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07年7月,长江的浪头拍上防洪堤,我拖着浑身湿透的姑娘爬上岸。她躺在石阶上,碎花衬衫贴着身子,眼睛盯着夜空,嘴唇哆嗦着说:“你为啥要救我?”

我拧着雨鞋里的水,没好气地说:“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

她突然笑了,笑得比江水还冷:“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我愣住,马灯光一晃,照见她的手紧紧攥着脖子上的细绳,绳头坠进领口。我还没看清是什么,她已经翻过身,把脸埋进臂弯里,肩膀一抽一抽地哭起来。

那晚我熄了马灯坐在门口,听着身后屋里若有若无的抽泣声,心里反复琢磨她那句话——后悔什么?她跳江时那镇静的眼神又浮上来,和刚才那番话串一起,像根细铁丝慢慢缠上我的喉咙。

第一章

2007年7月,长江的汛期来得格外凶猛。

我提着马灯走在防洪堤上,雨刚停没多久,江水还在涨,混浊的浪头拍打着堤坝,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马灯的光在湿漉漉的堤面上晃荡,照出一片片水洼的反光。我已经在这条堤上走了十二年,闭着眼都知道哪段石阶生了青苔,哪块护坡石松动了。

走到三号涵闸附近时,我听见了水声。

不是浪头拍岸的声音,是有什么东西落进水里,扑通一声,然后是人挣扎的动静。我心头一紧,举高马灯往江面照,看见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在浑浊的江水里浮沉,眼看就要被卷进湍流里。

我扔下马灯,脱了雨鞋就跳下去。

江水比我想的凉,汛期的水流又急又猛,我拼命朝那个影子游过去,抓住她胳膊的时候,她几乎没有挣扎,整个人像是没了知觉。我拽着她往岸边拖,呛了好几口浑水,脚底终于踩到了堤坝的石阶。我半拉半抱把她弄上岸,她瘫在石阶上,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眼睛睁着,但眼神空洞得像一潭死水。

“姑娘,你没事吧?”我喘着粗气问她。

她没回答,只是躺在那儿,胸口起伏着,大口大口地呼吸。我捡回马灯,蹲下来照她的脸,二十出头的样子,脸色惨白,嘴唇发紫,身上的衣服是件碎花衬衫,被江水泡得贴在身上。

“你是自己跳下去的?”我又问。

她缓缓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冷静得让我心里发毛。不是绝望的人该有的眼神,更像是做了某个决定之后的平静。她点点头,声音沙哑地说:“嗯。”

“为啥想不开?”

她没再说话,撑着身子坐起来,抱着膝盖,看着江面发呆。我见她浑身发抖,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说:“先回我那屋暖和一下,你这样会生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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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拒绝,也没说谢谢,只是跟着我走。

护堤小屋就在堤坝下面,一间砖瓦房,里外两间,外屋放着防汛工具和一张旧桌子,里屋一张床一个柜子,墙上挂着几件雨衣。我让她先进屋,翻出一套干净衣服放在床上,说:“你先换上,我去烧点热水。”

她接过衣服,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终于说了句:“谢谢你。”

“不用谢,救人一命的事。”我摆摆手,去外屋生炉子烧水。

等她换好衣服出来,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双手捧着杯子,坐在凳子上,低着头不说话。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沉默了很久,才说:“沈小荷。”

“哪里人?”

“邻市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

她摇摇头:“没了,就我一个。”

我看着她单薄的身子,心里一软,没再追问。那晚她就睡在里屋的床上,我在外屋的竹椅上凑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去村里找支书老刘,说救了个落水的姑娘,没地方去,暂时住我那。老刘皱着眉头问什么来历,我说是远房亲戚家的孩子,父母双亡,来投奔我的。老刘没多问,帮我在村里登了记。

沈小荷就这么住了下来。

起初我以为她缓过劲就会走,可她一点离开的意思都没有。每天帮我收拾屋子,洗衣做饭,话不多,但手脚勤快。我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她低着头说:“没地方去,能先住着吗?”

我看着她那张没有血色的脸,点了点头。

那一年的汛期特别长,江水一直涨到七月底才慢慢退下去。沈小荷白天很少出门,晚上却常常一个人走到堤坝上,站在某个固定的位置发呆。我以为她是想不开,怕她再做傻事,就远远跟着。但她只是站着,看着江水,什么也不做。

有一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屋里的灯亮着。我凑到门缝边往里看,她坐在床边,背对着门,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在端详。光线太暗,我看不清,只隐约看见她脖子上挂着一根红绳,绳上系着什么东西,在她手指间转来转去。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随口问她:“你脖子上挂的是啥?”

她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摸了摸领口,说:“没啥,一个旧钥匙。”

“钥匙?开啥的?”

“我妈留给我的,说是老家衣柜上的。”她低下头扒饭,语气淡淡的。

我没再问,但那之后我注意到,她经常在没人的时候摸那把钥匙,有时候还会对着窗外的堤坝发呆,嘴里偶尔嘟囔着什么。有一次我走近了,隐约听见她在说:“爸,我回来了。”

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站在门外,没有进去。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她跳江时的眼神,想着她脖子上那把生锈的钥匙,想着她站在堤坝上发呆的样子。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

江水在窗外哗哗地流着,像是藏着什么秘密。

第二章

2008年春天,沈小荷已经在护堤小屋住了九个月。

这九个月里,她把我那间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叠得整整齐齐,锅碗瓢盆擦得锃亮。我每天巡堤回来,桌上总有热饭热菜。村里人都说我捡了个宝,我嘴上不说,心里也觉得踏实。

可她身上的古怪,也越来越藏不住。

头一件怪事,是她半夜出门。刚开始我没在意,以为她是起夜。后来发现不对劲,她出门的时间很固定,凌晨一两点左右,出去个把小时才回来。有一回我假装翻身,眯着眼看她轻手轻脚地拉开门,穿着那双旧布鞋,消失在夜色里。等她回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凌晨两点四十。她裤脚上沾着湿泥,鞋底也带着沙土。

我问她:“大半夜的,你上哪儿去了?”

她愣了一下,说:“睡不着,出去走走。”

“堤上黑灯瞎火的,有啥好走的?”

“吹吹风,心里舒服点。”她低着头进了里屋,没再解释。

第二件怪事,是她从来不提报警办身份证的事。我劝过她几次,说身份证得办,不然以后出门不方便。她摇摇头,说自己是孤儿,户口本早没了,办起来麻烦。我说我陪你去派出所问问,她脸色一下就变了,连声说不用,不急。从那以后,只要村里来穿制服的人,她都躲进里屋,把门关得严严实实。有一次镇上的巡警路过小屋,想进来讨口水喝,她听见摩托车的声音,二话不说就钻进里屋,半天没出来。我只好跟巡警说屋里有人休息,不方便。

第三件怪事,是她墙上那幅水彩画。

那幅画是她自己画的,用普通的画纸和水彩颜料,画的是防洪堤的一段,堤坝的轮廓画得很清楚,江水、石阶、远处的树,颜色涂得挺认真。我一开始以为她就是随便画着玩,没在意。后来发现她经常盯着那幅画看,一看就是半天,眼神专注得像是要把画上的每一笔都刻进脑子里。

有一次我在屋里整理抽屉,不小心把她的东西碰掉了。我弯腰去捡,看见一把生锈的钥匙躺在地上,就是她脖子上挂着的那把。我刚拿起来,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一把抢过去,动作快得吓人。

“别碰它。”她的声音有点抖。

“我帮你捡起来,又不是故意的。”我说。

她把钥匙攥在手心里,深吸了一口气,语气缓下来:“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很重要。”

“我知道,你说过。”

她没再说话,把钥匙重新挂回脖子上,转身去收拾床铺。我顺着她的背影看过去,墙上那幅水彩画正好映入眼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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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上的堤坝石阶处,好像有什么东西被铅笔轻轻圈了一下,很淡,要不是光线正好照在那个位置,我根本注意不到。

“你那画上圈的是啥?”我问。

她回过头,看了一眼画,脸色微微变了变,然后笑着说:“没啥,随便画的,画错了懒得擦。”

她走过去,把画从墙上取下来,卷起来放进了柜子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里翻来覆去想着这些事。半夜里,我假装睡熟,眯着眼睛看里屋的动静。大约凌晨一点多,沈小荷的房门轻轻开了,她穿着一件深色外套,踩着布鞋,轻手轻脚地穿过外屋,拉开了大门。

门缝里透进来一丝月光,她侧着身子闪了出去,门又轻轻合上了。

我听见她的脚步声往堤坝的方向去了,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江水的哗哗声里。

我坐起来,看了看墙上的钟,凌晨一点二十三分。

第三章

2010年3月,我决定查清楚沈小荷到底在干什么。

那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的夜出越来越频繁,有时候一晚上出去两三回。她的脸色也越来越差,眼底总有黑眼圈,像是睡不好觉。我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说没事,就是老做噩梦。

我不信。

那天夜里,我照常躺下,听见她出门的声音后,等了五分钟,然后穿上鞋,摸黑跟了出去。

月光很淡,江面上泛着白蒙蒙的光。我远远看见她的身影沿着堤坝往南走,脚步很快,像是急着去什么地方。我跟在几十米开外,尽量放轻脚步,借着堤坝上的护坡石和矮树丛遮掩。

她走到三号涵闸和四号涵闸之间的那段堤坝,停了下来。那一段的堤坝石阶年久失修,有几块护坡石松动了,长满了青苔。她蹲下身子,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我看清了,是一把小铲子。

然后她开始挖。

她挖的是石阶旁边的泥土,动作很熟练,像是干过很多次。铲子插进土里,翻开一块块碎石和泥土,她不时停下来,用手扒拉几下,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专注,甚至有些急切。

我站在暗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在挖什么?为什么要在半夜挖堤坝?

我想走过去问她,但脚刚迈出去,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石子。石子滚落的声音在夜里格外响,沈小荷猛地抬起头,手里的铲子顿住了。

“谁?”她的声音带着惊恐。

我打开手电筒,光柱照在她身上。她眯着眼,看见是我,脸上的表情从惊恐变成了慌乱,又强撑着挤出一点笑意。

“卫国哥,你怎么来了?”

“我跟着你来的。”我说,走过去,看着她脚边的土坑,“你在挖什么?”

“我……耳环掉了一只,白天掉的,我晚上来找找。”她把铲子藏在身后,笑得很不自然。

我看了看那个土坑,至少挖了二十厘米深,找耳环用得着挖这么深?我没戳穿她,低头看了一眼她放在旁边的水彩画。她把画带出来了,摊开铺在地上,画上那段堤坝的石阶处,有一个用铅笔圈出的细小标注,旁边还写着几个字,光线太暗,看不清。

“把画拿出来干啥?”我问。

“对照一下位置嘛,怕挖错了。”她赶紧把画收起来,卷好塞进口袋里。

我没再追问,帮她用手电筒照了照地面,说:“天黑,别挖了,明天白天我帮你找。”

“嗯,好。”她乖乖地收拾铲子,跟我回了小屋。

那之后,我夜巡的时候经常撞见她。有时候她在堤坝上徘徊,有时候她蹲在石阶边假装系鞋带。她的警惕性越来越高,我一走近她就停下动作,笑着跟我打招呼,然后转身回屋。

她的焦虑也越来越明显。以前她只是晚上出去,现在白天也坐不住了,老是在门口张望,盯着堤坝的方向看。她的水彩画重新挂回了墙上,但画上的标注越来越多了,有好几处都用铅笔圈了起来,旁边写着我看不懂的符号。

2010年3月18号那天,村委的人来贴了一张通知。

我出门去看,是堤坝改造工程的通知,说今年汛期过后,镇上要对防洪堤进行全面加固改造,施工队会在五月进场,到时候这一段堤坝要封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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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小荷站在我身后,也看见了那张通知。

她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眼睛死死盯着上面的字,嘴唇微微发抖。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突然转身冲进屋里,抓起墙上那幅水彩画,又冲出门,朝堤坝的方向跑过去。

“小荷!”我喊她。

她没回头,跑得很快,布鞋踩在堤坝的石阶上,发出急促的声响。她的背影在黄昏的光线里显得很单薄,手里紧紧攥着那幅画,像是攥着命根子。

我站在小屋门口,看着她消失在堤坝的拐弯处,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那天晚上,她没有回来吃饭。我等到天黑,实在不放心,拿着手电筒去找她。走到那段石阶附近,我看见她坐在石阶上,抱着膝盖,画摊在脚边,整个人像一尊雕塑。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她突然开口:“卫国哥,你为啥不赶我走?”

“我赶你走干啥?”

“我在这儿住了快三年了,你就不想知道我到底在干啥?”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在月光下亮晶晶的,像是含着泪。

“想。”我说,“但你不说,我就不问。”

她低下头,没再说话。

那天夜里,我回到小屋,翻出纸笔,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她的枕头边上。纸条上写着:“小荷,不管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

第二天早上,纸条不见了,她什么都没说,但早饭多给我煎了一个荷包蛋。

第四章

2017年5月,施工队进场那天,沈小荷整个人都不对了。

一大早,推土机的轰鸣声就从堤坝那头传过来,震得小屋的窗玻璃嗡嗡响。沈小荷正在灶台边熬粥,听到声音,手里的勺子啪嗒掉进锅里,滚烫的粥溅出来,烫了她手背,她没喊疼,就那么愣愣地站着,盯着窗外。

我走过去把勺子捞出来,说:“烫着了吧?快去冲冲凉水。”

她没动,眼睛直直地看着堤坝的方向,嘴唇发白。

“小荷?”

她猛地回过神,摇摇头说没事,转身去拿抹布擦灶台。但我看见她的手在抖,擦了三遍同一个地方,灶台上的油渍根本没擦掉。

那天上午,施工队的挖掘机开始在三号涵闸附近作业。沈小荷把早饭端上桌,扒拉了两口就放下了,说吃不下了。她走到门口,倚着门框,看着远处扬起灰尘的工地,脸上的表情让我心里发紧。

“你咋了?”我问她,“是不是嫌吵?”

“没,没有。”她勉强笑了笑,“就是……有点不习惯。”

我没再问,但心里明白,她不是不习惯,是害怕。

那之后几天,沈小荷的状态越来越差。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门口纳鞋底,而是整天抱着那幅水彩画坐在床边,翻来覆去地看。有时候一看就是半个钟头,手指在画的某个地方反复摩挲,像是要把那层纸摸穿。我走近她,她就赶紧把画合上,塞到枕头底下,装作在整理床铺。

她开始频繁地往堤坝那边跑。有时候说是去摘野菜,有时候说是去散步,但每次回来,脸上的表情都写着焦虑。她甚至试图阻止施工机械在堤坝某段作业——那天,我亲眼看见她站在一辆推土机前面,张开双臂,冲司机喊:“别挖了!这儿不能挖!”

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探出头来骂了一句:“你谁啊?挡啥道?没看见施工通知吗?”

我赶紧跑过去,把她拉到一边,跟司机赔不是,说她脑子不太清楚。司机骂骂咧咧地开着推土机绕过去了,沈小荷站在路边,浑身发抖,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你到底在怕什么?”我抓住她的肩膀,盯着她的眼睛问。

她躲开我的目光,低声说:“我怕……我怕堤坝挖坏了,江水会灌进来。”

“这是加固工程,不是扒堤。”我说。

她没吭声,挣脱我的手,转身回了小屋。

2017年5月17号下午,该来的还是来了。

那天我正在小屋里修一把断了腿的椅子,忽然听见工地那边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有人在喊:“挖出东西了!挖出个铁箱子!”

我放下椅子,走出去看。沈小荷比我跑得快,她已经冲到了工地上,拨开围观的工人,扑到那个刚从泥土里刨出来的铁箱子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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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箱子锈得很厉害,表面裹着一层厚厚的泥浆,看大小,像个老式的防汛物资箱。几个工人围着它议论,有人说是旧时候的防汛物资,有人说是谁埋的废铁。一个工人用铁锹敲了敲箱盖,发出沉闷的声响。

“这玩意儿该归谁?抬走卖废铁算了。”

“别动!”沈小荷突然尖叫了一声,声音尖锐得吓人。她扑到铁箱上,死死抱住它,像护着什么宝贝,“谁都不许动它!”

工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这女人发什么疯。

我挤进人群,蹲下身,看了看那个铁箱。箱子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孔很小,需要一把小巧的钥匙才能打开。我抬头看向沈小荷,她的脖子上挂着那把生锈的钥匙——她戴了十年的那把钥匙,一直挂在贴身的地方。

我的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小荷。”我压低声音,“这把钥匙,能开这个箱子?”

沈小荷的脸一下子白了。她抱着铁箱的手在发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我伸手去摘她脖子上的钥匙,她本能地往后缩了一下,但没躲开。我把钥匙摘下来,钥匙上还带着她身体的温度。我把钥匙对准锁孔,插了进去。

严丝合缝。

我的手顿住了,钥匙插进锁孔的那一刻,我能感觉到锁芯里的弹簧被顶开,发出轻轻的喀嗒声。锁,打开了。

“卫国哥……”沈小荷突然从铁箱上滑下来,跪在我面前,眼泪哗地流下来,“别报警,求求你,我告诉你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