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New Leftists）
编者按:
今天新左更新的文章尝试了一种不同的体例：一篇萨特《占领下的巴黎》式的反思性随笔。作者的笔下展现出了一种「怀旧乌托邦的深圳」。这个城市的气质，具象化了一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承诺：一个资本主义、科技、以商品化实现民主化的时代，一个硅谷与好莱坞象征着明天的时代。而今天，这种时代精神背后的意识形态已经在更根本的社会物质变迁之下，一声不响地碾作了齑粉。而方才长大不久的零零后，已经有了怀旧的乡愁。
这并非是第一次，在世纪之交，人们感受到一种一致的工业品的美。这种美建立在或多或少对美学对象的误认上。在今天，人们对完全机械复制的艺术品嗤之以鼻；可在从前，人们却对这种统一公差或尺度的产品趋之若鹜。我一直怀疑所谓千禧年的美是否真实存在，但身为同一代人的我，却对这种回首时体味到的感伤非常了解。但是，我并不认为那是美好的，或者说那是值得怀念的。因为我们对那个故去时光的想象无非是建立在彼时的——无知之上。因为我们一无所知，尤其是对血案之后的二十年一无所知，所以我不能同意这种对世纪之初泪流满面的感伤。实际上，与其说作者笔下的深圳是一种独特的，差异和边缘化的空间，倒不如说正是深圳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号召下，真正的用一种商品化关系式的同一性赋予人们一种奇异的知觉。即使是这一普遍性降临中的特殊性，实则也在本世纪初的疯狂中早早拓展到整个国家。
詹明信曾经说过，每一种意识形态的背后都存在着某种乌托邦冲动，而时常正是这乌托邦冲动，赋予了意识形态以魅惑的光泽，甚至让它描述的世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但这不意味着每一个乌托邦都是无罪的。田园的怀旧，可指向太阳朋克与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同样也可以指向新封建主义的过去，甚至是更面目可憎的「血与土的修辞」。同样，当我们在回忆千禧年的怀旧、新自由主义给予我们的一切承诺之时，一种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批判的反思，是必要的。
这意味着去思考：我们渴望的究竟是镀金色城市的午夜之梦，还是真实的乌托邦本身。
深圳是千禧年的故乡
为什么我觉得深圳是属于千禧年的故乡？
首先，深圳是千禧年美学的故乡。我们可以罗列出一些关键词：亚热带、阳光、柔光、高湿度、草坪、蓝色玻璃大楼、金属玻璃护栏、曲面与几何体、绿化带、鲜花、临近海边、繁华、充盈、杂乱、昂扬、公共的……极简主义恨不得把一切都压扁成色块，但它痴迷于玻璃、水滴、气泡和抛光金属。它要求物体必须有厚度，边缘必须有反光，空气必须有那种刚下过雨的湿润感。环保、绿色、阳光、美好、秩序、文明，这是一个与赛博朋克相反的世界，这是我们“曾经被承诺过的未来”。
光鲜的外表下，深圳似乎总是被批评是文化的荒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的历史太短了。深圳博物馆有一个十分出名的展厅，它火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珍稀的文物，而是它展出了很多特立独行的展品：打工人穿过的制服、用过的梳妆镜。它们圆润、拟物、由塑胶制成，看起来是千禧年特有的设计。你总是能在讲解它们的视频下面看到一模一样的评论：“像这样的展品，我全给他打烂了，只需要说一声对不起。”确实，它们很常见。可是不知怎么的，当我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总有一种想要哭的冲动。当任何其他省市的记忆都能构成一种不可褫夺的文化尊严，当人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冒犯别人的双亲是禁忌，养育我长大的这些城市化记忆几乎就和长辈们无异，但我却找不到保护它们的公序良俗。我总觉得他们将要打烂的不是一件普通的物品，而是我心中的乡愁。
在网络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说法，比如说红色塑胶凳是广东省省凳，猪骨玉米红萝卜汤是广东省省汤，这些工业文明才会出现的共识，这些我们能如此贴切的共情的处境，到底是不是文化本身的一部分？我觉得怪异的是，我们欣赏一件展品，不是思考它背后的时代，当时的人和展品交互的历史，而是看它值多少钱。我并不觉得这是某种对虚假承诺戳穿的清醒，而是班师回朝，就此告别能动与希望，回到崇古贬今的、稀缺性叙事的私有制旧把戏里。特别是当我们总是把历史当做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宏大叙事看待的时候，而我们又可以去参与创造新的历史时，总是无意识间产生这种自卑。
那什么是文化呢？我们能想到的文化，就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提到美国文化，我们会想到汉堡，好莱坞，社交媒体。当我们在说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总是下意识的往里插两个字，传统，不是中国文化，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是的，现在的中国人当然会再生产传统的中国文化。我们每年要过春节，小孩们要背诗词歌赋，还有央视上日复一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不过按照生活方式判断的话，第三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赛尔号、学而思算不算中国文化？推而广之，如果把我们的共同记忆都算作文化的话，盗版Windows系统、会向上收起的QQ菜单、叠满超链接的门户网站，这些算不算中国文化？孩子们在课本里读到古建筑技术的辉煌传奇，校门口的超市却贩卖着说不上材质的塑胶玩具。每天手里握着圆珠笔，却除了知道它能写字、不能把里面的墨汁洗出来喝以外，对其中的由来一无所知。这是两个矛盾的世界，一个是被教育界所期许的世界，另一个是圆润、滑稽可笑的现实。
正如 Frutiger Aero 之所以是复古的未来主义，正因为任何千禧年被创造出的工业产品，它们曾经透亮水润的设计外壳，在时间的洗礼下被镀上一层看不清的油膜和刮痕。塑胶是千禧年最诚实的物质：它廉价、可塑、无处不在、可以模仿任何质感，仿木、仿瓷、仿金属，但它从不假装自己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半透明，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结构；它圆润，没有尖锐的棱角；它脆弱，久了会脆化、发黄、露出粗粝的管线。那么，一个充满着对未来期许的设计，便成为了廉价的电子垃圾。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向来如此，被许诺的未来之下是琐碎的、令人作呕的、被夺去了时间与自由的廉价生活。Frutiger Aero 的光滑外壳，包裹的是全球供应链的血汗；千禧年美学的透明感，掩盖的是不透明的外包劳动。当塑胶脆化，这种包裹与裸露的辩证就暴露出来了。这或许就是深圳文化留给人们的印象：不是那种光洁的、被展示的未来，而是脆化后的真实：是白石洲、三和曾经的杂乱与生机；是城中村里用了十几年、已经发黄变形的塑胶洗脸盆；是第一代来深建设者们如今已经松弛的皮肤和不再挺拔的脊梁。
北京烤鸭，西安兵马俑，上海生煎，它们的流传度脍炙人口。理性地想想，深圳又给了我们什么呢？有一些食物是真正发扬于深圳的，比如榴莲披萨、海南椰子鸡、广式烧腊饭。但是榴莲披萨却出现在了全中国的任意一家披萨店里面，好像披萨本来就应该有这么一个口味。虽然猪脚饭在深圳很出名，但是这种广式烧腊在全国范围内都能看到，有时候只是一种打工人快速补充营养的普通食品。深圳建造了整个中文互联网的底座，无论是软硬件基础设施还是在线的文化消费，几乎都是与全国顺势同步的。要说到绝对可以贴上深圳标签的产品，航拍无人机、扫地机器人、筋膜枪，几乎所有的小家电都来自于深圳人的创造，这些总能算是吧？但是我们总是把它理解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我们会发现深圳的文化不是说没有，而是他太普通了，太大众了，全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无处不在。美国和西方社会输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总是会贴上，这是美国的标准，这是法式的品味，可是深圳从来没有大张旗鼓地给这些贴上深圳文化的标签，人们却反倒认为深圳没有文化，深圳是文化荒漠。当我们来自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难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总要改成中国某省市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异质性，也是一种规范性。它们划定了一个由先祖习惯支撑起来的辖域，生活在此的人被这个重心牵引着行走。比方说，总有更地道的北京人：新北京人不如海淀大院的，海淀大院的不如二环里的，二环里的不如住四合院、上厕所只能去公厕的。
千禧一代是中国第一代真正的游牧民族。我们没有像父辈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我们从小就习惯了流动，习惯了变化，习惯了离开家乡去远方寻找未来。我们的身份不是由出生地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共同记忆决定的。我们有时产生出的自卑并不是自己构想的，而是这种边缘化的归属感被压抑于新自由主义的谎言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秩序之间所滋生的。那么问题就是，正如德勒兹设想的那样，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地方，使得任何小众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不只是被包容，而是和普遍性的文化没有本质差异？我不需要在一个封闭的场馆中和同好讨论同人创作，而是这些内容本身能够像空气一样流动？深圳几乎没有基于地域文化的异质性规范，在深圳，一个常见但独特的问候语是，“你老家是哪里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知道你克服了重重阻力来到这里，巧了，我也是。”也就是说，在这里，你可以做一个纯正的中国人，游弋于任何从属于中国文化符号下的空间中。你再也无须担心你不够地道，因为这里是游牧者的故乡。
游牧者的自由，往往也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另一种说法。当千禧一代习惯了离开家乡去远方寻找未来，这种流动性恰好满足了资本对灵活劳动力的需求。没有根，意味着没有羁绊，意味着可以随时被调动、被优化、被裁员。得益于这种无根性，深圳的市场经济这片乡土人情的荒野里肆意生长，而它也同样埋下了独属于数千万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种子：公共性。数千万第一代深圳建设者脱离了自己原来的故乡候鸟般地来到这里。他们在深圳出卖劳动力，但他们的根在内地的农村，家乡的土地是他们的最后防线。这种双重身份，曾无形中消解了深圳作为政治公共空间的压力，因为矛盾被流动的地理空间稀释了。但到了千禧一代及更年轻的后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很多年轻一代虽然没有深圳户口，但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以及深圳所渲染的文化氛围构建了他们真实的人文底色，内地的乡村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他们成为了失地的城市工人，他们的故乡就是这个没有根的地方，他们无处可去。
太阳朋克作为赛博朋克的反面，它和 Frutiger Aero 的美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 Frutiger Aero 是资本主义蜜月期的幻梦：它是微软、苹果和跨国企业在千禧年初勾勒的蓝图，技术会自然带来文明，资本会顺便绿化地球，而太阳朋克是废墟上的社群自救：它诞生于气候危机、算法异化和新自由主义神话破灭的今天。它保留了千禧年对技术和绿色的乐观，但加上了公共和抗争的维度。它不再相信科技巨头会赐予我们美好生活，它强调的是劳动者通过分布式技术、绿色基础设施和集体协作，自己去构建可持续的生计。
塑胶是民主的材料。不像玉石或青铜那样被阶级垄断，打工人的梳妆镜是塑胶的，小学生的文具是塑胶的，商场里的座椅是塑胶的，它构成了千禧一代最平等的触感记忆。我们在为千禧一代的深圳经验赋形，在为那些不值钱的塑胶制品撰写悼词，在为游牧者的乡愁建立语法。这很重要，因为文化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叙述的。当足够多的千禧一代开始这样叙述深圳时，深圳文化就不再是荒漠，而是一片正在生长的块茎。它不是树，不需要根深叶茂。它只是连接，只是流动，只是"你老家是哪里的"那句问候背后，数千万人共同经历过的潮湿、明亮、带着塑胶味的青春。
我们或许不会像父辈那样怀念某个具体的村庄或小镇，我们会怀念的，是曾经的阳光，是深夜的猪脚饭，是加班到凌晨时看到的塑胶灯火，是那个永远年轻、永远充满希望的自己，即便我们曾被它指代的精神所背叛，但它给了我们一个创造未来的机会。不是独属于自己的未来，而是那个曾属于千禧年时分的、杂乱与生机共存的太阳朋克公共理想。
稿件来自于土豆泥
编者按由NLS编辑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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