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亿万中国儿童不再“麻痹”，记“糖丸爷爷”顾方舟诞辰100周年|活疫苗|流感疫苗|糖丸|脊髓灰质炎病毒|顾方舟

阅读摘要：如今，距离顾方舟研发出那颗护佑亿万儿童的糖丸疫苗，已过去六十余载。那颗小小的糖丸，早已融入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成为童年里一抹最甜的安全感。分享会上，每位观众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枚纪念卡。上面是顾方舟先生俯身为孩童喂服糖丸的照片，照片下方印着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健康对于生命，犹如空气对于飞鸟，有了空气，鸟儿才能展翅飞翔。珍惜生命，爱护健康。”卡面上的老人微笑着，目光温和坚定。他为亿万中国孩子净化了那片名为“健康”的天空，让飞鸟得以自由翱翔。而今天，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与医卫工作者，正像他一样，继续守护着这片天空。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侯佳欣张瀚允王宁文图/视频）“一个人活着，不是光为自己，还要为大众。医学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是国家需要，那你就要一干到底，一辈子就干这个。”

6月14日，在国家图书馆“一生一事，糖丸济世——‘人民科学家’顾方舟记忆分享会”上，一段尘封已久的影像将时光拉回半个多世纪前。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依次翻过：那位年轻的科学家，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在偏远的山沟里，带着团队一点一点攻克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以下简称“脊灰”）疫苗的难关。台下，百余位观众肃然凝望。

今年，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病毒学家顾方舟诞辰100周年。他曾在国内首次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成功研制出我国首批脊灰活疫苗和糖丸疫苗，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称他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但更多人亲切地叫他“糖丸爷爷”。

一颗小小的糖丸，已经跨越时光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而“糖丸爷爷”留给后人的，远不止于此。

一个决定改变亿万孩子命运

要理解顾方舟的选择，就要回到那个脊髓灰质炎肆虐的年代。

日历翻回1955年，江苏南通暴发了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情，1680人患病，466人死亡。疫情迅速蔓延到全国，家家户户把门窗关起来，不敢让孩子出门。人们对这种病毒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研发出疫苗。

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被借调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继续从事脊髓灰质炎的研究。1958年，他的研究小组在国内首次利用组织培养的技术，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从病原学和血清学的角度，证明了上海的流行，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以Ⅰ型为主）引起的，为疫情控制提供了第一手科学资料。同一年，顾方舟还随中国医学科学院沈其震院长到云南昆明考察，选定玉案山作为脊灰疫苗的研究生产和猿猴繁育基地。

1959年春天，顾方舟一行人被派往苏联考察学习脊灰疫苗技术。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上，“死”疫苗与“活”疫苗的争论针锋相对，美国的索尔克主张死疫苗（灭活疫苗），塞宾则力主活疫苗（减毒活疫苗）。两位顶尖学者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顾方舟坐在台下，一条一条地记，一笔一笔地算。

国家图书馆“一生一事，糖丸济世——‘人民科学家’顾方舟记忆分享会”现场。此次活动，由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顾方舟口述历史的采访人范瑞婷担任记忆分享人，围绕国家图书馆建设收藏的顾方舟口述史料，以使命、传承与家风三大主题，重温了顾方舟先生投身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以毕生心血打造“糖丸”的历程。

他心里清楚，中国等不起。“死”疫苗安全，但一针要差不多十美元。当时的中国，每年有上千万新生儿，加上学龄前儿童，需要免疫的人口数以亿计，经济上扛不住。更重要的是，全国还没有一支能下乡打针的队伍。活疫苗有风险，但成本低、能口服，还能在人群中自然传播免疫。

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向当时的卫生部建议：走“活”疫苗的技术路线。建议很快被卫生部采纳。多年后回看，这一抉择，被公认为我国战胜脊髓灰质炎的决定性一步。如果当年选错了路，中国消灭脊灰的进程，可能要推迟数十年，代价将是数十万计的孩子失去健康或死亡。

疫苗成产出来之后要经过检定，检定结束后还必须经过非常关键的临床试验。谁来第一个做人体试验呢？顾方舟没有犹豫，先在自己身上试，一周后一切正常。成人有免疫力，儿童安全怎么来证实？他抱来不足一岁的大儿子，喂下了第一份疫苗。“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吃，这不大仗义。”

1960年底，首批500万人份活疫苗在11个城市推广。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但还有一个难题横亘在前方。当时中国没有冷链运输系统，液体疫苗难以保持活性，无法运到偏远农村和山区。

两年后，顾方舟从滚元宵中获得了灵感，用奶粉、奶油、葡萄糖等做辅料，将液体疫苗滚入糖中，糖丸剂型应运而生，可以在常温下保存多日。一颗小小的糖丸，终于翻山越岭，抵达了祖国偏僻的各个乡村。

1964年，顾方舟将全家接到了昆明。妻子李以莞带着孩子和婆婆，陪着他在那片荒山上，一待就是7年。在顾方舟举家搬往昆明的同一年，糖丸在全国推开。从束手无策到大规模免疫，一共不到十年。顾方舟后来常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但人们并不知道，这颗糖丸背后，站着一个怎样的人。

学生心中的丰碑

在女儿顾晓曼的眼里，父亲“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份慈祥，陌生的是那个在家少言寡语、脑子里只有工作的身影。“他工作太忙了，花在我们身上的时间很少，小时候觉得很孤单。”直到长大，她才渐渐明白，父亲的沉默里藏着一代人的使命。

顾方舟对生活毫无要求，妻子做饭不好吃，他从不挑剔。他是宁波人，唯一的“讲究”就是喜欢吃汤圆和咸带鱼。他爱音乐，兴致来了会唱苏联老歌，交谊舞也跳得不错。但这些“闲情逸致”，在他的人生中只占极小的篇幅。大部分时间，他的生活被工作塞满。

他从不因成绩批评孩子，却绝不允许撒谎、打人。女儿最怕听到一句话：“晓曼你过来，咱俩谈谈。”这句开场白，往往意味着“出事了”。有一次，他给正值青春期的女儿写了一张字条：“我原谅你昨天的事，也请你原谅我的家长作风……我有错，错在我花在你身上的时间太少。我们太自私了，为了事业牺牲了孩子。”

这份牺牲，妻子李以莞也默默承受了一辈子。新婚第五天，顾方舟就去了苏联，一去四年。后来举家迁往昆明，她只说了一个“行”字。顾方舟的母亲也从北京跟到昆明，最终在那里病逝。顾方舟晚年说起这件事，哽咽得说不出话——那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6月14日，活动现场，顾方舟之女顾晓曼女士读信追忆父亲家风传承。王宁摄

如果说家人眼中的顾方舟是沉默的、歉疚的，那在学生眼中，他则是一座山。

“在顾老师所有的学生里，我是跟他接触最多的。三十多年过去了，提起老师，就一个字：‘怕’。”说这话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小忠。1993年，他成为顾方舟的博士生。那时顾方舟刚从院校长的位子上退下来，终于有了更多时间带学生。

彭小忠记忆里的顾老，从不批评谁，也从不表扬谁。他的“严厉”只对事不对人，一个实验数据不准，必须重做；所有知识，必须把握得分毫不差。这种“怕”，不是畏惧，是敬畏，对科学的敬畏，对“为人民做实事”的敬重。

2013年，彭小忠出任副所长，顾方舟只说了一句：“肩上的担子很重，要潜下心来服务于研究所的发展。”2014年，师徒同台领奖，彭小忠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顾方舟，笑着凑近说：“老师，今天咱们师徒俩都获奖了。”顾方舟当即回了一句：“你不许骄傲。”

晚年的顾方舟住在医院里，每次彭小忠去探望，聊得最多的不是病情，而是科研进展：“医科院的科研怎么样了？你所在院所的研究如何？最近国际上又有哪些新前沿？”

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如今，彭小忠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讲授医学病毒学。课堂上，他常给学生看两张图片：一张是1988年入职时领到的顾方舟编著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书页已经泛黄；另一张写着九个字：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

正是这种从家庭到师门、一脉相承的精神力量，支撑着顾方舟开创的糖丸事业走过了六十多年。而那粒小小的糖丸，也从未停止进化的脚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顾方舟院长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办公室。国家图书馆供图

一颗糖丸的六十年与“最后一公里”

消灭一种疾病，从来不是一代人的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净思介绍，顾老研发的疫苗最初是单价的，三个型别之间没有交叉保护，完成全程免疫要三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研究者将不同型别合并，反复调试剂量找到免疫平衡点；80年代，三价疫苗面世。进入新世纪，又用更安全的人二倍体细胞替代了猴肾细胞。“现在小朋友吃的糖丸，比我们那一代人更加安全。”

2015年，全球消灭了Ⅱ型脊灰野病毒。我国按照世界卫生组织《2013-2018年全球消灭脊灰终结计划》的要求调整策略，2016年5月1日起停用三价口服减毒活疫苗，改用Ⅰ型Ⅲ型二价口服减毒活疫苗。2020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2+2”免疫程序——先打2针灭活疫苗（注射），再口服2剂二价减毒活疫苗（糖丸或滴剂）。序贯免疫安全性更高了，肠道黏膜免疫的优势也保留了下来。

然而挑战远未结束。2000年我国被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为“无脊灰国家”，但这不等于“零风险”。全球仍有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存在脊灰野病毒流行，两国都是我国邻国。2011年，野病毒输入新疆，敲响了警钟。此外，活疫苗病毒在肠道繁殖后排出体外，在极低概率情况下可能发生基因变异，造成疫苗衍生病例。

在疫苗的每一次迭代中，顾方舟始终是那个“定盘星”。随着我国实现无脊灰状态，研究所糖丸的供应压力大大减轻，2004年，研究所启动人二倍体细胞替代猴肾细胞生产脊灰减毒活疫苗的研究工作，杨净思专程向顾方舟汇报。此后每一次重大调整，他都一一详陈，每次都得到顾老的指导与肯定。

在顾方舟看来，脊髓灰质炎防疫的工作，就是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国消灭脊灰后，还有全球消灭的目标，”他对杨净思说，“你们大胆去做，有什么不懂的来问我，我都给你们作指导。”顾方舟不但说到，还亲自参加研究所自主研制的赛宾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每期临床试验总结会

“顾老一生只做‘一件事’。这项甜蜜的事业，也是我们研究所68年来只做的‘一件事’-——彻底消灭脊灰。一代代人接续努力，没有停歇。”杨净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