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计中的身份认同——光绪年间的民间历史文书《回闽路程》|光绪|咸丰|回闽路程|民国|石仓|道光帝

18世纪前期，一批福建移民从闽西上杭跋涉千里，来到浙江南部松阳县的石仓山区。他们从挑砂小工开始，通过植蓝造靛、洗砂炼铁逐渐积累财富，最终在半个多世纪后站稳了脚跟。他们兴修祠庙、组织会社、组建宗族、营造大屋，在当地形成了具有闽汀特色的石仓社会。综观石仓移民从迁徙到定居的过程，本地化固然是一个基本的趋势，但闽西原乡仍是移民社会中重要的文化因素，在诸如语言、宗教、建筑、习俗等领域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只是从浙南松阳石仓到闽西上杭太平里，两地往返将近三千里，在清代的历史情境中，整个旅程需要穿越浙南、闽北和闽西的山地，耗时至少两个月。移民和原乡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颇为耐人寻味。

在近期的清代移民史研究当中，移民认同问题已日渐受到学者的关注，但受制于原始史料的匮乏，精细的微观研究至今仍不多见，相较而言，保存完整的各类清代石仓文书则为学术界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诸多可能。光绪三十二年（1906）茶排阙氏族人阙玉镳等人所撰的《回闽路程》，即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民间历史文书。对于该史料，学术界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但其中仍颇有值得进一步发掘之处。

返乡之路

《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等回闽路程》（以下引用简称《路程》）为现存石仓文书中的簿册文书，共计29页，本身无题名，只在封面题有“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吉立”和“鹿鸣录”两行说明文字。《路程》详细记录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石仓阙氏族人回到闽西上杭“修造荣厚公香火堂”的前后经过，主要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1）迁浙之前的福建阙氏世系；（2）浙闽之间详细的往返行程；（3）在上杭修造香火堂的各项开支；（4）与上杭田产有关的各种契约凭证的抄底。

《路程》未标明作者，但关于去程路费分摊，《路程》中有这样的文字：“振章、玉镳、执因、佛基、乃仓，共用路费洋四拾叁元七角四分。”而关于回程路费分摊，《路程》又记述道：“斐成，派回家路费洋拾壹元五角五分，并仓、基；鹿鸣，派回家路费洋拾壹元五角五分，并仓、基；清芝，派回家路费洋八元四角，并仓。室庆，派洋六元三角。”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回闽”活动的参与人是阙振章、玉镳、执因、佛基、乃仓和室庆，至于斐成、鹿鸣、清芝，查阅民国《阙氏宗谱》可知，分别是振章、玉镳、执因的字号。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阙振章、玉镳和执因才是其中的主要人物，其他几人相对次要，其中阙乃仓是“挑夫”，而阙佛基是“信客”。民国《阙氏宗谱》中收录了一篇阙氏后辈培俍和吉伸写于民国十七年（1928）的《玉镳公回闽修复祖庙序》，对此次活动的缘由有比较详细的交代。对比两种文献，不难看出，阙玉镳才是整个活动最主要的组织者。

阙玉镳（1841—1906），字辉扬，号鹿鸣，邑庠生，出自石仓阙氏三大支系之一的茶排系。其父翰荣，祖父德玿，曾祖父为清代石仓最成功的冶铁业经营者阙天开。在阙天开的38名曾孙之中，有4人考获科举功名，玉镳即其中之一，因此在天开的曾孙辈中，玉镳无疑属于“精英”之士。而颇为巧合的是，上杭阙氏祖堂实际上正由阙天开于嘉庆九年（1804）回原乡所建。《玉镳公回闽修复祖庙序》记述：自始祖盛宗公由闽迁居于兹以来，嘉庆九年，我曾祖天开公返闽修造荣厚公祖庙，追还盛宗公所置尝田租谷二十八秤，计十四担，仍为经管祖庙、祭扫各祖坟之用。至道光元年，乃倡议捐巨款，建宗祠于斯土。迄乙巳年，叔祖德理公重修宗谱，井井有条，承先启后，可大者其业，可久者其德。由此可知，在石仓经济繁荣的嘉道时期，出生于浙南的阙天开不仅出资修建了原乡的“祖庙”，而且在原乡设立了十余亩“盛宗公祖尝田”。按照每亩田租1石（担）估算。因此，阙玉镳成为此次“回闽”活动的组织者，可谓事出有因。我们由此也不难了解到，《路程》封面上“鹿鸣录”的“鹿鸣”，所指即阙玉镳，即谓该账簿主要由阙玉镳所记。

有了阙玉镳的线索，其他几个人的情况也就不难进一步了解。据民国《阙氏宗谱》，阙振章（1846—1909）出自石仓阙氏的后宅系，字斐成，号敏庵，附贡生，虽然比玉镳小五岁，但功名却高于玉镳。阙执因（1872—1931）则出自石仓阙氏的下宅街系，名宗贤，号清芝，出生于士绅之家，其高祖阙正英、曾祖阙永寿都曾捐得“国学生”的头衔，父亲阙祯庆曾于咸丰五年（1855）考获生员，并于光绪三年（1877）升为附贡，但阙执因本人已无功名。阙室庆（1840—1921）与执因一样出自下宅街系，也出身于士绅之家，其祖父永焕曾捐得功名，其父亲信奎则曾考获“邑庠生”，但室庆本人也已无功名。室庆虽然比执因年长将近三十岁，辈分也高一辈，但在《路程》中却很少看到有关他的记录，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比如路费分摊等，也很少看到室庆的参与，具体原因不详，或许是他与执因同出下宅街系，而该系已有执因作为代表的缘故。

通览“回闽”活动中的这几个主要人物，不难发现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相当高。光绪三十二年（1906），阙玉镳65岁，振章60岁，室庆66岁，执因34岁，除了阙执因尚在壮年，其余三人如果以清代的标准来看，均已属高龄。嘉庆九年（1804）石仓阙氏族人返乡修庙，其领导人物是年仅45岁的阙天开。时隔百年，当天开的曾孙阙玉镳重新踏上“回闽”之路时，已比其曾祖父当年老了20岁。这种年龄的差距，正是清代石仓从兴盛走向衰落的标记。

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段艰难的旅程。《玉镳公回闽修复祖庙序》记述：吾族以荣厚公为百世不迁之祖，祖庙远在上杭县山子坳下，年久失修，经管更无善状。宗人佛基来石仓源时，屡以为言。言之谆谆，听者藐藐。于此求其不惮劳瘁，能补前功，可以致孝思于先祖，遗芳躅于后世者，惟玉镳公一人而已。显而易见，上杭阙氏祖庙的年久失修是促使石仓阙氏族人返乡修庙的主要原因，而阙玉镳是主要的谋划者。而从序中“宗人佛基来石仓源时，屡以为言”的说法来看，祖庙毁损的情况石仓阙氏族人早已有所了解，只是“言之谆谆，听者藐藐”，除阙玉镳外，留心的人似乎并不多。这一状况并不难理解。晚清的石仓与嘉道鼎盛时期已完全不同，不仅遭受了咸丰以来最严重的兵燹，而且主要产业如靛蓝、炼铁等都已大幅衰落。石仓居民们似乎很难有余力再去关心远在千里之外的祖庙。

阙玉镳当然是“有心”人，但其实际的处境也同样不易。《玉镳公回闽修复祖庙序》引述了阙玉镳对后辈所说的一段话，颇具有代表性：经咸丰兵燹劫后，故里祖庙不幸荡然，又数十年于兹矣。余窃有志焉，而未逮也。前因宗谱捱过五十余年，未能继续修造，未能兼顾及此。至光绪丙申年，谱告成功，本拟进行修理上杭祖庙，不觉蹉跎又复蹉跎，转瞬将近十年。此时再不能搁置。（《阙氏宗谱》第3册）由此可知，虽然阙玉镳很早就得悉上杭的祖堂毁损，但始终力有未逮。加上重修宗谱的任务繁重，作为族内有数的科举“精英”，阙玉镳必须全力投入，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阙氏宗谱》重修完毕，阙玉镳才有精力计划返乡之行，但等到真正成行，却已是十年之后了。不论序中“蹉跎又复蹉跎”“再不能搁置”的说法具体所指如何，我们都可以推断的是，对于年届六十五“高龄”且从未到过上杭的阙玉镳来说，浙南与闽西之间往返近三千里的曲折道路，无疑是一段令人生畏的险途。

光绪三十二年（1906）农历三月三十日，阙玉镳一行从松阳县石仓启程，水旱兼程，于四月二十九日到达上杭县太平里，整个闰四月都在故里修庙扫墓、置办田产，到五月二十一日处理完各项事务，从太平里起身返浙，于六月十五日回到石仓，全部行程往返约2800里，前后历时106天。

《路程》对“回闽”过程记载得颇为详细，在每日行止、道路里程、日用消费、工程结算等方面，登记得尤为精心，使我们得以了解到活动的不少细节。《路程》开篇的“路途”部分记载：“（三月）卅日：汤浩门，四十里，中伙；七赤镇，廿里，宿。四月初一：源口村，卅里，中伙；道泰，卅里，宿。初二：杨梅岭，卅里，中伙；龙泉县，卅里，宿。初三：豫章村，廿一里，中伙；青坑村，廿五里，宿。初四：查田村，廿五里，中伙；小梅村，廿里，宿。初五，大泽村，廿五里，中伙；新窑村，廿五里，宿。初六：旧县村，廿里，中伙；松溪县，廿里，宿。初七：松溪县请船，坐到东游村，壹佰里，船内宿。”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对这一行人头八天的活动即可以产生清晰的印象。同样，依照《路程》中所记，我们也不难复原阙玉镳一行人往返浙闽的全部行程。

从这个行程表可以看出，阙玉镳一行人由浙入闽的去程约1510里，路上行走27天，加上3天休息，全程为30天。其中旱路780里，用时17天，平均每天46里。水路730里，用时10天，平均每天73里。显然水路比旱路省力不少，平均速度也快很多。从福建松溪县到延平府城，因为可以沿着松溪顺流而下，舟轻力省，300里水路，3天即到，平均速度可以达到每天100里。走旱路则要困难得多，费时长，速度慢。最慢的一段是从福建延平府城到顺昌县的洋口镇，大约120里旱路，却走了4天，每天不过30里，颇为艰辛。返程与去程的情况类似，只是因为路线有所调整，总里程少了200余里，缩短为1290里，路上时间比来时也节省了5天。但无论如何，这条漫漫长路，尤其是往返长达1500里的崎岖旱路，对阙玉镳一行来说，均是严峻的考验。

故乡的香火堂

百日左右的整个行程，虽然花在路上的时间将近一半，但行路并不是此行的目的，对阙玉镳等人来说，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在上杭太平里原乡重建一座“荣厚公香火堂”。

所谓“香火堂”，在清代石仓移民的概念中，是指住宅中专门用来供奉祖先牌位的空间，其真实所指只是住宅最后一进的厅堂，而不是整个建筑，但由于这一空间具有祭祀功能，因此成了整幢建筑的精神核心，人们也常常以香火堂来指称整幢住宅。比如现今仍存的三十余幢清代石仓大屋，当地人习惯上又称它们为“某某公香火堂”。“荣厚公”是阙玉镳所在的石仓茶排阙氏所公认的直系远祖，距玉镳13代，距离玉镳的曾祖阙天开也已10代，代际距离相当遥远。不过，繁复的世代细节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荣厚公香火堂”中同样供奉着阙天开的祖父阙盛宗（1670—1742），而他代表着石仓和原乡之间的真实关联。

查阅道光《阙氏宗谱》可知，阙盛宗的葬地已在松阳石仓，“坐落叶山边山场一处……上一穴安葬盛宗公坟墓，坐西东”。而盛宗三子于雍正十三年（1735）合力建造的石仓第一幢大屋“茶排杨庄开基房屋”，在盛宗去世后即被称为“盛宗公香火堂”，在诸子分家之后，又成为“阙氏家祠”而专事祭祀。与此同时，盛宗三子也为其父在石仓设立了数量不菲的祭祀田。从这些现象来看，阙盛宗与闽汀似乎已没有太大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道光谱同样还记载了“盛宗公福建尝”，即以盛宗公为名设立在福建上杭的祭田，其数量几乎与在浙江者相等。这种两地同时设立祭田的现象，在盛宗之后的其他阙氏族人身上并未再发生。因此我们推测，这也许是因为阙盛宗并非真正的第一代移民，而是晚年随子依亲才来到了石仓，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都生活在上杭。但如果进一步深究，或许在茶排阙氏后人的眼中，阙盛宗已成为连接移居地和原乡之间的重要的血缘纽带，在浙闽两地都为其设立“尝田”，可以提示出石仓移民的“根源”。因此上杭太平里的“荣厚公香火堂”，正可以看成对石仓“盛宗公香火堂”的投射和印证，而阙玉镳等人重返太平里的艰辛旅程，也正肩负着“寻根”和“溯源”的重要使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二十九日，阙玉镳一行到达上杭太平里。《路程》记载：“光绪卅贰年又四月初一日，王炳福木匠司承领东里乡山子坳下大坡下荣厚公嗣振章、玉镳等祖堂壹所。一栋三架，出水及柱头、椼桷、栋梁、水桯一任便用等项，俱一在内。当日三面言定，花边柒拾五元，每元圳兑，其余杂款一并在内，再者起完工红包在外。恐口无凭，此字是实。即去交头花边贰拾元正。本家阙延德代笔。”由此可知，到达故里的第三天（闰四月初一日），阙玉镳一行人即确定了重建祖堂的工程计划，以总价75元的价格，将建造的主工程承包给了木匠王炳福，并当即支付了头款20元。同样，在闰四月初一当天，阙玉镳一行人也把工程的泥水活承包给了“坭水司”王钦行：“光绪卅贰年又四月初一日，王钦行坭水司承包做香火堂。三面言断，每工包食洋贰角，每做有壹百工夫，贴肉三斤，油三斤，申洋九角，另贴洋壹元。柴盐茶叶用主家，当付英洋壹元。”除建筑实体外，香火堂中最重要的象征符号“香火”（香炉）也需要安顿。按照闽汀的习惯，新设立的香火堂，其“香火”需要先安置在世系邻近的香火堂中，称为“移炉”，待新堂建成后，再行迁回，称为“迎炉”。整个过程有着一套复杂的仪式，也都不容马虎。因此，香火堂的建设工程开工不久，闰四月四日，阙玉镳等人即在附近的“宇耕公香火堂”举行了“移炉”的仪式。虽然各项事务头绪繁多，但玉镳等人在到达原乡将近半个月之后，终于使重建香火堂工作步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