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dward Fishman
来源: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
特朗普并非开启经济战时代的人,而这一时代也不会随着他卸任而终结。21世纪以来,美国每一届总统实施制裁的频次,都大致是其前任的两倍。
近年来,这一趋势已然蔓延至全球。2019-2024年间,全球范围内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增加了两倍多;许多国家政府都在为经济战做准备,构建防御体系,抵御对手的经济攻势。
这场不断升级的经济军备竞赛,以及各国对经济安全的竞相追逐,其实反映了一种结构性失衡:当今全球经济赖以建立的诸多前提,早已不再适用。这套经济体系成型于繁荣安稳的20世纪90年代:那时,美国没有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中俄两国更多被视作潜在伙伴而非对手。
如今,地缘政治博弈卷土重来、愈演愈烈。那些原本为追求经济效率而搭建的体系——比如即时化全球供应链、以单一货币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如今都暴露出致命短板。对世界各国政府而言,当下的处境就好像身处一栋居住了数十年的老宅:往日安居无忧,如今风云突变,那些曾经引光纳暖的落地窗,反倒让整栋建筑直面狂风暴雨,岌岌可危。
经济战手段被各国频繁使用,本质上是各国试图改造现有全球经济体系、以适配当下地缘政治现实的努力尝试。金融体系、能源市场、科技行业与工业供应链,纷纷出现地缘经济割裂的迹象。只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未发生根本性变革,这种割裂就会持续下去。
经济秩序的更迭不可避免,旧秩序的崩溃并不意味着新秩序一定会更糟糕。问题在于,目前还没有人提出关于新经济秩序的可行方案,更不用说为建立这一新秩序而进行的协调努力了。相反,世界正滑向各自为战的博弈局面,这让人不禁想起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的经济乱象。无论如何,新的全球经济秩序正在逐步形成之中。
未来全球经济主要存在三种发展路径,每一条都兼具机遇与风险。
第一种路径,力求最大限度维系全球经济一体化,降低现有市场、商业模式与供应链受到的冲击。在这套全球化2.0体系下,各国将通过制定统一规则与行为准则,约束制裁、关税、出口管制等手段的滥用,以此管控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这就好比为经济战制定一套“日内瓦公约”,明确划定强制性经济手段的使用边界;同时各方达成类似“军备控制”的协议,承诺克制使用杀伤力最强的经济工具。与此同时,各大国还将制定更为清晰的经济威慑策略,以阻止竞争对手违反这些规则。
这条路径理论上颇具吸引力,但实际推行难度却最大:至少需要中美两国达成多年来始终未能实现的深度共识,它也要求美国历任总统做出前所未有的自我克制。经济战之所以在华盛顿备受青睐,一大原因是美国总统手握广泛的法律授权,可以轻易动用这类手段。而且在多数人看来,相比袖手旁观或是诉诸武力,经济战更为可取。
第二种路径,是形成相互对立的经济阵营,格局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有相似之处。阵营的构建形式多种多样,从区域维度来看,美国可主导西半球阵营,中国立足亚洲,德俄划分欧洲势力范围,其余国家则或选边站队,或保持中立。此外,还会出现范围更小、聚焦特定领域的联盟,例如联合搭建关键矿产一体化供应链,或是打造美元金融体系的替代方案。
国际经济学家大多不看好阵营化体系,他们的观点不无道理:相比全球一体化模式,阵营化体系的经济效率会明显下降。但效率并非衡量体系优劣的唯一标准。倘若美国能打造出规模庞大、凝聚力强的阵营,依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活力,同时还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安全保障。毕竟,美国经济历史上增长最强劲的几十年,恰恰处于冷战阵营化格局之下。
各种联盟不会凭空形成,需要各国主动谋划、合力搭建。但目前,中美两国都并未全力推进这一路线。特朗普执政期间,华盛顿不仅对对手发起经济战,连盟友也未能幸免,这严重损耗了构建广泛、稳固阵营所需的信任基础。
第三种路径是交易主义:各大国不再遵循统一的合作准则,而是凭借自身影响力,争取最有利的双边协议。这一模式与特朗普政府此前推行的策略高度契合。对美国而言,该模式存在一定吸引力:作为全球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在绝大多数谈判中都能争取到有利条款。但这套模式存在致命缺陷:它会促使各国采取避险措施。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是加拿大、德国、日本、英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也会主动搭建非美元支付体系,减少对美国科技平台的依赖。长此以往,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与经济繁荣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不过,这条道路最大的风险并非经济方面的,而是地缘政治方面的。一旦各国不再相信能够依靠自由贸易获取市场与资源,就会更倾向于动用军事手段达成目的。久而久之,领土扩张会从尘封的历史糟粕,演变为被视作合理的战略目标,帝国主义与武力征服的风险也会随之加剧。
未来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走向,是关乎美国发展命运的核心议题。而新秩序的演变不会等待美国做出抉择,经济割裂的进程已然开启。无论华盛顿是否主动引导局势发展,全世界都将共同承受最终结果。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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