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的厦门港，雨下得很大。
渔行口广场上积了水，地面泥泞，空气里混着潮湿和血腥的味道。
几个民兵刚走，四具尸体倒在那儿，没人敢靠近。
可第二天一早，尸体只剩三具。
这事儿，谁都没想到。
民兵慌了，他们本来就不是正规军，临时被拉来处理这次“任务”。
前一天晚上，命令下得急，说是有四个地下党，得处理掉。
他们照做了，照着每人打了好几枪，没细看。
打完就跑，想着天亮再来收拾残局。
可谁知道，一夜之间，竟少了一个人。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年是1930年，7月21号晚上。
厦门正处于风声鹤唳的局势里。
国民党在福建沿海加紧“清共”，地下党组织已经被盯得很紧。
傅有智，就是那夜“被处理”的四人之一。
年纪不大，才19岁，是中共在厦门发展的年轻骨干。
几天前，他参与了一次打击盐税局的行动，行动失败后被捕。
那时候敌人对他很有兴趣。
看他年轻，以为好拿捏，审讯的时候软硬兼施。
先用话套：“你年纪轻轻，不想死吧？只要说出来，保你吃香喝辣。”傅有智只是冷笑。
接着就是刑，一天比一天狠。
脚踝打断，手指撬开，电刑、灌辣水、吊打……没有一样是轻的。
但他说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同志的名字，我一个也不会说。”
这句话，值命。
敌人最终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干脆送去执行。
可他们没想到，傅有智命硬。
那天晚上，他确实被打中五枪，但都避开了要害。
血流得多，人昏过去了，看着像是死了。
等到雨水一浇，半夜他醒了过来。
醒来时天还黑着，他喘不过气，浑身上下像被撕裂了一样疼。
他挣扎着爬到墙角，用墙皮蹭断了绑在手上的绳子。
那时候的厦门港，夜里连狗都不敢出声。
他拖着伤，走了几百米，没被发现。
他没去别处，去了厦门港一个远房亲戚家。
那亲戚是个稳妥人，见他这副样子，先吓了一跳，随后什么也没问，赶紧帮他处理伤口、换了衣服，然后连夜送他上山躲起来。
那段时间几乎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偶尔听到消息也是支离破碎的。
几天后，他又辗转去了鼓浪屿，找上了他的三嫂。
那是个明理的农村妇女，听说他还活着，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把他接回家，藏了起来，一边照顾他养伤，一边帮他联系组织。
这种事儿，放在当时不算少见，但能活下来的，真不多。
养好伤后，傅有智没躲。
他回了安溪老家，重新找上党组织。
那几年，安溪的革命活动开始活跃起来，群众基础也不错。
傅有智从头干起，很快就成了红二支队的骨干，带着人打土豪、查敌探、宣传抗租减息政策。
安溪的地主，听到他名字都发怵。
可敌人也没闲着。
他们知道傅有智还活着，一直在查他的踪迹。
可傅有智行踪一向隐秘，敌人拿他没办法。
直到1933年夏天，敌人换了种方式。
他们让一个叫王观兰的民军副营长装作投诚，甚至伪造了一份通缉令，表示“王已叛逃”，要从内部瓦解红二支队。
王观兰演得像模像样，傅有智等人信了。
几次接触之后，敌人约他们去温泉村“谈编制、合并的事”，说是要正式接受他们加入。
那天是8月初，他们去了青云楼。
结果刚进门，埋伏的敌人立刻动手。
傅有智和其他几名骨干被当场抓住，之后无声无息地被秘密处决。
没有墓碑，没有公示，什么都没有。
等组织反应过来，已经晚了。
说起来，傅有智活得不久。19岁被捕，23岁牺牲。
但这中间的四年，他几乎是靠着一股气活下来的。
他没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留下照片。
后来安溪有人提起他，只说：“那是个不肯低头的人。”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那样叫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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