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把文件推过来的时候，窗外的雨敲在玻璃上。
一下一下的，像催我快点做决定。
我抬头看了苏仁杰一眼。他坐在对面，枯瘦的手正在把一张银行卡从桌面上推过来。动作很慢，像是推一块搬不动的石头。
“证给你了，钱也留给你。”
他说话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菜市场讲价。
“咱俩往后就别再见面了。”
我愣在那里，钢笔举在半空中，一个字也写不进去。
他站起来，拖出脚边那个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很轻的话。
我发誓我听清了。
“我怕明年这个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你了。”
门关上了。我追到楼下，雨里只看见出租车的尾灯越来越模糊。
手机响了一声。
律师发来的短信只有几个字：“苏仁杰先生，阿尔茨海默症，中期。”
我攥着手机站在雨里，浑身湿透。
01
遇见苏仁杰之前，我在伦敦的华人区端了整整三年盘子。
那家中餐馆叫“福满楼”，老板姓陈，四十多岁，秃顶，脾气差，每个月发工资都拖几天。
我们这些打黑工的根本不敢吭声，一出事他就拿遣送威胁。
那三年，我住在地下室里，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电饭锅。每天早晨六点出门，半夜十二点回来，累得连澡都不想洗。
我妈卢秀珍每次打电话都说：“坚持坚持，熬出头就好了。”
可什么是“熬出头”呢？
我今年二十六了。留学签证马上就要到期。回国？我妈把全部积蓄都砸在我身上了，县城的房子都卖了。我回去怎么交代？
那天晚上，我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一条广告。
“寻找老伴。74岁，有房，有绿卡，无子女。女方只要愿意即可。本人已定晚期，恕不隐瞒。”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74岁。晚期。
我算了一笔账：顶多一两年的事。换一张绿卡，一套房子，后半辈子不用愁了。
划算。
我存了那个号码。
犹豫了三天，第四天我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一个很老的男声，说话很慢，但条理清楚：“星期天下午两点，唐人街的茶馆。你到了报我名字就行。”
他叫苏仁杰。
星期天下午，我去了那家茶馆。
很老式的店，门口挂着褪色的红灯笼，里面坐着清一色的老人。我找了半天才看见角落里的那个人。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瘦，背挺得很直。脸上的皱纹很深，但不是那种慈祥的老人的皱纹，是不爱笑的那种人硬挤出来的痕迹。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他先推过来一张纸。
是一份体检报告。扫了一眼：阿尔茨海默症早期，高血压，冠心病。
他说得很坦白：“我没骗你。这个病，治不好。可能半年，可能一年，也可能拖个三五年。”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又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快死了，想捡个现成的便宜？”
我脸一下子红了。
“正常。”他没等我回答，自己接上了，“这世上想占便宜的人多得很。我不介意被人占便宜，但有些话我得说清楚。”
他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
“第一，我死了遗产归你。第二，领了证你住你的我住我的，我不碰你。第三，不办酒，不照相，不要跟你家里人说。”
我愣住了：“为什么？”
“因为我没脸见人。”他放下杯子，“一个七十多岁的糟老头子，娶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你觉得这说出去好听？”
我无话可说。
“你要是没意见，下个星期去领证。”他站起来，“不用交朋友，不用了解我。你不是我老伴，你是我给自己买的一份保险。”
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茶馆里。
那份茶他付了钱。
02
一个星期后，我们去民政局领了证。
整个过程很快，像办签证。工作人员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但那个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
薄薄一张纸，我和一个陌生老头成了合法夫妻。
回家的路上，我走在他后面。他走得很慢，背微微佝偻着，每走几步就停下来歇一歇。
我想过去扶他，他躲开了。
“不用。”他说，“我自己能走。”
他住在伦敦郊区的一栋二层小楼里，红砖墙，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房子很旧，但收拾得很干净。
他指了指一楼最里面那间：“我住这间。”
又指了指楼上：“你住三楼，随便选。”
我提着行李上了楼。三楼有两间卧室，一间空着，一间堆满了旧纸箱。我选了空的那间，把门关上，坐在床上，看了看四周。
灰白色的墙，一张单人床，一个老式衣柜，窗户外面能看到后院的一棵苹果树。
这就是我未来一两年的家了。
头几天，我们在一个屋檐下几乎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每天早晨六点准时起床，雷打不动地去阳台给一盆君子兰浇水，然后坐在客厅里看报纸。
我在楼上睡到自然醒，饿了就下楼找东西吃。
冰箱里永远有菜，但他从来不跟我一起吃饭。他吃饭很规律，早上一碗粥，中午面条，晚上随便对付对付。
我有时候做饭，做好了想叫他一起吃，他总是摆摆手：“你吃你的，不用管我。”
有天下雨，我下楼倒水，经过他书房门口，听见里面传来压低的声音。我凑近了听，像是他在跟谁说话。
“秀贞，我对不起你……”
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秀贞。
我想了想，可能是他以前的老伴。资料上写他老婆二十多年前就过世了。大概是做梦梦见了吧。
我没多想，端着水上楼了。
又过了几天，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不怎么出门，有时候一整天都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对着窗户发呆。我经过的时候，看见他面前摊着一本旧影集，里面夹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圆脸，扎着两根辫子，笑得很腼腆。
我猜那个就是秀贞。
还有一次，我半夜下楼喝水，看见客厅的灯亮着。
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只老式的梅花手表，翻来覆去地看。那块表表盘上有裂纹，指针已经停了。
我走过去：“你还没睡？”
他吓了一跳，把表攥进手心，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睡不着。”他说，“年纪大了，觉少。”
我什么也没说，倒完水上楼了。
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在看那块表，眼神很空，不知道在想什么。
03
搬进去第二周，一个坏消息来了。
我妈打视频电话过来，问我在国外怎么样了。
我坐在床上，犹豫了半天，终于是没敢说实话。
“挺好的，妈。”我说，“工作也稳定了。”
“有没有交男朋友？”她问我。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年纪不小了，别光顾着工作。”她开始唠叨，“要是遇到合适的，就处一处。咱家虽然条件不好，但也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你的。”
我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看窗外的苹果树发呆。
这事不可能瞒她一辈子。可我说不出口。
我妈那个人，最要面子。要是知道我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她估计能直接气死。
算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日子慢慢过下去，我渐渐摸清了苏仁杰的生活规律。
他每天六点起床，先给君子兰浇水。那盆君子兰是他从国内带来的，养了十几年，每年都开花。他每次浇水都念叨几句话，声音很小，听不清。
上午他会看报纸，用一支红笔在上面圈圈画画，像是在找什么。
下午不出门，就坐在书房里翻东西。他有一个棕色皮箱，锁得很严实，从来不让我碰。
有一次我下楼，看见他翻那口箱子，里面装的全是信，用橡皮筋捆着一摞一摞的，纸质已经发黄了。
我好奇地问了一句：“那是什么？”
他立刻把箱子合上了，脸色很不好看。
“没什么。”他说，“都是些旧东西。”
我没再问。
搬进去的第十七天，保姆来家里打扫卫生，我趁苏仁杰出门散步的空当，跟保姆聊了几句。
保姆姓陈，是华人，五十多岁，在苏仁杰家干了快十年。
“苏先生以前是做翻译的？”我随口问。
“对，”保姆说，“在政府机构做，退休好多年了。”
“他老婆呢？”
“走了快三十年了。”保姆叹了口气，“听说走得很突然，心脏病，倒在厨房里。苏先生当时在外面上班，回来人都凉了。”
保姆顿了顿，压低声音说：“自从老婆走了以后，他就没再娶过。这么多年就一个人过，也没孩子。你不知道，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他这房子冷得像冰窖一样。”
“那他最近呢？”我问，“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保姆看了我一眼：“你也发现了？”
“他上周把眼镜放到冰箱里了。”
“这都不是一次两次了。”保姆说，“有时候我还得帮他找钥匙，找手机，找钱夹。他有时候站在厨房里发呆，好半天才想起来自己要干什么。”
我皱了皱眉。
“你跟他结婚，他知道吗？”保姆忽然问了我一句。
“知道。”
“那就好。”保姆点点头，没再多问。
那天晚上，我又听见他在书房里自言自语。
“秀贞，你在那边还好吗？”
“我对不起你。”
“我这辈子……”
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了。
我站在楼梯拐角，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这些悄悄话，他大概以为没人能听见吧。
04
领证的第二十二天，一个律师找上门来。
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白人，穿西装，戴眼镜，提着公文包。他敲开门，指名要见我。
“我是苏先生的律师，杰森·布朗。”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苏先生委托我起草一份文件。”
他打开公文包，抽出几页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看了看，是一份财产转让协议。
内容很简单：苏仁杰名下的一套房产，包括那栋小楼和所有存款，全部转赠给我，作为婚姻存续期间我履行了配偶义务的补偿。
我愣住了。
“苏先生什么时候让你起草的？”
“三个月前。”律师说。
“三个月前？”我不敢相信，“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
“我知道。”律师点点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在上面签字。继承关系在法律上就生效了。”
我拿着笔，手有点抖。
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给我？”
律师看了我一眼：“苏先生说，怕你不收。”
我没再追问。签字的时候，我看见苏仁杰站在楼上，隔着二楼的窗户看着我。
他的表情很平静，像在看一件已经完成的事。
我把笔放下：“他人呢？”
“苏先生今天一早出门了。”
“去哪了？”
“我不清楚。但他让我转告您一句话。”
我抬头看他。
“‘你自由了。’”
我抱着那份文件站在门口，只觉得喉咙发紧。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去医院拿检查结果。
医生告诉他，他的阿尔茨海默症已经进入中早期，记忆力会越来越差。可能半年，可能一年，就会彻底忘掉一切——包括他自己是谁。
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到傍晚了。
我坐在客厅等他。他一进门，我就要把那份协议递回去。
“我不要。”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走到沙发边坐下。
他拿出钥匙包，解开一个暗扣，抽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
“这里面有二十万英镑，是这栋房子的折价款。还有我这些年的积蓄。”
我把手背在身后：“我不缺钱。”
“你缺。”他看着我，“你缺的不是钱。你缺的是回去面对你妈的底气。”
他怎么会知道我缺什么？
“领证那天，你妈给你打电话，我听见了。”他慢慢说，“你说了五遍‘知道了’。你这个人，不撒谎的时候不说话，撒谎的时候才会说很多话。”
他站起来，把卡放在茶几上。
“拿着吧。我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让你走，是我唯一一件做对的事。”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哭了很久。
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我忽然发现，这个我当成交易对象的老人，看我的时间不长，看得却比我清楚。
05
律师来的第二天，苏仁杰收拾了行李。
我下楼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客厅了。茶几上摆着一个旧皮箱，就是他平时不让我碰的那口棕色箱子。
“走吧。”他说。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
外面的雨刚停，地上湿漉漉的，空气里有一股泥土味。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他。
“你要去哪？”
他把地址写在纸条上递给我。
“养老院。已经订好了。”
我盯着那张纸条。
“我不走。”我说，“我走了你怎么办？”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我不需要你。”
他提着箱子走下台阶，弯腰钻进出租车。
我追出去。
“等等——”
他摇下车窗，递出来一个信封。
“等你回去了再看。”
那辆黄灰色的出租车发动，缓缓驶远了。我一直站在门口，直到红色的尾灯彻底消失。
冷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寒颤。我低头看了一眼他塞过来的信封，上面只写了一行字，很简单的笔迹。
“打开前，想清楚。”
我撕开了信封口，里面是一封手写的信。开头写着：“乐欣，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了。我必须赶你走。我怕有一天，我会连你是谁都不记得了。”
“我怕我忘了我做过什么，也忘了这辈子欠谁的。所以趁我还能做主，我做了这个选择。”
“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错决定，但让你走，是我觉得最对的一个。”
“给你留的钱，不是买你陪我。是谢谢你成全了我。”
“走吧。回你妈身边去。”
我攥着那封信，站在门口，风吹得他的手写字迹微微发抖。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拖起行李箱，打了车。
去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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