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淮
在巴蜀大地的历史长河中，有句话流传甚广：“巴人出将，蜀人入相”。几千年来，这片沃土哺育了无数杰出人物，而清代遂宁张鹏翮，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他集政治家、水利家、文学家、外交家、教育家于一身，是清代268年间蜀人官位最显赫、政绩最卓著、名声最响亮的人物。康熙帝誉他为“天下廉吏，无出其右”，雍正帝称其“志行修洁，风度端凝，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耄耋之年的大学者黄宗羲赞他是“当代正人”。他一生辅佐帝业，清正廉洁，秉公办事，刚正不阿，在浩如烟海的清官廉吏中独树一帜，被誉为“清代第一清官”。
（张鹏翮画像）
这位一代完人，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他的为官与为人有哪些值得称道之处？为何能赢得两代帝王和天下百姓的交口称赞？让我们一起走进张鹏翮的传奇人生。
一、布衣入仕：从遂宁黑柏沟走出的一代名相
张鹏翮生于清顺治六年十一月十七日（1649年12月20日），祖籍四川省遂宁县黑柏沟（今遂宁市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明清两代，张氏家族是蜀中望族，共出了6名进士、18名举人，为官者达80余人，可谓书香门第、科甲蝉联。张氏入川始祖张万，明洪武二年（1369）从湖广麻城孝感乡入川，定居遂宁县黑柏沟，逐渐繁衍为当地望族。
张鹏翮降生之时，正值明末清初的动荡岁月。其父张烺后来自述的《烬余录》记载，顺治二年（1645），张氏家族饱受战乱之苦，流离转徙于蓬溪、西充、盐亭、阆中、邻水等地，风餐露宿。但即便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张烺始终将儿子的教育放在首位。逃难途中，他扶着母亲、带着年幼的张鹏翮，不忘对其谆谆教诲：遇高年者，尊之敬之；遇幼弱者，爱之恤之，勿致等于途人焉。每到一地，张烺就四处寻访名师，让儿子拜师学习。他本人也是一位积善好施之人，凡造桥梁、舍药材、施棺椁、修学宫、怜贫救孤之事，皆积极参与。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之下，张鹏翮从小就“自行修洁”“端静如成人”。
张鹏翮天资聪颖，3岁时便跟随父亲诵读《大学》，并能当场背诵出来，小小年纪便展现出惊人的学习天赋。13岁时，他随父回到遂宁，住在遂宁赤崖沟，拜川中名儒彭觉山（彭王垣）为师。彭觉山博通经史、擅长诗文，对张鹏翮影响深远。在赤崖山读书期间，有一则故事至今为人传诵：一次，先生外出十日未归，学子们读书闷倦了，便放下书本出去玩耍。张鹏翮独自站在山坡上，遥望涪江，问同学：“茫茫世间，人以何为首？”有同学答道：“人以官为首。”张鹏翮却不以为然，掷地有声地说：“茫茫世间，为民造福之志为首！”这一问一答，少年意气中已蕴藏着抱负与格局，为他后来55年的仕宦生涯定下了基调。
在父亲和名师的悉心教导下，张鹏翮苦读经史、学识日进。他曾在读到《陆宣公奏议》中关于朝廷官员行贿受贿的内容时，慨然感叹道：“伊尹一介不取，孔明淡泊明志，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决心向历史上的廉臣学习，洁身自好、建功立业。
康熙八年（1669），张鹏翮乡试中举；次年，年仅22岁的他进京赶考，一举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299名上榜者中，他是年龄最小的，可谓少年得志。从此，一介布衣步入宦海，开启了55年的为官生涯。他从刑部主事做起，先后担任礼部郎中、苏州知府、兖州知府、河东盐运使、浙江巡抚、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两江总督、河道总督、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几乎担任过清王朝从建立到走向鼎盛时期内政、外交的各种重要职务。雍正元年（1723），他被拜授为文华殿大学士，成为一代宰相，时人称其为“遂宁相国”，这是当时清廷汉人官员中极为少见的殊荣。
从遂宁黑柏沟的贫寒书生到辅佐两代帝王的当朝宰相，张鹏翮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靠的不是攀附权贵，而是实打实的才干、清正的品格与一颗为民造福的赤子之心。
二、以清为本：天下第一清官的为官之道
“天下廉吏，无出其右”，康熙帝对张鹏翮的评价，堪称清朝对官员清廉的最高褒奖。“居官要守得穷秀才本色，庶无贪念”“仕宦不得以贿败官，贻辱祖宗”，这既是张鹏翮为官的信条，也成为张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家规。
（胡传淮主编《张鹏翮研究》，2011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张鹏翮视廉洁为做官的首要，他的清廉不是装点门面的虚名，而是贯穿宦海全程、浸润人生每一个角落的本色。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评选全国清官廉吏，张鹏翮以无可争议的政声，被康熙帝树立为“廉能”典范之一。他廉洁到什么程度？据史载，他任河东盐运使时，“闻人言货贿，辄厉声叱之不少假”，身居要位却绝不从中牟利；任兖州知府时，他“不受官属一钱，不取民间一物”，先后平反冤民30余人，下令禁止向百姓收取“火耗”，深得民心。离任时，兖州官民拦路哭留，感人至深。
康熙年间，江南一带科场营私舞弊成风。康熙对此深恶痛绝，说只有“择第一清官以司学政”，才能革去弊端。张鹏翮素以清誉闻名，遂被委以江南学政的重任。史载，张鹏翮任学政期间铁面无私，“矢志矢公”。一些纨绔子弟手持京城权贵的亲笔推荐信，要求科考时给予“关照”，但在学政衙署前徘徊良久，慑于张鹏翮的正气凛然，最终“踯躅逡巡，不投而去”，竟不敢将荐函投出。他秉公主持科考，选拔了许多有识之士，但没有一个是因为与他有私交而被选上的。离任后，江南士子怀念他的亢直与廉洁，“每言及辄郗觑流涕”，其感人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出任吏部尚书时，张鹏翮为防止同僚拉关系、“打招呼”，在府邸厅堂上供奉关圣帝君塑像，旁边周仓手持大刀威严挺立。他将文牍案卷放置在神座旁边，若碰到说情行贿之人，便郑重地说：“关圣帝君在上，岂敢营私徇隐！”“周将军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很锋利，你不惧怕吗？”他借人们敬畏神灵的心理，巧妙地堵住了请托之门。
张鹏翮最令康熙称道的事迹，当数查处川陕总督吴赫贪污案。康熙三十八年（1699），川陕总督吴赫等侵吞挪用百姓籽粒银，张鹏翮奉命前往陕西查处。他秉公执法，严惩贪污，督抚以下有违法者皆按律治罪。康熙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事后在大臣面前赞叹道：“张鹏翮前往陕西，朕留心察访，果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者！”。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鹏翮不仅自己清廉自守，还敢于不畏权贵、秉公办事。康熙年间，两江总督噶礼诬告苏州知府陈鹏年，说陈的《重游虎丘诗》是“反诗”。康熙命张鹏翮审理此案。噶礼嚣张跋扈，扬言：“张鹏翮若惹到我的头上，我就杀了他的儿子（在噶礼部下为官）！”然而张鹏翮丝毫不为所动，秉公办事，否定了这个冤案。这种不畏强御的浩然正气，正是张鹏翮“清”字的真正内涵——不仅是金钱上的廉洁，更是精神上的刚正。
张鹏翮不仅勤思善著，更是躬亲实践、身体力行的楷模。他教育后代，为官“不得以贿败官，贻辱祖宗”，“律己公廉，执事勤恪”。他自始至终保持着穷秀才的本色，治家“务须摒除恶习，力于勤俭”。张鹏翮一生清廉，品格似竹，令人钦仰。
三、治国安邦：胸怀家国的社稷之臣
张鹏翮不仅是清廉的典范，更是实干能臣。他胸怀家国、心系百姓，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忠实践行者。纵观他的宦海生涯，从地方到中央、从内政到外交，处处可见他卓越的治国才干。
（一）扬历中外，政绩卓著
张鹏翮早年在地方任职期间，便展现出非凡的理政才能。在兖州知府任上，他不畏权贵，清理积压疑难案件，释放冤枉百姓，当地民风为之一变；还十分注重文化教育事业，修葺学宫，主持编纂了《兖州府志》。调任河东盐运使后，他不等不靠，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决定从三件事着手振兴河东盐业。他深谙“治盐先治水”的道理，修复盐池护堤、疏浚姚暹渠；又大刀阔斧改革盐政，制定“核实盐引通盐”措施，取缔私盐泛滥；“力请豁免加课”，极大减轻了盐商负担。
出任浙江巡抚后，张鹏翮排除漕运弊端，核查盐政税收；奏请修建定海县城垣、学校等。每一任职务上，他都以实干担当、造福百姓为己任。
（二）出使俄国，勘定边界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中俄东段边界线。而张鹏翮出使俄国的艰辛经历，为这个条约的签订立下了汗马功劳。
康熙二十七年（1688），张鹏翮奉命以兵部督捕理事官的身份，随内大臣索额图出使俄国勘定边界。索额图虽然是正使，但作为副使的张鹏翮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康熙之所以任用他，正是看重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原则底线的坚守。
出使之路极为艰险。从京师经过葱岭前往俄国，一路上颠簸难行，还要穿越当时被称为“绝漠”的大沙漠。张鹏翮一介文官，双腿被马鞍磨破，但丝毫没有退缩。途中，使团恰遇两个少数民族部落发生战事，先锋队伍被俘虏，处境十分危险。面对危机，张鹏翮大义凛然、坚决前行，并以诚心劝说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最终使被俘将士获释，使团得以顺利前行。
张鹏翮将一路上的山川风貌、风土人情、见闻经历详细记录下来，著成《奉使俄罗斯日记》。这部著作不仅是清代汉臣奉使出塞最早的记录之一，也是研究中俄关系史、清代边疆史的重要文献。他此行彰显的大国气节，使俄国不敢轻视中国人的坚守和忠诚，为第二年中俄边境谈判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治河安澜：功在千秋的水利专家
如果说清廉是张鹏翮立身之本、治国是他在朝堂之上的施展，那么治河则是他一生中最为耀眼、最为厚重的功业。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张鹏翮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担负起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重任，从此开启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治河篇章。
（一）临危受命，负重前行
康熙将治理黄河列为除去“三藩”、“漕运”之外的第三大要务，可见治河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康熙三十九年，河道总督于成龙因长期操劳过度病逝于任上，正值黄河泛滥、南北阻绝、运河淤塞的危急时刻。康熙深知治理黄淮乃国之大计，亟需一位操守好、能力强、敢于担当的能臣来接掌。他看中的，正是时任两江总督的张鹏翮。
张鹏翮起初上疏辞谢，自谓“才识短浅，未谙河务”，请朝廷另选“才堪治河之人”。但在康熙的坚决信任面前，他毅然决定肩负起这艰巨的治河使命。
上任之后，张鹏翮做了一件令后人敬佩的事——他没有直接入住河道总督衙门，而是直奔各地对相关河道进行实地考察。他不畏艰难困苦，风餐露宿，仅乘一叶扁舟，“东至海壖，南至江表，西至开归，北至徐兖”，遍勘黄、淮两河故迹，勘查黄河、运河河道。这种身体力行的作风，为他的治河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创造性的治河方略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张鹏翮终于找到了黄、淮“致病”的主要原因，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治河主张：
其一是“开海口、塞六坝”：拆除拦黄坝、疏通黄河尾闾、大辟海口，让河水有畅通的宣泄之途。其二是“借黄以济运，借淮以刷黄”：利用黄河之水来保障运河航运，同时借助淮河的清水来冲刷黄河泥沙。其三是“筑堤束水，借水攻沙”：通过修筑堤坝将水流集中起来，利用水力冲刷河道，清除淤积。这三者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治河方案，体现了张鹏翮深厚的工程智慧和对水利规律的深刻把握。
康熙帝详阅他的治河奏疏后赞不绝口，誉其“与朕向时所见甚合”，并谕九卿道：“张鹏翮遇事精勤，从此久任河务，必能有益。”因此，对其所上的治河奏疏一律批准施行。
（三）八年治理，功成民安
在张鹏翮的指挥下，数十万治河民工不畏艰险，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治河工程：导引湖水入江，排泄积水归海，大力治理下河；疏浚清口，引清敌黄济运；全面兴工，整治黄河；修治运河，保证漕运，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地推进。
治河工程耗费巨大，数以百万计的银两由张鹏翮调遣使用。但他“不以一钱利己”，每一分钱都用于治河工程。清正廉洁与实干担当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统一。历时八年，黄淮大治，漕运通达，下河连年大熟，人民安居乐业，这片曾经饱受水患之苦的土地上，终于呈现出百业俱兴的繁荣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张鹏翮不仅是一位水利实践家，更是一位水利理论家。他将多年治河经验编纂成《治河全书》《河防志略》等著作，详细记载了黄河、淮河、运河三大水域的源流、支派、地理位置及历年治理情况，阐释了其治河思想。《治河全书》在中国水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水利史》高度评价：“这不仅于国计民生贡献巨大，而且就其科学水平，也居当时世界水利工程最先进行列。”
如今，江苏省淮安市的二河闸修建了一座廉政文化教育廊，以纪念这位“二河始挖者、天下第一廉”的清官。张鹏翮治河的功绩不仅造福了当世的百姓，也跨越了三百年的时光，惠泽后人。
五、治学立言：文采斐然的理学名臣与诗人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清代第一清官、治河名臣，同时还是著述等身的学者和诗人。张鹏翮论诗主性情，开清代性灵派先声。他比清代性灵诗派主将袁枚早六十余年，其诗论主张直接影响到玄孙、性灵派大诗人张问陶。
张鹏翮勤于治学，现存诗词作品达600余首，题材十分广泛。他的诗文思想深刻、文笔优美，著有《冰雪堂稿》《如意堂稿》《信阳子卓录》《治镜录》《奉使俄罗斯行程纪略》《兖州府志》《遂宁县志》《治河全书》《关夫子志》《三国蜀诸葛忠武侯亮年表》《诸葛忠武志》等书，现存著作二十余种。后人辑其遗作，编有《遂宁张文端公全集》，经胡传淮整理，列入《蜀学丛刊·珍稀文献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胡传淮主编《遂宁张文端公全集》，2023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中，《信阳子卓录》尤为值得关注。全书共八卷，分为体道、致和、存省、修己、治人、闲道、博物七目，采辑前言往行并附以作者见解，核心内容围绕为官之道与个人修养展开，体现了张鹏翮深厚的理学修养和对修身治国的精辟思考。他在《信阳子卓录》中论述“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强调了清廉与忠诚的内在统一。
张鹏翮尤为尊崇历史上忠义廉洁的人物。他任河东盐运使时，曾专程前往河南郏县凭吊苏轼、苏辙墓，在二苏墓前赋诗两首，抒发敬仰之情。他手书的诗刻碑被人们尊为护卫陵园的“仗剑侍卫”。
值得一提的是，张鹏翮在史学领域亦有建树，曾主持编纂《兖州府志》《遂宁县志》等地情文献，为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还撰写了《关夫子志》《诸葛忠武志》，系统梳理了关羽、诸葛亮两位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体现了他对忠义、仁勇等传统美德的推崇。
张鹏翮不仅是明代以来蜀中张氏文学世家的代表人物，在整个清代文学史上也占有独特地位。张氏家族以科举入仕与文学创作为核心，家族成员中一人入《中国通史》，二人入《辞海》，四人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有“一家男女尽能诗”的文学特质，张鹏翮在其中居于奠基者的地位。他承前启后的文学贡献和示范意义，大大影响了从张问陶到近代的几代张氏子弟。
六、治家传德：清俭传家的家风典范
张鹏翮出生于书香世家，在良好家教的影响下，自幼便树立了远大的人生志向。父亲张烺在逃难中也不忘教诲，每到一地都为他寻师求学。这种重视家风家教的家传，被张鹏翮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鹏翮十分重视对家族后代的教育。他督促长子张懋诚主持修订《遂宁张氏族谱》，并亲撰谱序，编纂《家规辑要》来规范、约束家人及后世子孙。记载于《遂宁张氏族谱》中的《家规辑要》，包含了“忠孝为本”“清俭传家”等中国传统优秀的治家理念。其中特别强调：“存孝悌之心，行仁义之事；出为忠臣，处为端士；为士者诗书，为农者勤俭，使称为清白吏，子孙不亦美乎！”
“怀冰雪堂”是康熙帝赐予张鹏翮的匾额，期许他为官操守清正纯洁如冰雪般晶莹剔透。张鹏翮因之而建“怀冰雪堂”，并在《家规辑要》“禁戒第八”中手订“怀冰雪堂《家规》”，其中提到“怀冰雪堂家规尤严于始而慎于微”，要求子孙后世中为官者“仕宦不得以贿败官，贻辱祖宗”。
他还仿“周公得禾、孔子受鲤”之意，以“懋勤顾问，知遇崇隆，清正仁厚，进德立功”十六字为行辈字派命名子孙，既是一种期望，又是一种家族的烙印，将清廉家风注入张氏子孙的血脉，代代传承。
正因张鹏翮的言传身教，其后代为官者多清白吏。其子张懋诚历任奉天辽阳知州、通政使司通政使，被誉为“性忠直、有气节”；其孙张勤望等也颇有政绩。从张鹏翮到张问陶，张氏家族成为清代蜀中最为显赫的文化世家之一，“一家男女尽能诗”的文学特质广受赞誉，一门书香绵延数代而不绝。
七、青史留名：廉洁奉公的千古完人
雍正三年（1725）二月，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张鹏翮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一名地位显赫、位极人臣的“一品大员”离世后，家中却“四壁空虚”，仅存竹楼数间，以致无力安葬，时为三品官员的长子张懋诚也“囊橐潇涩”。面对“一棺清冷”，张氏全家痛哭流涕，但依然谨遵父亲遗训，对前来祭奠的同僚、亲朋赠送的银两、财物一概拒收。康熙帝曾说他“终身一茧衾，食无兼味，亦无田庐。有书楼数间，荒田数亩而已”，此言不虚。当雍正帝得知这一情况后，甚为感恸，特赐千两治丧白银，命其家人得以扶柩还乡安葬。
张鹏翮的灵柩离开京师之日，朝廷大小官员齐集奠送。长子张懋诚遵照父亲遗命，与家人一道，一顶帐篷、几辆马车，绕城而行，不惊民不扰民，历经数千里艰辛，终于将灵柩运回故土遂宁县中安里庆元山（今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月山村）。雍正四年（1726）三月二十六日，张鹏翮归葬于月山村庆元山金簪子坡上，与父亲张烺墓相邻。雍正帝亲赐谥号“文端”，亲自为他撰写墓碑碑文，赞誉他“志行修洁，风度端凝。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他逝世后入祀清朝贤良祠和遂宁乡贤祠，这是对一位官员的最高褒奖和终极肯定。
张鹏翮的廉洁，贯穿了他五十余年的宦海生涯，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他为官半个多世纪，“不取”二字是第一原则。他不是没有机会发财，恰恰相反，他几乎担任过清王朝从建立到走向鼎盛时期内政、外交的各种重要职务，历经盐运使、学政、总督、尚书，哪一个不是“肥缺”？但他却能“不以一钱利己”，在享受极高权力的同时保持了极低的自私，这在封建官场中是极为罕见的。他不仅自己清廉，还以身作则教育子孙，将廉洁作为一种家风代代传承，这种精神的力量，比个人的廉洁更为可贵。
八、一代完人的时代回响
张鹏翮以一介布衣入仕，为官从政五十五年，历经二十四任职务，多数时间位高权重，却能做到“主上不疑，同官不忌”。《二十四史》的记载都是秉笔直书、功过兼有，但现存有关张鹏翮的史料几乎没有记载他的缺点和过错，这在二十四史人物中极为罕见。从康熙帝的“天下廉吏，无出其右”，到雍正帝的“卓然一代之完人”，两代帝王对他持续四十余年的高度评价，足以说明他在人品、政绩、操守等各个方面的无可挑剔。
回顾他的人生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张鹏翮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清官楷模、一代水利专家、一代理学名臣，其核心在于：清廉是底色，实干是本色，忠诚是亮色。他少时便有“为民造福之志”，此后五十余年始终坚守初心、不改本色。在苏州，他为民请命、缓交赋税；在兖州，他平反冤狱、教化民众；在运城，他振兴盐业、轻徭薄赋；在江南，他清正学政、选拔真才；在俄国，他不畏艰险、不负使命；在治河前线，他八年呕心沥血、造福千秋万代。他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对国家、对百姓、对朝廷、对自己的高度责任感。
张鹏翮曾在《信阳子卓录》中写道，“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他一生躬行此道，在封建官场的风云变幻中树立了一座廉洁奉公的不朽丰碑。“茫茫世间，为民造福之志为首”——少年时代的壮言，他用一生的行动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今天，遂宁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仍然传颂着他的清廉故事，弘扬着他的家规家训。他的精神跨越了三百多年的时光，依然散发着熠熠光辉。在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张鹏翮这位清代第一清官所体现的公忠体国、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担当奉献的精神，与时代的要求依然高度一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和清廉榜样。他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的品格值得我们世代传承。
(胡传淮，四川蓬溪人，生于1964年，文学学士。曾任蓬溪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三级调研员。研究方向为四川地方史、巴蜀文化和遂宁市历史名人。出版《张问陶年谱》《张鹏翮研究》《遂宁张文端公全集》（合编）、《遂宁史话》（合编）、《遂宁历史名人研究》《遂宁高僧诗》《遂宁古代著述考》等著作80余部；发表论文、诗词、文史随笔300余篇。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5项。十余次获得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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