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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骇河携上古遗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城蜿蜒而来。

她载着儿童的懵懂、青年的理想、老人的叹息,

也载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真实的烟火气与生命力。

这不是遥远的尘封的历史,

而是我们父辈的青春,更是我们成长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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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骇河

郑 欣 著

作家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新书介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徒骇河静静环抱着水城。小说借由一个懵懂孩童之眼,窥见了改革开放初期四方水城的众生相。在时代的洪流中,小人物的爱与恨、挣扎与希望如河水般交织流淌。徒骇河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历史的隐喻——它以乡愁氤氲的烟火气,定格了一幅充满人性温度与时代质感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画卷。

作者介绍/郑 欣

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主修法国十九世纪文学,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以小说、剧本、译作等为主,作品见于《人民日报》《文艺报》《十月》《当代》《剧本》等报刊。曾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中国翻译事业优秀贡献奖”,编剧作品舞剧《牡丹亭》获第七届中国荷花杯舞剧舞蹈诗金奖等,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获贵州省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贵州省首届文学奖长篇小说一等奖等。

文章试读

水 城

就要下雾了。

时值晦日,上穹里无月无云,太白晨星收却了清冽皎然的光芒。天地间,一片沉而厚的黑紫色,像积年的大幕,深重,厚密。大幕尚未开启,它默然无语地低垂着,紧闭着。

遥遥地,一只公鸡开始打鸣了,拖出细微而悠长的调子,断断续续的嘶哑的尾音,若有若无逐渐散去了。

四下一片寂静。比照着鸡鸣之前,这份寂静,更加显示出无可名状的无边无垠。也就是这个当儿,浓厚的深色调的天幕拉开了一丝缝隙,透出了微弱的天光。

鸡鸣声就突然间由远及近,此起彼伏了。

微白的天光里,万物的边界,忽而被晕染成入水过后模糊寥落的轮廓。城郭、林木、农田、水域、河道、坦陈直白的道路、静若平和的地平线,瞬间笼罩在弥漫开来的浓厚不一的雾霭之中。的确是一瞬之间,速度之快,叫人实在看不清这份氤氲是从地下升腾而起,还是自天穹而降。

最浓重的雾气,发自平阔而绵长的徒骇河。一簇簇,一团团,俯瞰下去,整条河道的上空,宛若盘桓着一条灰白色的巨虬,沉睡乍醒,载浮载沉。它懒懒地饱饮着天地之精华,向着纵横之涯际伸展出每一片鳞爪,却不知怎么的,忽然间就收不住了。它的力道还没有开始聚汇,便后继乏力地弥散开去,直至和远近的雾气融为一体。刚才那漆黑如墨直至透出紫色的天幕,也不过就在这须臾工夫,幻化为笼罩四野的遮天迷雾,无形无影间掩盖了所有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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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混沌,天地归一。

这茫茫然如若无物的世界,颜色却是次第深浅幻化着的,墨黑色,深紫色,藏蓝色,青灰色,苍白色,好像这初始的纪元是逐渐升腾起来,越发地清朗透亮。

终于,一轮红日,于遥远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那浓厚的雾霭,不期而至,不消多时也便荡然无存了。像是为了证明刚才的雾霭并不曾真正存在过,天边没有一丝云彩。穹庐四覆,像一件巨大的钧瓷器皿倒扣下来,那色泽由白而青,由青及蓝,如同在昨夜银河之中涤荡过沐浴过,纯洁匀净,纤尘不染。

银河下界,化为人间的江河湖海。

巨虬隐去后,徒骇河更显平静随和,遥遥呼应着金线河、赵王河,以及另外一条岁月尚显青春的、由南而北流淌、曾经见证帝王将相挥斥方遒的京杭大运河。当然,向南不到百里处,还有已经接近入海口、从而开始放缓了步伐、收敛了气势的黄河。其间远远近近的,还流淌着叫不出名字的数十条河流,宛如这片土地上不知名的毛细血管,茂盛而隐蔽。它们交织在一起,细密得如同一张蛛网,实在是无法逐一辨认,逐一命名。

宁静之间,四条河渐渐靠近,交汇成湖泊,完成了静水深流的融汇与幻化。之后,它们再次启程远去,把过往皆抛诸脑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向北边,向东边,悠悠然汇入更远的江河湖海去了。

所有的水道,从黄河到徒骇河,都显示出了阅尽山川的淡泊随分,再也不想彰显个性。它们默默地、倦怠地、舒缓地赶着路,自顾自体会着汇入大海之前,最后一段生而为河的历程。

河流身后,碧空如洗,大地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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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而深厚的泥沙沉积下来,对于千百年间曾经泛滥改道的乖戾嚣张,就像老年人觉得年轻时的荒唐不堪回首,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着一词。

河流低垂着眼帘,漠然着,沉默着,宽厚着,坦荡荡地祭献出一片毫无沟壑、没有起伏、不显崎岖、广博厚重的土地。它们的岸边,间或有着一两个模糊的人影,那是早起垂钓的人。

初升的红日,让一道道没有山川陪伴的河流,越发地平静而清越。平整无涯的原野上,有灌了浆的沉甸甸的麦子地,风一过红缨子就飘飘洒洒的棒子地,已然开始挂果的枝丫纵横的果树,还有因着精耕细作而尤为齐整的瓜地与菜地,从云端看下去,真是畦畦规整,垄垄清明。

早起的农人,施施然出没在阡陌交通的田间垄道了,只不过刚刚破晓,他们的脚步尚显滞缓。田野外的道路上,第一批马车或者骡子车组成的行列早已井然有序。车把式斜斜地歪着,抽着手里的鞭子,轻快地吆喝着听话的牲口。车子上堆垛着的粗麻布口袋,或者柳条箩筐,装满了要卖到城里去的瓜果蔬菜。

鞭子打下去,把头的车子前面那些大牲畜,马啊,骡子啊,也都知道挑头带队的职责,一声不吭迈开步子,不快不慢地领着后面的车队,踢踢踏踏前行了。

往西,不过十余里地,又是一片开阔的水域,形若铜镜,天光水影环围住闻鸡即起的城郭,把它变成了一座四四方方的岛屿。这座岛屿,不,是这座水城,水中有城,城中有水,水中不同的深处,生长着鱼、藕、苇、蒲。水面之上,水鸟密集,清晨时分更是鸟鸣嘤嘤,声声悦耳。

据不同年代的县志相互印证推论,上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左传》中记载,在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此地即为聊摄故国,晏子力谏齐景公减轻苛捐杂税时说:“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对于此文,《辞源》有注“聊摄,齐西界也”,属于齐鲁之间的花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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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漫长的历史里,人们背负着沉重的家园,经过多次战争、血洗、迁徙、重建之后,三次移址,四次建城,才逐步稳固下来的。

目前所见的这所水中方城,乾隆版《东昌府志》记载,始于北宋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当时的人们长久以来疲于奔命,急于驻足定居,只匆匆修建了一座土城,便也居住了三百多年。

直至公元1372年的明朝洪武五年,守御东昌的平山卫指挥佥事陈镛经过多方勘察,才谋划将土城改建为砖石结构。

这姣容弗露的大明石城是什么样子?今日,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早文字记载是此后一百五十余年,也就是公元1525年的嘉靖四年,李廷相写的《重建东昌府城记略》碑文描述,该城方圆约七里,高三丈五,基厚二丈,顶宽可以两辆马车并行。内墙用三合土夯筑,外墙用砖石砌垒。城设四门,上筑门楼,外设瓮城。南、东、西瓮城为扭头门,南门东向似凤头,东、西门南向似凤翅,北门北向似凤尾,故名凤凰城。四城门楼皆重檐歇山,四角飞翘,东曰春熙,西曰清远,南曰正德,北曰宣武。

时间又过了四十年,来到了大明万历年间,水城再次整修一新。公元1579年的万历七年,于慎行撰写了《东昌府城重修碑》;公元1600年的万历二十八年,王汝训纂修的《东昌府志·建置志·城池》。上述两文中均记述,“知府莫与齐奉抚按檄重修”。

重修的城池,增建了五处护城神祠,垛口二千七百余,城增高为三丈五尺,厚二丈;河水深减为七尺,宽增为十七丈;增建了高八尺,厚二丈的护城堤,延亘二十里。改了门额,东曰寅宾,南曰南薰,西曰纳日,北曰锁钥。附城为郭,郭外各为水门。

比较明洪武五年建城记载,可以看出这次重修调整了城郭防御设施,其他城内基础规划依旧保持了大宋及明初遗风。

水城方方正正,对角线的中心,是这座城市的制高点,巍峨耸立的光岳楼。也有很多人,喜欢唤它作余木楼。名唤余木,是明初洪武年间修建城墙所剩的木料,好比无材补天的顽石,却也修出了一座榫卯结构的全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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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逝中,这座以所余之木修建,自带着退而求其次的谦逊命格的光岳楼,成为不少史书史料记载中不可或缺的笔墨。据称,康熙帝四次登临,乾隆爷六次畅游。尤其是康熙帝,饱览水上城池的盛景后,还意犹未尽地留下了一幅“神光鍾暎”的御笔亲题匾额,至今仍悬挂在东向的楼宇之上。

城内,百姓们生活起居的街区,则一直沿用着大宋年间规划修建的城池雏形,大体维持着千余年来不变的格局。余木楼既是这座水城的制高点,也是对角线中心点,东南西北向外伸展有四条主路,分别叫作楼东、楼西、楼南和楼北四条街。由余木楼沿四条街向外走约莫半里地远近,又各有一个街口,分别叫作东口、南口、西口和北口。四口再向外走,便是城市通往湖水外面的四座桥了,分别叫作东关桥、南关桥、西关桥和北关桥。

名字就这么简单,这么直白,毫无一丝文墨修辞。唯其简单直白,也就千百年里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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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骇河》

郑 欣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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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邓 宁

一审:刘岂凡

二审:刘 强

三审:颜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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