施洪丽笔下的故事,犹如一盆麻辣鲜香的火锅,鲜活滚烫,有滋有味。

在她笔下,居住在北京皮村的首富、火车站的流浪儿童、独自挣钱养女儿的舞女、经历不幸婚姻的女性、赚得钵满盆满的台商、雍和宫附近的算命大师、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病友、黄粱一梦的驾校师傅……三教九流都齐来奔赴这次盛宴,寥寥数语,纤毫毕现,共同勾勒出一幅时代的浮世绘。

她写二十多年前的车站码头,鱼龙混杂,那是“隆昌帮”的盘踞之地,母亲却带着评书戏文中的江湖好汉做派,与同宿舍的众位嬢嬢一道,路见不平,出手相助。故地重游,当年呼风唤雨的各类老大俱无善终,“判啰,死刑、无期、十几年的,有命赚钱,没命花。”

她写病房里的悲喜剧。女儿因为怕花钱,不想让父亲治病,老爷子想的却是多活几个月,把拆迁款拿到手留给儿孙;盲人病友此前的五保户资格眼看就要取消,正在这紧急关头,查出大病反倒成了“护身符”;身患绝症的大哥在病房里四处打听当年被自己遗弃的女婴……而作为一名话痨,“我在病房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信佛的,我陪着讲佛理。信鬼的,我听那些荒诞的故事”,“谈笑间,癌细胞灰飞烟灭”。

她写自己多年来“携夫讨生活”:先生体弱多病,恐惧工作,干什么都缺乏毅力,几乎一辈子都没有挣过钱;她拖着先生干活,俩人始终患难与共,不离不弃,她也在几十年的光景中理解并接受了命运。

在个人简介中,施洪丽这样写道:“抗癌五年,状态良好,嗓门和胆子依然比较大,没有放弃抬杠的爱好。目前一面打工,一面奋力写作。”确实如此,如今的施洪丽面色红润、嗓门嘹亮,从外表很难看出她曾经历过大病。她笑谈,没把自己想写的作品写完,她绝不会离开这个世界。

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说:“施洪丽笔底有人间辛酸,有世象荒诞,有人与人之间难得的理解与暖意,更有叱咤风云的江湖气,这个勇猛的嬢嬢身上,凝聚了基层女性茁壮旺盛的生命力。”

滚滚世象,风风雨雨,施洪丽记录的是普通人曲折的生活,却磅礴大气,富于幽默感,读来令人悲喜交集,笑中带泪。她身上洋溢着老辈子那种超然物外的精神状态:既然命不该绝,那就痛快地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为素人作家的范雨素评价她:“施洪丽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有匪气。”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她的笔下不仅有自我的世界,有坚强不息的生命力,更见众生、见天地,充满共情力和悲悯心,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显示出一个劳动者的宽广胸襟和旷达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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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选读

2020年,这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年。10月中旬,我确诊了乳腺癌。

我的日子过得恼火,连蜗牛都不如,蜗牛还有一套带永久产权证的房产。我和先生则租住在温榆河畔的尹各庄,与皮村比邻而居。2017年4月,我慕名来皮村文学小组蹭了几次课,晚了公交收车,我在皮村街上花160元住了两次旅馆,不划算。9月初我便搬来了这里。

尹各庄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航线下。一架架巨大的飞机轰鸣着掠过村子上空,手机信号时好时坏。拥挤的街道,低矮的平房,汽车开过尘土飞扬。尹各庄2000年左右起了一排不规则四合院,矗立在徐尹路尽头,绵延三百余米。村民抓阄取得承包权,靠马路的一楼是铺面,租给做防水的、收废品的、开小超市的、饭馆酒店等,招牌各种颜色,各种字体,洋洋大观。

我租的是靠马路的三层铁皮小屋二楼的第一间。房号201,正对楼梯,无暖气,带厕所。每月租金700元,靠门口一张木床,一个小条桌。每月水费20元,电每度1.5元。两个水龙头,家里总是湿漉漉的。栏杆锈迹斑斑,透露出厚重沧桑的年代感。公寓大门口,207号与208号中间的过道装有摄像头,安全尽可放心。永远不用担心钥匙反锁在家里,二房东有备用的。这间屋还有后门,方便楼下铺面租户做的霓虹灯招牌维修时人员出入。缺点是每天要忍受楼上租户上下楼梯的叮叮咚咚,大声呼叫感应灯的“啊,啊”,还有马路上货车开过的轰隆轰隆。

我搬来,居住在墙壁上的几位麻雀将排泄物落在我的右肩上表示欢迎。它们总爱站在黑咕隆咚的走廊尽头或摄像头附近乱拉的电线上呢喃细语,它们有时从我房间穿过,要不就站在马路电线上,俯瞰脚下芸芸众生奔波劳碌。站在后门阳台远眺,宾馆门口,村口拐角的马路上,我的邻居和她的同行跟不同的人讨价还价,一个个顾客,进进出出,悄无声息。

我的邻居是个四十多岁、身材娇小、风韵犹存的山东女人。长长的波浪卷发,穿件红色羽绒服、黑皮超短裙,套双靴子,全身香喷喷的。好几次,在楼梯口,我看她冻得脸皮发紫,说话牙齿咯咯打哆嗦。我提醒:“把你羽绒服拉上吧,别感冒了。”她微微一笑,答道:“我身体好着呢,不会感冒的,我啥病没有。”她告诉我,老公又嫖又赌,两个儿子读大学。我们关系还过得去。有一次她给了我一盒阿尔卑斯巧克力。作为回报,我将从老家带来的一口袋花生相赠。

时常有一匹还是两匹板栗色的马驹?我不敢肯定。仿马帮的做派,马驹脖子戴着铃铛,“叮叮叮,嗒嗒嗒”地沿着温榆河大桥慢跑,马驹的屁股上面没有套麻袋,在温榆河大桥上有时能看见马的排泄物。楼下铺面的租户把生活垃圾放在行道树中间的空地上,流浪猫狗及凌晨三四点都不时出没的拾荒者在里面尽情翻找可用之物。最可气的是对面的加油站,不懂节约资源,璀璨刺眼的灯光射到窗玻璃上,我不得不用黑色的塑料垃圾袋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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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一直由二房东打理。二房东三十来岁,高瘦,不吸烟,是个性格很好的长白山小伙。维修之类,从不含糊。我一来,他就找了一张脏兮兮的旧木桌,让我做饭用。装无线网的时候,他连在皮村哪个门店买路由器、要店主设置什么密码,都跟我讲得清清楚楚。二房东在葫芦岛打工时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那女孩儿未婚产女。当年年末,女孩儿到了长白山沟,扔下孩子逃之夭夭,如今,孩子上初中了。

二房东和现在的“老婆”,一个年纪跟他差不多的矮胖女人住在公寓门口左边的屋子里。我去门口晾衣服,二房东叫住我,抱怨道:“大姐,我老婆脾气真不好。”随即,开始嘀咕她不给朋友面子。那女人对我笑笑,说:“我要睡觉了,他朋友还不走,我当然要发脾气了。”女人又问我干不干卖海鲜的工作,她可以介绍。我摇摇头拒绝,回答道:“我做月嫂呢。”女人问我会不会做四川菜,我详细讲了,就像我以前在月嫂公司那样:回锅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麻婆豆腐、东坡肘子。她喜欢吃带馅的东西:包子、饺子、馅饼。

二房东承包公寓这些年,又有几段爱情,都无疾而终,主要原因是:钱花完了。二房东从不提他的过往,我所知道的,都是古稀之年的老房东说的。老房东才是真房东。鉴于二房东软弱性格,我悄悄去大柳树市场买了一把电钻和扳手,捡了若干废砖头塞床脚。这样,家里干燥点,宽敞点。我先生的制氧机纸箱、换季的衣服棉被、各类口袋,通通挂在墙上或塞在床底。小条桌上胡乱堆放我的闲书,比如小说。因为没时间,可能我也懒,好多书,我只看了开头,或者开头看一点,结尾看一点,中间翻翻就糊弄过去。塞床脚的时候,有几本书派上了用场。

开始,我把搬家带过来的吊兰、盆栽石榴、富贵竹放在阳台上。做完一单下户回家,全部死光光。先生来了,我种了西红柿、丝瓜、黄瓜,还养了两只公鸡、一只母鸡。这三只鸡只活了一个多月。母鸡下蛋,“咯哒咯哒”叫个不停。两只公鸡,从凌晨一点开始打鸣,足足闹腾至六七点。它们飞上邻居的窗台或栏杆,放声高唱。那嘹亮的声音牢牢压制住周围的一切。我的邻居可能刚合眼呢。

原标题:《48岁,人生跌落低谷,这位四川大姐写下硬核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