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鄂东南地区第二次革命斗争回忆录》；阮贤榜将军《忆鄂东南土地革命斗争史实》；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史》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5年9月，江西永修县云居山深处，雨季刚刚过去，山道两侧的草木还挂着水珠，空气里有腐叶沤烂的湿气。
一个重伤未愈的男人，静静躺在村舍里，等着伤口慢慢愈合。
他的部队已经转移，身边只剩两名战士。
衣服还是那套打仗穿的，鞋底磨穿了，脸上有多处未愈的疤。
他不知道，门外有一双眼睛，盯着他已经很久了。
这个男人叫徐彦刚，28岁，四川开江人，曾是红军里让对手头痛的那种指挥官。
他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当过红三军军长，做过红一军团参谋长，这辈子打的仗足够他自豪一辈子。
他从枪炮里走过来，从无数次围剿里冲出来，没有倒在战场，却在这个被他依赖的山村里，消失了。
与此同时，在湘鄂赣另一片山头上，他的搭档方步舟还在带着残部苦撑。
这个湖北大冶人，从建党初期就在鄂东南摸爬滚打，是鄂东南苏区创始人之一，在那片土地上认识的人，数都数不清。
徐彦刚走后，他成了这支残军事实上的主心骨。
然而两年后的1937年3月，这个人做了一件让所有老战友都震惊的事。
又过了整整十二年，他又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这两件事，一件把他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另一件让他从那根柱子上，一步一步走了下来。
他究竟做了什么，如何走到那一步，又是凭什么走回来的——这是一段值得细细说清楚的历史。
[一]【从四川到井冈山：徐彦刚是什么来头】
先说徐彦刚这个人。
他1907年11月生于四川开江县，家境不算贫苦，读书读得不错。
1926年春，他考进了重庆中法大学，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在那个年代，算不上罕见的事——青年学生读了书、见了世界，很多人都在那几年走上了同一条路。
只是徐彦刚比一般人走得更快、更坚定。
1926年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重庆招生，徐彦刚考取后乘船东下武汉。
那一年他十九岁，刚刚入党没多久，就把书本放下，拿起了枪。
1927年9月，秋收起义爆发。
徐彦刚跟着队伍参加了起义，随后一路向井冈山转移。
上山之后，他受委派前往袁文才部做整编改造工作，担任该部副连长、连长，没过多久升任团参谋长。
在井冈山，他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1928年6月，龙源口一战，双方激烈争夺制高点，正是徐彦刚指挥所部一举捣毁了敌军的指挥中心，才让那场战斗的天平彻底倒向红军一侧。
紧接着，他又参与指挥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率部打退了来犯之敌。那
一场胜仗，后来被写进了诗里，传诵至今。
从井冈山走出来之后，徐彦刚的履历越来越厚实。
1930年，所部编入红六军，他任第三纵队队长；同年11月，调任红一军团红三军红九师师长。
1932年，在黄公略牺牲之后，他升任红三军军长。
那一年，他带着部队攻打安乐县城，又乘夜攻宜黄，俘敌三千余人，连番告捷，声名大振。
1933年1月，再升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参谋长的位置，在整个红军序列里属于核心层。那时候的徐彦刚，才二十六岁。
同年，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这是他政治履历上分量最重的一个头衔。
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向各苏区全面压进。湘鄂赣苏区地处偏僻，兵力单薄，形势危急。
中央决定从主力部队抽调一批精干干部去充实当地领导力量。
那年秋天，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门前，伟人和即将出发的四十余名干部一一握手道别。
轮到徐彦刚时，伟人端详着这个体格壮实、两眼炯炯有神的四川小伙子，问他多大了，叫什么。
徐彦刚回答：四川开江人，二十六岁。
旁边有人补充：他原是红一军团参谋长，才改任一军团二师师长。
伟人颔首，说了一番嘱托的话，大意是：你们以前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到了湘鄂赣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巩固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围剿，争取和中央苏区连成一片。
送别之后，两人再未相见。
徐彦刚带着命令奔赴湘鄂赣，担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
这一次调动，把他从中央红军的核心圈，送到了一块逐渐孤立、逐渐被压缩的边远根据地。
历史后来证明，这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他出发时，不可能想到这些。没有人能想到。
[二]【鄂东南来的方步舟：这个人的另一张底牌】
方步舟和徐彦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徐彦刚是中央空降下来的，资历深、来头大，是走过井冈山、打过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的"主力系"。
方步舟则是从鄂东南的泥土里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本地人，是湘鄂赣苏区生长出来的那棵老树根。
方步舟原名项升平，1900年生于湖北大冶，后来用母亲的姓氏造了化名方步舟。
他比徐彦刚大七岁，但在党内资历上反而稍晚一些——1927年才由人引荐入党。
从履历上看，方步舟在入党之前就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他在武汉读过外国语专门学校，受过正经的高等教育，这在当时的基层革命者里并不多见。
北伐战争期间，他被派回家乡大冶做征兵工作，并担任过大冶工业学校校长。
1927年，贺龙领导南昌起义，方步舟在大冶召集了七百余名青壮年，加入了贺龙部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就此踏上军旅之路。
潮汕暴动失败，起义军溃散，方步舟辗转回到湖北，与省委接上了头。组织把他派到鄂东南，和胡梓（即吴致民）一起在阳新、大冶、鄂城一带重新发展党组织、建立游击武装。
这项工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要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在各地大肆"清乡"，白色恐怖铺天盖地，方步舟和同伴们走遍了阳新、大冶、鄂城、通山各县的山山水水，挨村挨户地做工作，在生死线上一次次过关。
正是在这一段岁月里，方步舟在黄沙一带认识了阮芳华。
这个才貌双全的姑娘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也在若干年后，成了一根深深楔进他命运的钉子。
1929年起，随着鄂东南根据地逐步成形，方步舟的职务也一步步往上走：阳新县委书记、鄂东特委组织部长、中共鄂东南道委书记兼湘鄂赣省军区北路指挥部政委、红十七军政委、湘鄂赣省委巡视员、红十六师政委……
这每一个职务背后，都是他在那片土地上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信任。
阮贤榜将军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得很直白：方步舟是鄂东南苏区创始人之一，军政文武双全，在当时群众和红军中威望极高。
正因为如此，当徐彦刚从中央调来担任红十六师师长之后，方步舟担任政委，这个搭档组合并不是简单的职务分配，而是两种不同来路的人力量的互补——一个带来了主力红军的作战经验和中央的信任背书，另一个带来了这片土地上无可替代的人脉根基和群众基础。
彼此需要对方，这是他们能撑下去的原因之一。
然而1934年底，主力红军踏上长征，与湘鄂赣的联系从这一刻开始彻底中断。
各路中央派驻干部随队西行，湘鄂赣苏区从此变成了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孤岛。
红十六师，成了长江以南唯一一支还在坚持作战的红军主力师。
这一点不是比喻，是事实。
从那时起，中国东南部广大土地上，这支部队是孤立的，他们不知道长征走到了哪里，不知道陕北有没有站稳脚跟，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再和中央取得联系。
他们只知道：外面的包围圈每天都在收紧，而他们只能继续撑下去。
[三]【孤军死守：五千人打到了最后几十人】
红十六师鼎盛时期，人数超过五千，在湘鄂赣边区威名远扬。
长征之前的那段时间，方步舟和徐彦刚配合，打出了不少漂亮仗。
1935年元旦前后，方步舟率部在大源一带设伏，一举俘虏国民党武汉行营官兵二百余人；同年4月，又伏击成铁侠旅，激战数小时，俘敌五百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那时候的红十六师还有血气，还有后劲，每一仗都打得叫阵两边都知道。
然而主力一走，这支孤军的命运就不可逆转地急转直下了。
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军队不再需要追着长征队伍跑，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对付留下来的这些人。
对红十六师的清剿规模越来越大，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而红十六师这边得不到一粒补给、一支枪的援助，只能靠打仗来维持生存——打赢了有粮有枪，打输了就少一个人。
就在1934年底主力出发前后，红十六师为掩护苏区机关转移，与国民党三个师打了一场恶仗。
师长高咏生在那场战斗中被俘，押解途中虽机智脱身，但两只手臂已受重伤，无法自持，当夜在黑暗中跌落深水池，溺亡。
消息传来，没有时间悲痛。徐彦刚就此接过了红十六师师长的职务，接手的是一支已经在失血的队伍。
1935年，蒋介石再度调集重兵猛攻。
红十六师在修水、麦市河方向连续突围，每一次都是重大损失。
这一轮围剿打下来，最终只有数十人从大冶龙角山方向冲了出来，部队几乎打散。
几十个人。五千人的队伍，剩了几十个人。
靠着傅秋涛和方步舟等人日夜奔走收拢溃散人员，才在1936年1月前后重新聚拢了七十余人，继续打游击。
那段时间，连粮食都要靠战士们去山里挖野菜、偷摸向老乡借，枪支弹药更是匮乏到以颗计数的地步。
就是这种境况下，徐彦刚负了重伤。
具体是在哪一次战斗里受的伤，各方史料记载略有出入。
可以确定的是，到1935年夏秋之际，他已经无法随队行军。
伤口在山里根本没有条件处理，没有药，没有器械，只能靠最简陋的方式处置，而山里的潮湿和奔走，让伤情不可能好转。
队伍还要继续转移，他走不了。
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把他安置在江西永修县云居山附近一处村落，留下警卫员和卫生员陪着，嘱咐当地人帮忙照看。
那时候敌军天天进山搜查，山里的环境极其险恶。
徐彦刚一边忍着伤痛，一边仍在坚持通过留守战士联络外部情况，没有停止。
1935年9月，他遭到歹徒杀害。
杀人者是当地一个叫黄盛彬的人，带着两个兄弟动的手。
动机是向国民党邀功请赏，换取悬赏的钱。
一个参加过秋收起义、打过黄洋界保卫战、当过红三军军长、做过红一军团参谋长、当选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的人，没有死在枪炮之下，没有死在战场，死在了一个普通山村里，死在了乱世中蝇营狗苟的算计之下。
他二十八岁。
这件事之后，方步舟带着剩余的人继续在山里熬。
这一边，傅秋涛作为湘鄂赣省委书记继续主持大局；那一边，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军大批兵力被抽调向南，湘鄂赣这块地方的围剿压力骤然减轻，方步舟和傅秋涛抓住喘息机会，第二次重建红十六师，把队伍重新拉到了千余人的规模。
1936年8月，方步舟率部歼灭地方保安团两个营，缴获步枪六百支、重机枪三挺；11月，攻入瑞昌县，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革命同志一百余人。
队伍在逐步壮大，根据地的形势也相对稳定下来。
这是方步舟以独立师长身份主持局面之后，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时光。
但谁都不知道，平静的背面，另一场更猛烈的风暴已经在路上了。
[四]【1937年3月：那一夜的出走】
徐彦刚走后，湘鄂赣苏区的处境没有变好，反而以一种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速度继续恶化。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表面上走向合作，停止内战。
但在偏远山区，这份停战是名义上的，蒋介石对留在长江以南各苏区红军武装力量的清剿命令，实际上从来没有停过。
1937年1月，方步舟奉命率红十六师从通城白霓桥之敌撤出后，向大幕山方向转移，准备在黄沙的梅田一带休整，等待省委到来。
他的妻子阮芳华，那时候随侦察连从咸宁向梅田方向赶来。
阮芳华已经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跋涉，走的是山间小道。
没有人知道，国民党军新第八师整整一个团，也在同一时间赶向梅田。
两支队伍在那个地方撞上了，完全没有防备。
战斗一打响，形势立刻明朗：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红十六师在那场遭遇战中伤亡过半。
阮芳华在战斗中受伤，被俘。
撤出战场之后，方步舟率余部到山界与省委会合。等待他的不是安慰，是一场问责。
湘鄂赣省委书记傅秋涛主持召开会议，以指挥不力为由，撤销方步舟的师长职务，同时开除党籍。
方步舟不服，与傅秋涛当场争论，认为那场失利有客观原因，梅田遭遇战是中了对方的埋伏，非战之罪，不该全部压在他头上。
但意见没有被采纳，处分维持原决定。
这个结果落下，方步舟心里的某根弦断了。
他在出生入死里打了这么多年，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倒下，熬过了最黑暗的那几年，等来的是撤职和开除党籍——组织认定他"指挥不力"。
这道处分，对于一个把所有都押进去的人来说，不是一纸公文，是一把刀。
然后，敌人那边的信来了。
内容直截了当：阮芳华在我们手里，她受了伤，孩子快出生了，你若不投降，她和孩子都没命。
职务没了，党籍没了，妻子和孩子的命悬在敌人手里。
这三件事，同时压下来。
1937年3月21日，深夜，方步舟一个人，带着枪，走出了驻地，消失在黑暗里。
没有通知任何人，没有留下任何话。
五天后，1937年3月26日，他在湖北通城，向国民党军第121师投降。
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剩余的战士全都不敢相信。
方步舟的叛变，打出了一个连锁反应，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更猛烈。
他把红十六师的行军路线交代给了国民党，对方据此调集重兵，实施精准围剿。
原本已经只剩千余人的队伍，再次陷入重围，最终仅有两百余人突出重围。
此后，代师长冯育云、湘鄂赣军区参谋长张玉清、政治部主任方天宝，相继效仿投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遭受了最惨烈的一次清洗，局面几近崩溃。
这是方步舟这一步走出去的代价。
而当所有人以为方步舟已经彻底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时，这个人的每一步，却始终像是在走一条谁都看不懂的路。直到1949年4月，一个惊天计划骤然曝光，当那份密谋在军中传开，人们才如梦初醒般意识到，在这十二年里，他从没有放下过什么......
热门跟贴