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去不少旅游古镇，都能见到打扮得干干净净的黄包车，拉着游客慢悠悠逛景点，算得上是个挺舒服的营生。可放在八九十年前的民国，拉黄包车完全是拿命换一口饭吃。当时大半个中国的城市街巷，全靠这群车夫的腿撑着交通，可他们平均寿命连四十岁都到不了，这群人拼了一辈子，最大的念想就是有辆自己的黄包车，大半人到死都没摸到。
清末黄包车从日本传入中国，那时候北方老城胡同窄，马车转不开身，电车又修不起，轻巧灵便成本还低的黄包车，刚好卡进了老城市的缝隙里。大大小小的车行很快就开了起来，有钱老板批量买车，再转手租出去，靠收租金躺着赚钱。想拉车的人得从车行租车，每天一睁眼就欠了车钱，不拉够数连饭都吃不上。
拉车的不都是天生出身寒微，有破产失地的农民，也有原本养尊处优的破落贵族，只要握住车把的那一刻，过去的所有身份就都不算数，只剩下一个统一的称呼“拉车的”。这套层层抽成的租赁制度，把车夫榨得一点不剩。车夫每天从早跑到晚，刨去给车行的租子、给包头的抽成，再扣掉自己吃饭的钱，剩下来的刚够一家人不饿死。遇上刮风下雨没客人，或者生病跑不了，欠的租子很快就堆成山，说不定还会被收走车，直接断了活路。
大部分车夫都住车棚旁边搭的破阁楼，房顶矮得直不起腰，夏天闷得像蒸笼，冬天到处漏风，几十个人挤在一层木板上，翻个身整栋楼都吱呀乱响。吃饭更没个保障，早上稀粥就咸菜，中午能蹭上客人一碗面都算开荤，晚上大多是冷馒头就凉水，不少人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饿了就抽口旱烟顶一顶。衣服鞋子全是补丁，夏天的褂子永远被汗浸透，冬天的棉袄棉絮都露在外头，鞋底磨穿了就捆上麻绳接着穿，买双新鞋得攒大半个月。
一天十几个小时在路上跑，风里来雨里去，腰腿病肺病都是常见病，压根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和社保可言。生病也不敢歇，歇一天就断一天收入，真要是扛不住倒下了，一家子都跟着挨饿。当年实打实的社会调查就明明白白记着，这群车夫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大部分人没等攒够买车钱，身体先垮了，人也就没了。
说起民国车夫，大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祥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不用交租，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以为有了车就能慢慢熬出头。这个愿望真不是老舍凭空编出来的，那时候几乎每个车夫都做过这个梦，天天把赚的铜板塞到床板缝里，就盼着哪天攒够了钱能去车行提车。可现实太硬，别说遇上抢车破财的意外，就算平平淡淡过，层层盘剥下来，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身体垮掉的速度，这个小小的愿望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遥不可及的泡影。
说起来有意思，当年拉车的队伍里还有个当过王爷的，就是清末的克勤郡王晏森。他家是清初传下来的铁帽子王，世袭罔替，王府就在北京西单，从前出门都是八抬大轿，风光得不行。清朝灭亡之后，贵族的俸禄没了，他坐吃山空，卖了王府卖庄田，最后啥都卖完了，只能上街拉黄包车谋生。消息传开之后，不少人专门去坐他的车，就为了凑个“坐过王爷拉的车”的谈资，有人问他拉车啥感受，他只说拉得动就拉，一句话说尽了身份落差里的无奈。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东北，被当时在伪满洲国的溥仪知道了。溥仪不想让旧王室的人在街上拉车丢面子，就派人把晏森接去了东北，给了个闲职养活。晏森就这样结束了拉车生涯，可就算不用拉车，他这辈子的大起大落，也早就成了老北京街头聊不完的段子，成了清朝贵族没落的最好注脚。普通车夫没他这样的退路，只能攥着车把一直跑到跑不动为止。
黄包车的黄金时代也就民国那几十年，后来城市路修宽了，电车汽车慢慢多了，黄包车就越来越不吃香。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的城市交通体系建起来，黄包车也就慢慢退出了日常交通的舞台，后来偶尔出现，也都是给游客体验用的，拉车的也不用再拿命换饭了。可当年那群拼尽全力拉车的人，渐渐没多少人记得了。他们是中国城市近代化最实在的垫脚石，用自己的身体把城市拖进了新时代，自己却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几个。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民国黄包车夫的生存变迁》 人民文学出版社 《骆驼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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