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晨，今年25岁，在一家互联网营销公司做策划。三个月前，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会和公司里那个以铁腕著称的40岁女总监徐曼同居，甚至面临结婚的选择，我一定会觉得他疯了。
一切的开端源于一场意外的暴雨。那天晚上十一点，我和徐曼刚在公司熬完一个大项目的比稿。她是我的直属领导，平时在公司里总是穿着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踩着高跟鞋，眼神锐利得能挑出方案里最隐秘的错别字。大家私下里叫她“女魔头”，我也不例外，对她除了敬畏，更多的是保持距离。
下班时雨下得像瓢泼一样，我的电瓶车根本没法骑。徐曼把车开到我面前，摇下车窗，语气是一贯的不容置疑，让我上车她顺路送我。
我推辞不过，只能拘谨地坐在副驾驶上。然而当车开到我租住的老破小楼下时，房东打来了电话。因为顶楼水管爆裂，我的单间已经被淹了，连床垫都漂在了水里。
我站在雨中，握着手机，脑子里一片空白。刚毕业两年，我的存款少得可怜，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那一刻的无助感几乎要把我吞没。
徐曼没有急着开车走。她撑着伞走到我身边，看了一眼满地狼藉的楼道，又看了看像落汤鸡一样的我，眉头微皱。她没有说任何安慰的废话，只是淡淡地说，她的房子很大，刚好有一间空着的客房，我可以先去住几天，等找到新房子再搬走。
我本能地想要拒绝，毕竟和女上司住在一起实在太越界了。但她接下来的话堵死了我的退路，她说这是为了保证我明天能准时出现在早会上，项目还没收尾，她不允许团队里有人因为私事掉链子。
就这样，我提着一个勉强抢救出来的行李箱，住进了徐曼的家。
那是一个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大平层，装修是极简的黑白灰色调，干净、冷硬，就像她在公司的伪装。但我很快发现了这套精美房子背后的荒芜，冰箱里除了矿泉水就是过期的沙拉，厨房的灶台干净得像样板间，客厅的茶几上散落着安眠药和各种止痛片。
住进去的第二天是周末，我早早起床，去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一些新鲜的食材。我出生在寻常人家，从小就习惯了自己动手做饭。
当皮蛋瘦肉粥的香气在冷冰冰的空气里弥漫开来时，徐曼穿着真丝睡衣从卧室里走出来。她看着厨房里忙碌的我，还有餐桌上冒着热气的早餐，愣了足足有一分钟。
那是我们之间第一次产生工作之外的交流。她坐在餐桌前，喝了整整两碗粥。吃完后，她没有像往常那样看文件，而是看着窗外的阳光，轻声说了一句，她已经快三年没有在家里吃过热气腾腾的早饭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总监，只是一个被生活和工作重压剥夺了烟火气的普通女人。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白天在公司，我们依然是严厉的上司和谨慎的下属；到了晚上回到那个空间，我成了掌勺的主厨，而她则成了一个会因为吃到红烧肉而露出满足微笑的食客。
我会帮她修好主卧里一直闪烁的顶灯，会把她随手乱扔的衣服叠好，会在她偏头痛发作时，替她熬一锅浓浓的天麻鱼头汤。
我能感觉到她在变化。她脸上的冷硬线条逐渐柔和，回家后不再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而是会倒一杯红酒，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看着我切菜炒菜，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着天。
她告诉我，她三十岁那年离过一次婚，前夫觉得她太强势，选择了离开。从那以后，她就把自己嫁给了工作，用坚硬的铠甲把自己包裹起来，以为只要足够强大，就不需要任何人的温暖。
有一天她去参加了一个级别很高的应酬，喝得酩酊大醉。我接到她司机的电话，下楼把她扶了上来。一进门，她就踢掉了高跟鞋，整个人软绵绵地靠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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