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那套带院子的房子拆迁款打进存折的那天，我坐在床头，手心里全都是汗。两百多万，这是我这辈子没见过的一笔巨款。我和老伴苦了一辈子，老伴走得早，留下我和一儿一女。那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笔钱终于能让我在这世上挺直腰杆，也能给老李家留下一份厚实的家业。
那天晚上，儿子建国和女儿建萍都回了家。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微妙，连平时最爱闹腾的孙子也被儿媳妇拘在身边，不怎么出声。我把存折拿出来，红色的本子在白炽灯下反着光。
建国先开了口，他往我碗里夹了一块红烧肉，说他看中了一套学区房，还差个首付，另外他还想跟朋友合伙盘个建材店，算下来刚好需要两百万。儿媳妇在旁边帮腔，说这都是为了老李家的香火，孙子将来能上好学校，建国的事业要是做大了，我这个当妈的也跟着享清福。
我听着心里感觉挺妥帖，点头答应了。就在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建萍放下了筷子。
她眼眶有些红，嘴唇动了好几次才出声：“妈，大明的厂子倒闭了，欠了外面几十万的债，小宇这两天又查出肺炎住院，医生说要交押金。您能不能……能不能借我二十万？等大明找到新工作，我们一定慢慢还您。”
屋里突然安静下来。建国皱了皱眉，儿媳妇拉长了脸，把筷子往桌上一重重一放。我看着建萍那张憔悴的脸，心里不是没有过挣扎，但那些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像一根根钉子死死钉在我的脑子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家产从来都是留给儿子的，哪有拿娘家的钱去填婆家窟窿的道理？
我避开建萍恳求的眼神，硬着心肠说：“萍啊，不是妈不疼你，这钱是留给你哥立业的。大明是个大男人，遇到难处该自己想办法，不能总指望娘家。再说了，你哥要是拿不出这两百万，那生意就黄了，学区房也买不上，这可是咱们家的大事。”
建萍定定地看着我，眼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她没有哭闹，也没有像儿媳妇那样甩脸色。她只是默默地站起身，去厨房把碗洗了，然后把垃圾袋打好结拎在手里。临出门前，她轻声说了一句：“知道了，妈。您自己多保重。”
那一晚的门关得很轻，却没有想到，那一扇门关上，就把我们母女今生的缘分彻底隔断了。
起初的一年，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建国拿了钱，顺利买了宽敞的学区房，我也跟着搬了进去。开头的日子是舒心的，儿媳妇天天笑脸相迎，孙子绕着膝头喊奶奶。
逢年过节，我偶尔会想起建萍，给她打过两次电话，她那边总是很忙，匆匆说几句就挂断了。我心里有些气恼，觉得这孩子气性太大，不就是没借钱给她吗，亲妈还能记仇不成？等她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日子一天天往前走，水面下的暗礁渐渐露了出来。建国和朋友合伙的那个建材店，因为他不懂行又爱摆老板架子，不到三年就亏得底朝天，不仅把剩下的钱全赔了进去，还欠了外债。家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压抑。儿媳妇的笑脸没了，摔摔打打成了家常便饭。
我的处境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一开始我住在朝南的大次卧，后来建国说想把次卧改成书房方便他在家办公，把我挪到了北边没有阳光的小房间。再后来，北边的房间要给孙子做独立卧室，我就被安置在了阳台改造的一个狭小隔断里。冬冷夏热，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
每天早上我起得最早，做好一家人的早饭，然后去菜市场买最便宜的打折菜。晚上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就在厨房里收拾油腻的碗筷。有一次我腿疼得厉害，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儿媳妇一边拖地一边指桑骂槐，说家里养着闲人，连点眼力见都没有。建国坐在一旁刷手机，像聋了一样，连头都没抬。
那天夜里，我躺在阳台冰冷的硬板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眼泪无声地流进花白的头发里。我想起了建萍。以前我住在老房子的时候，每逢换季，建萍总是第一个提着大包小包来看我。
我腿疼的老毛病，也是她用红花油一点一点给我揉开的。她虽然家里条件不好，但每次包了饺子，总要装在保温盒里，骑着电动车给我送来，到我手里时还是烫的。
我颤抖着摸出那台旧手机，戴上老花镜，翻出那个已经很久没有拨过的号码。按下去的那一刻，我甚至想好了要怎么开口，我要跟她说妈知道错了，妈想去看看小宇。
电话里传来的，却是冰冷的机械女声：“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愣住了，不甘心地又拨了一次，两次，三次……依旧是空号。第二天，我瞒着建国，自己坐公交车去了建萍婆家以前住的那个老旧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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